“大學里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學生，外國語文系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這是錢鐘書先生《圍城》中的一段。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慶祝北大教育學科恢復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先生發言伊始，便念了《圍城》中的這段話，引起了會場一陣笑聲。這笑聲，不知是因為錢鐘書小說的幽默、詼諧，還是因為在場的教育學者們從中品味到了尷尬、苦澀而自嘲。孫霄兵先生顯然意不在噱頭，而是由此導出了教育學與其他社會學科的關系問題。他認為，在教育功能日益見重的當今社會，教育學要發揮其作用，就要站在人的立場、站在人的全面發展的立場，帶動所有的社會學科，去研究教育現象和問題，從而才能走到社會科學的學術前沿。
　　孫先生的發言讓我思忖了好一陣子。筆者只親耳聽到過某些政府官員對教育研究的嘲諷，聽到過某大學校長對教育學科的鄙夷，筆耕文化傳播，也聽到過一些“重要”學科大牌教授對教育學者的不屑，倒還真沒有聽到過政府官員、大學校長、學術大腕這樣“抬舉”教育研究和教育學科，甚至也沒有聽到過教育研究者這樣看待所從事的事業、這樣對未來充滿信心。細細思量，那些瞧不起教育學科、教育研究、教育學者的人，大概并不完全是錢鐘書筆下20世紀30年代大學校園中文人相輕的文化心態，可能是由于他們覺得教育學還不“科學”，教育學者搞出來的東西不管用；也可能是由于他們覺得不搞教育學照樣能論教育、治教育，他們比教育學者更懂教育實際。這正是中國教育學科或者說中國教育的悲哀所在。其實，他們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前提，教育學是成人之學，并不是用科學就可以解釋的，也不是憑經驗就可以洞徹的。
　　200多年前，德國大哲學家康德就指出：“教育在造就人。”他最早在大學開設了教育學講座，出版了《論教育》�？档碌淖詈笠徊恐鳌秾嵱萌祟悓W》，有學者認為是康德教育學的第二核心。顯而易見，康德是從人的本質意義上去闡釋教育價值的。遺憾的是，在教育學不斷被“科學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失去了對“人”的觀照。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在《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中有一句話：“教育——這首先是人學！”可以說就是對教育學“目中無人”的批判。人乃萬物之靈，既是生命現象，又是社會現象，也是文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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