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語新文學界，文學評論一直得到足夠的重視，幾乎任何時代都有重要的文學評論現象出現并施展其一定的影響。文學評論的建樹也與文學創作的收獲一樣，納入了各種文學史考察范疇。這就說明，文學評論從來就不應該是從文學創作那里衍生出來的，文學評論在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上有著自己無可置疑的獨立性。然而，正因為這樣的獨立性，圍繞著文學評論所暴露或衍生出來的問題便一向很多，并且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對于這些問題，需要進行理論的考察和論辯，而從文學評論的文體形態和主體意態這兩方面論證，可以為當代文學評論的發展前景提供一種理論探討。
　　一、評論與文明的歷史
　　文學評論是一種批評的文明形態，而批評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文化功能的體現。人類文明有創造本能，也有議述功能。所謂議述功能，即對于事物進行敘述，進行評議，以達到交流與評價的目的。后來的各種批評，包括文學評論，都是這種議述功能的體現。當然這是一種文化功能，不能說是本能，也就是說，議論和陳述往往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所產生的然而也是不可遏止的要求。人們可以進行文明批評，社會批評，也可以進行審美批評和文學評論。與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相比較，文學評論和審美批評超脫甚至可以遠離一定的社會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種特別明顯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與某種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內涵會比較豐富，學理可以較為深入，作為批評文體可能也容易體現出批評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評，都往往可以舉文學評論的示例供言說。
　　批評可以看作是人類初期文明敘事的申述與概括，在文學意義上也是如此。中國上古時代的詩歌《擊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這確實來自于上古的先民，則這首歌典型地表現了原初敘述與批評（議論）的關系：前四句是一般敘事，最后一句卻是申述和議論，具有某種傳達價值觀念的批評功能：“帝力于我何有哉？”表達了一種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價值觀，包含著對王權的批判和對自由境界的肯定，這樣的人生觀和意識情調，在人類文明的上古時代非常難得，代表著一種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審美自覺。這樣的境界和自覺是通過議論和批評的方式以及語調傳達出來的，顯然，如果光是敘述，很難傳達這樣復雜的人生觀念和文明觀念。
　　只要帶著比較的意識省思古代的文化傳述，就會輕易地發現，作為原初形態的文學評論和藝術批評往往體現出比原初文學和原初藝術等等原初的創造物更加復雜和更加深厚，同時也可能更加富有境界的思想與精神。古代傳奇中關于“高山流水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故事，講述俞伯牙對鐘子期琴音的評論：“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就是一種高于當時音樂創作水平的批評之論，無論這批評之論是表述為“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列子），抑或表述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呂氏春秋》），相對而言都是一種很高水平的批評之論，也是相當有藝術魅力的批評。再如孔子關于《詩經》首章《關雎》的評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批評水平即便是在兩千年以后的今天看來，也具有登峰造極的思想力量和審美內涵。這樣的批評之論其語言傳達既極為美輪美奐，其思想力度也足以感人感己，毫無疑問包含著原初批評沖動的某種快感。
　　當然，并非上古時代的所有文學評論都會如此精深、準確而富有力度，其中也多含有一些看似正確其實并不科學的批評意見。《春秋公羊傳解詁·宣公卷十六·十有五年》中有這樣的概括與批評：“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以此解釋上古時代文學和歌謠產生的社會和心理契機。這種解釋有非常深刻和精切的判斷，如原初的“怨恨”說，可以成為文學評論和文學起源的基本學說。但“饑者歌其食”，就帶有某種主觀臆斷的意味。文學和藝術的起源與人生的余裕有直接的關系，魯迅即持有這樣的批評觀點。一個飯食無著的饑餓者不可能擁有足夠的余裕作而歌吟。其實古人早就注意到文學和藝術的起源與人生余裕之間的緊密聯系。《淮南子·道應訓》中有記：“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被后人如魯迅等推崇的“舉大木”說確乎印證了認同度非常高的關于文學藝術起源的“勞動說”，但更印證了文學藝術起源的余裕說。可接著通過翟煎的口，說出“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意思是說“文辯”不足以治國，文辯之類，應該發乎情而訴諸文字，但無關乎治國興禮。這就表明，文學藝術包括批評之類，可以遠離政治和社會管理，而且可以與禮儀文明拉開距離，它只可屬于文化事務。這是科學地、準確地、穩便地把握文學及文學評論與政治文本之間差異性的一種批評努力。
　　批評或者文辯，是人類文明到達一定程度之后必要的文化活動，體現著較為豐富的社會心理和人生內容，體現著文明社會普遍存在的議論和批評傾向。議論和批評的社會行為和文化功能發展和發達之后，迅速培養起人的思辨能力、表述能力和對事物的認知判斷能力，筆耕論文，這無疑會更大地促進人類的文明進步。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理解，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出的那句名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為什么“遠之事君”然后會跟著一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其實就是論說與文辯的需要，也就是在批評意義上進行表述的需要：如果將《詩經》中的鳥獸草木之名都信手拈來，信口道來，必然顯得言之鑿鑿，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力，能夠以強辯的姿態和實力顯示自己超卓的事君之能力。這確實是很重要的一種勢能。
　　這當然不是指一般的文學評論。這種在社會人生意義上甚至在世俗之用以以上的泛批評體現著人的社會價值實現的一種方式與途徑，體現著人們內在的一種申述、議論和論辯的欲望。如果說這樣的泛批評常常會令主體冒著巨大的風險，付出較大的代價，戰國時代的辯士雖然有腰懸六國帥印的赫赫榮耀，可也有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危險，那么，文學評論或者在文學范疇內的批評就安全得多，也自由得多。在文學尚未獨立為文學的時代，文學評論當然也就失去了獨立于其他泛批評的依據，這是人們從批評起源的意義上言說文學評論必然面臨的尷尬境地。不過，明白了泛批評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議述功能的必然結果，就能對各種批評包括文學評論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必然性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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