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對民商事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的關鍵和根基在于證據。證據充足與否影響著整個案件的事實審查,最終影響法院的裁判結果。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民商事案件“調查取證難”仍在未來長時間內持續存在。目前,依照訴訟發展的趨勢要求,是要進一步強調“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模式,當事人想要證明自己的主張,就應該對相關的證據進行調查,收集,保全并呈交到法庭上,并經過質證來達到目的,也就是說要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這樣的目的是提升當事人的舉證能力和舉證責任,要求法官從調查取證的活動中脫離出來,確保法官真正是站在“中立”位置參加庭審并做出判斷,避免裁判者先入為主形成對案件的主觀臆斷。在具體民商事案件中,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需要通過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來說明案情,但實踐中當事人取證遇到阻礙的現象比比皆是,這樣的結果不僅與法律明文規定的保障當事人的申請法院調取證據的權利背道而馳,同時也因為當事人無法舉證印證案件事實,導致案件實體的公正審理受到影響。隨著依法治國的理念深入人心,司法審判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人民法院的訴訟模式也發生了改變,法官主導的職權主義模式顯然已經無法適應現在日漸復雜的辦案國情,隨著近幾十年普法工作的推進,我國改革的方向已經漸漸向當事人主義模式過渡。審判不再強求于客觀事實,在當事人的證明責任分配之后,法官就依照提供的證據審查法律事實,在訴訟中的地位更趨向于第三方裁判者。這一轉變從審判改革的發展來看,無疑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審理。而今辯證地看待現有司法審判制度的改革方向,法律上雖然明文規定了當事人調查取證的權利,但實踐中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卻遭到很多的障礙。當事人面臨“有責任卻無權利”的尷尬境地,有時不得不因為舉證承擔敗訴的后果。這樣產生的的消極影響有以下方面:首先,可能直接導致應當勝訴的案子沒有得到支持,該支持的訴請沒能得到支持,個案裁判的公正不能得到維護;其次,將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作為裁判的依據必須配合以便攜高效但又能保證公平的取證方式,否則社會難以接受這樣的判案規則能帶來的公正。于是,2015年8月,北京第四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正式試行律師調查令制度,經歷了由探索試點到正式試行,此舉對法院和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深遠的。本文針對該制度的試點以及實際效果進行分析,并結合域外的成熟證據制度提出了完善制度的具體措施,希望對該制度的國內的實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學位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年份】：2018
【中圖分類】：D926.5
【文章目錄】：
摘要
Abstract
導言
第一章 律師調查令制度的概述
    第一節 律師調查令制度的涵義
    第二節 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價值
第二章 我國律師調查令制度的試點探索
    第一節 我國目前的調查取證方式概述
    第二節 我國試行律師調查令制度的背景
    第三節 我國律師調查令的司法試點現狀
    第四節 律師調查令制度試行的積極效果
    第五節 我國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實踐困境
第三章 律師調查取證方式域外考察
    第一節 大陸法系國家調査取證方式考察
    第二節 英美法系國家調查取證方式考察
    第三節 域外調査取證方式評析
第四章 我國正式構建律師調查令制度的建議
    第一節 確認律師調查令制度的法律地位
    第二節 規范律師調查令制度的運行程序
    第三節 明確相關單位配合律師的持令調查
    第四節 明確敗訴方承擔對方委托的合理律師費
    第五節 對不予簽發調查令的證據范圍進行細化
    第六節 建立相應的罰則體系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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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78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