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話語、權力、翻譯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讓當代文藝理論走出了純理論的思辨，走向更大的文化語境和文藝活動實踐中去。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學科性質，每一種學術性學科都能從他那里得到某種啟發。它給翻譯研究也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轉變了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

　　福柯主張破除結構主義符號系統論，側重從話語分析的文化史視角進行研究。這里的話語并非索緒爾的言語它不是指個人的語言實踐或表達方式，而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是對某一特定的認知領域和認知活動的語言表述，但又不等同于索緒爾的語言因而它不是指一種抽象語法規則，而是一種制約的語言應用，且體現意識形態的語義，是一種政治語義學范疇。

　　福柯所理解的權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也有元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也有思想、宗教的影響。這些都可以視為權力，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們左右著人們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在福柯那里，話語也就自然成了權力的表現形式，所有權力都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話語不僅是施展權力的工具，同是也是掌握權力的關鍵，權力與話語不可分割。這些話語組合起來就形成一個繽密的網，它控制、駕馭著社會成員的思維行動以及組織規范或條例使社會所有活動都受到這種特定的話語定義的限制。

　　二.話語權力理論的借鑒意義權力話語理論給翻譯界帶來了一場深刻的革命，為翻譯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如果說話語也是一種權力，那么翻譯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為某一目的對原文進行的操控，任何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原文的改寫而不是原文的再現或模仿。也正是在這種思想啟發下，筆耕論文新浪博客，當代西方的許多翻譯研究者如Theo Hennans、Gideon TourvAndreLefevere等人開始從全新的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他們放棄了原文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把翻譯研究放到社會、文化等大背景下展開研究。這種研究使翻譯從語言學與文藝學的從屬地位中獨立出來，也擺脫了以原文文本為中心的陰影，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域，加深了人們對翻譯活動本質的認識。

　　對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語言的層面，必須不斷返回個人經驗和特殊環境中去。這種特殊環境是與權力結構關聯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認為歷史是文學參與其間，并使文學與政治，個人與群體，社會權威與它異權力相激相蕩的作用力場 2。任何文化活動都有它自身的游戲規則和運作策略游戲者無不受到這些規則的擺布。在文化生產場內，游戲在復雜的角色關系中進行，不同的角色之間構成不同的位置和力量，而文化或文學藝術說到底乃是這些角色之間進行符號斗爭和實施個人策略的場所。所謂斗爭，意指對權力(包括詞語的權力或命名的權力等)的爭奪;而所謂策略，則是指藉此獲得象征(符號)資本的積累。 3文化主題在場內所進行的活動，歸根到底是對場內文化資本或資源的爭奪，資本的多寡決定了位置和權力的高低。因此，為了占據有利位置，文化主體要么傾向于積極地把自己引向對資本分布的維護.要么就是顛覆這種分布。 4在翻洋的背后隱現著各種權力話語，話語的霸權與顛覆無所不在。翻譯是一種基于建構事實的跨文化和跨語際的表述或再現行為，在表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的不平等現象和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已翻譯的最終目的是出于實踐，也就是翻譯承載的思想觀念在另一種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被移植、表述并形成話語權力之作為譯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既要吃透原文諸多方面的內容，也不能完全脫離自己所處的社會關系與歷史環境，網此他的一系列活動，從對譯著材料的篩選與抉擇，到對翻譯行為的衡量與把握，都受到社會政治的影響和權力話語的制約。

　　三.話語權力與翻譯策略的選擇翻譯過程中譯者與作者的視域融合和對話后形成的譯本既不可能是作者的獨白話語，也不可能是譯者的獨自話語;而是原語語言文化與譯人語語言文化的對話交流，是兩種語言文化的兼容、吸收、滲透、互相寬容，最終形成的譯文是兩種文化雜合的產物，是兩種文化權力斗爭調和的產物。譯者在操控譯文的雜合程度時，無疑受到原語和譯語權力話語的制約，在兩者的可接受性中間做出協調、權衡和抉擇.文雜合程度主要受權力話語和跨文化交際效果的制約。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無論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方法，還是對讀者的考慮，都不能忽視話語的權力制約。

　　翻譯過程的第一步是文本的選擇。

　　而選擇哪些作家與流派的作品來翻譯，明顯受到當時社會各種權力話語肉素，特別是歷史、文化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G解放后，我同的外同文學翻譯工作曾經有一個明確的宗旨.叫做為革命服務。當時茅后先生明確提出文學翻譯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由主管機關初各有關方面統一擬定計劃，組織力量，有方法、有步驟地來進行.. 6。

　　在那個時期，對翻譯文本的選擇，主要根據政治和藝術這兩個標準，而在這兩者中，政治是首位的o 7對英美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對象則要嚴格經過政治意識形態過濾器的過濾，岡此譯介擇取的范圍極為有限，主要集中在被認為具有進步性的作家，如杰克·倫敦、德萊寒、馬克·吐溫等，因為他們的作品，如《馬T·伊登上《深淵里的人們》、《嘉莉妹妹》等反映無產階級生活狀況，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生活遭遇，揭示資本主義國家黑暗一面，所以才可以被譯介。

　　翻譯方法的確定主要受到作用于譯者頭腦中的一些隱形權力話語，如他的教育傳統、文化習俗、知識結構、審美情趣、價值取向甚至翻譯目的等等的控制。正是在這種權力話語下，譯者在翻譯中，不是刻意借著各種操縱手段，利用i譯手作表達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就是不想在譯作里傳遞自己不能接受的意識形態0 8事實上，在翻譯中對原作的忠實再現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對等性。一種語言是一個民族思維結構的外現，它也內在地制約著操此語言的人對世界的理解。用一句名言概括就是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例如在薩義德看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就是通過文本(大多為翻譯文本)建構起來的，東方必須經過西方人的表述(翻譯)之后才能成為理論上的實體。因此從來不存在一個純粹的、絕對的東方，只有一個需要借助文本和權威闡釋來表述的東方。四結語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使我們對翻譯的本質的認識更加清晰、深刻:翻譯并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行為，也不是→種純粹的文本間的等值轉換和替代，翻譯是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在另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中的改造、變形或再創造。翻譯工作者要將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進而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當然，我們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權行為極端的采取閉關鎖國政策，一味排斥西方文明，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學的發展C我們所要倡導的是在對各種文化的差異給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賞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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