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傳遞效應是指名義匯率變動對一國貿易品的進出口價格和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各國政府通常把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的衡量指標，并根據CPI的變化來制定貨幣政策和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實現物價穩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掌握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作用效應及這種影響的變化趨勢，對于調節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發展有重要現實意義。現有文獻通常將匯率傳遞效應看作一個常量，筆耕文化傳播，而沒有考慮我國近年來的匯率制度改革和經濟發展以及開放程度的變化等實際情況，沒有考慮匯率價格傳遞效應的動態變化特性。本文從動態的角度對人民幣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實證研究，分析近年來匯率傳遞效應的變化趨勢。

　　一、實證模型及數據指標選擇本文遵循McCarthy(2000)、Iikka Korhonen(2006)等人的研究方法，考慮了匯率、貨幣政策、實體經濟沖擊等各因素對物價水平變動的不同貢獻。在實證模型中除考慮匯率因素外，還考慮了國內需求，采用工業增加值作為需求狀況的代理變量；近年來我國對外原油的依存度達到了35％，國際原油價格成為影響國內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選取國際原油的美元價格表示供給沖擊；貨幣當局會隨匯率波動做出反應，這種反應最終將對匯率和國內價格產生影響，將貨幣供應量納人模型中以反映貨幣政策可能對匯率價格傳遞效應產生的影響。據此構建匯率一消費者價格傳導效應模型如下：

　　CPI=f(NEER，Y，Oil，M1)其中CPI表示消費者價格指數，代表國內價格水平；NEER表示匯率指標，本文采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Y代表國內生產總值，表示需求對價格產生的影響；Oil表示國際石油價格，采用Brent原油價格，采用的石油美元價格；M1表示貨幣供應量，反映貨幣政策對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結果分析本文實證研究數據為2001年1月至2012年06月的月度數據。名義有效匯率指數來自世界銀行網站數據庫；石油美元價格數據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網站數據庫 貨幣供應量數據以狹義貨幣M1存量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CPI數據序列通過轉換變為定比數據序列；由于GDP數據只有季度數據，沒有月度數據，采用工業增加值作為代理變量。CPI數據和工業增加值數據來自銳思數據庫。其中CPI和工業增加值表現出了較強的季節性，在實證分析前季節調整。

　　(一)協整關系檢驗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依據赤池信息準則(AIC)最小化原則選擇趨勢項、確定常數項是否存在及最優滯后變量階數。通過檢驗，各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不能拒絕原假設，表示具有單位根，為非平穩變量；分別對各個變量取一階差分，則在l％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可以拒絕原假設，為平穩變量。

　　各變量均是不穩定時間序列，由于其一階差分均是平穩時間序列，因此各變量之間可能具有長期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通過建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似然比統計量來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跡統計量還是最大特征值均可以在5％的置信水平下得出序列之間有1個協整關系的結論。

　　(二)協整關系實證分析各變量之間協整關系如下所示：

　　LnCPI=O．28 LnNeer-0．1 1LnY+0．05LnM1+0．28 LllOlit值(6．22) (-2．68)(2．71) (7．01) R =0．77 調整后R2=0．76從系數的t值可以看出，各系數均是顯著的，且模型的R2和調整后的R 均比較高，說明模型的模擬效果較好。長期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與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工業增加值、貨幣供應量和國際油價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并且CPI與名義有效匯率和貨幣供應量、國際油價正相關，與工業增加值負相關。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CPI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我國CPI計算中的商品有些是不可貿易品，還有些是價格國家管制，如成品油、煤、電等等，匯率變動對其價格基本無影響；其次，匯率傳遞對價格的傳遞效應不明顯，因此不能基于“支出轉換”分析框架來糾正外部失衡，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我國貿易順差問題。

　　國際油價的影響程度與匯率基本相同；工業增加值對價格水平的影響為負，且影響程度較小；貨幣供應量對價格的影響大部分為正，不過影響程度不大，這個結果說明了為什么我國央行試圖通過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但是最終效果不好的原因。

　　(三)匯率傳遞效應趨勢變化本文采用遞歸估計方法研究匯率價格傳遞效應的變化趨勢。實證結果表明匯率傳遞效應在2002年上半年以前基本上是處于增加趨勢，而到2004年之間又處于下降趨勢，2004年以后到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匯率傳遞效應處于穩定不變的狀態，而2005年7月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傳遞效應中輕微下降后保持平穩狀態。在樣本期開始時匯率傳遞效應具有增加趨勢，隨后是下降趨勢，而對應時期的通貨膨脹是先下降后增加，匯率傳遞效應的變化與對應時期通貨膨脹的變化趨勢恰恰相反，與Taylor(2000)提出的貨幣規則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影響結論不一致，同時與國內學者陳浪南(2008)、陳六傅(2007)指出的在我國通貨膨脹率越高，匯率對價格的傳遞效應也越高結論相悖。主要原因是在陳浪南(2008)、陳六傅(2007)的研究中僅僅將樣本分為幾個不同時期來分析匯率價格傳遞效應的變化，這樣掩蓋了每個階段內匯率傳遞效應變化詳細過程，而本文則采用遞歸估計的方法更準確地描述了樣本期內匯率傳遞效應的變化情況，結論更可靠、更具有可信度。

　　從趨勢變化中還可以看出，2005年7月匯率制度改革后出現了明顯的匯率傳遞效應減弱，這說明匯率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了匯率波動對我國價格水平的影響，進而減弱了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也證明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適應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促進了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三、結論本文實證分析了匯率因素、實體經濟、貨幣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對我國價格水平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人民幣匯率價格傳遞效應較弱。較低的匯率傳遞效應為我國央行提供了實行獨立貨幣政策的空間和自由，為我國實施更富彈性的匯率制度提供了支持，為我國人民幣通過名義匯率升值來實現實際匯率升值創造了條件。

　　其次，采用遞歸回歸估計的方法得到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變化趨勢，根據得到結果可知近年來匯率傳遞效應總體趨于下降的趨勢，這與以往文獻及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一致；但是匯率傳遞效應的變化與通貨膨脹變化的關系與Taylor(2000)提出的貨幣規則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影響以及我國相關學者以前的實證分析結果不一致，即我國的實際情況是通貨膨脹下降時，匯率傳遞效應增加，而通貨膨脹上升時，匯率傳遞效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