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遠古時期，今天的中國境內居住著很多氏族和部落，他們可能有著不同的祖先、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傳統。在長期的相處和斗爭中，分分合合，最終在大融合的趨勢下逐步形成了后來成為漢族主體的華夏族。漢語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

　　1漢民族基礎方言的形成

1．1上古漢語(公元3世紀以前)夏朝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朝代(約公元， 前2100年一公元前1600年)，黃帝族的語言發展到夏禹時，已由氏族共同語逐漸發展成為部落聯盟的共同語。這種原始漢語一經形成，其發展就再也沒有間斷，直至今日。

　　商朝已進入奴隸社會，在商王定都殷墟后，形成了以殷墟話為中心的共同語，從商代甲骨文所呈現的面貌來看，漢語的基本要素這時已經具備了。

　　周本是商王朝部屬的部落。武王滅商建立了周王朝，接受了商人的甲骨文，并和商的語言融合。周王朝統治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形成了地域上的幾大集團，為滿足各諸侯國之間的交往形成了一種在夏朝語言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各地都能通行的“雅言”，即洛陽一帶的方言，在當時起著共同語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繁，生產發達，商業興盛，各地人民交流往來，鄰近國家的語言更為接近，大約周、鄭、曹、許、陳、宋、魯、衛、齊等地有了區域的共同語，主要以一地的語言為粗略的基準，不同地域的人之間，說著各方言區中勢力最大，雖與其他方言有著或多或少差別，但能夠進行交流的語言。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對語言文字影響最大的便是“書同文”的政策，使得漢語在書寫形式上進一步固定下來。

　　漢王朝建立后，社會平穩發展，國力強盛，出現了長安、洛陽、臨淄、成都等大商業都市，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向共同語靠攏，在文化上儒家經典的傳習使漢語書面語進一步趨向規范和統一。西漢揚雄的《方言》把沒有地域限制的語詞稱作“通語”“四方之通語～ ‘凡語”，其實就是漢代的共同語。

　　1．2中古漢語(公元4世紀到12世紀)西晉末期發生內亂，王室東渡江南。北方及西北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入主中原，建立政權，歷北魏、北齊、北周，前后延續270余年，這一時期中原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雜居，促使民族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融合。當時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注意吸收漢文化，提倡著漢服、說漢語，以鞏固在中原的統治地位。

　　《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即北魏孝文帝)日：‘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北魏孝文帝用來“正音”的就是當時洛陽一帶的標準語“通語”，郭璞的《方言注》也提到“北方通語”。漢語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

　　而在江南， 自晉室東渡，使今天的蘇、皖、閩、浙、粵逐漸成為漢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生活在這里的古代夷、越后裔也大部份融入漢族之中。由于南朝的宋、齊、梁、陳建都金陵，金陵話成為南方的標準語。后來，本有密切關系的洛陽話和金陵話由于地域的差異，分別受到外族語言和吳語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南北差異。

　　隋唐時期，南北復歸統一。這一時期，留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等后裔完全融進漢族之中。自隋至宋，洛陽、開封一帶的語音為“中原雅音”。隋、唐、宋的《切韻》《廣韻》《集韻》等韻書所代表的“正音”都屬于北方方言區的共同語。

　　六朝時期，白話興起；晚唐以后，變文、語錄、話本廣泛應用白話，文學語言與口語統一，促進漢語的進一步發展。

　　1．3近代漢語(公元13世紀到19世紀)由于那時的生產方式相對封閉，漢代的“通語”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一直處于自然發展的狀態，即地域共同語層面，沒有普及成全民通用語。

　　元代政治中心北移，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成為首都。我們拿周德清《中原音韻》的語音系統同今天的北京話和洛陽話進行比較，發現《中原音韻》的語音系統更接近當時的大都話(丁喜霞，1995)， 由此可以看出共同語的標準音已漸漸演變為以北京話語音為基礎了。近代后期，北京話的語音逐漸形成了漢民族共同語標準音的初級形式，北京話即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前身一一官話。

　　元、明、清三代的白話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元代戲曲、明清小說皆用白話寫作，作品廣為流傳，大大提升了白話的影響力，也為北方方言成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做好了準備。

　　2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鴉片戰爭以后，統一的民族市場對口語提出了要求。

　　1902年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倫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推行國語(東京話)很有成績，回國后最早提出“國語”一詞，主張推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國語。

　　“五四”運動前夕形成的“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相輔而行。“國語運動”要求在口語中將“北京話”作為“國語”推廣，白話文運動則著眼于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書面語的改革。

　　經過“五四”運動， 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成為漢民族的書面語，但“國語運動”卻收效甚微。不過具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為北京音后來成為普通話的標準音做好了準備。

　　新中國成立后，語言的統一成為必然。國家對語言文’

　　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5年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了“現代漢語規范化學術會議”，正式確定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是“普通話”，規定普通話的標準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言規范”。

　　3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字的國家，不同民族、地區間的交流需要有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作為載體，對外進行交往也需要有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

　　2000年10月31日，我國頒布了有史以來首部關于漢語言文字的專門法律一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該法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結束了我國“在語言文字工作中沒有法律，只靠政策性文件，規范性差，權威性小”的局面，“把語言文字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將語言文字的基本國策從政策層面上升到了法律層面。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在長期的民族交流融合中，漢語漢字的使用率占絕對優勢，已為少數民族普遍接受，可以和當地通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并行不悖。不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沒有漠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它明確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它不是“強制之法”，而是一部“倡導之法”。

　　在上古到近代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從先秦的“雅言”，到漢代楊雄《方言》提到的“通語”、郭璞《方言注》提到的“北方通語”，隋唐宋《切韻》《廣韻》《集韻》等韻書所代表的“正音”，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的“天下通語”

　　都是共同語的前身，也都屬于北方方言。北方方言因其分布地域廣、使用人口多、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各方言中最具優勢。共同語的中心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而逐漸東移，由關中長安到中原洛陽，經江南金陵，最后移到華北燕京，筆耕文化傳播，從上古發展到近代，漢語一步步演變成我們今天所熟悉并使用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