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整體進程的關鍵環節，對物質基礎先天薄弱又多民族文化結構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而言，新農村建設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文化路徑的思考，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理論邏輯，也是當地既有現實環境之要求，更是科學發展之必須。

　　一、社會發展的文化維度關于“文化”的概念，學術界因研究視覺的不同而有多種不同的詮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對文化的概念下過明確的定義，但他們建立在人類勞動實踐基礎上的文化理論，卻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內涵：即人創造性的對象化活動。

　　馬克思認為，和動物憑借本能而自在地生存有本質的不同，人的生存是一個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超越的開放式過程，“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④因此人的勞動是一種創造性的對象化實踐活動，實踐在把自然界變成人的作品，即“人化的自然”或“人的文化世界”的同時，又實現并提升了人的本質能力，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②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即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

　　從馬克思對文化本質的揭示，不難看出文化與人類社會進程的關系：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文化既外顯為人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更內隱于人的精神活動之中，影響著人的歷史活動。盡管為了抵御歷史唯心主義的影響，馬克思生前比較多地強調了歷史發展中的經濟和政治等宏觀因素，而對文化這一微觀因素的探討不多。

　　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則在“第二重維度”

　　上彌補了這個不足。文化哲學認為，文化一方面在本質上體現著人對自然和本能的超越，文化所具有的這一人本性規定了人作為的歷史主體應有的文化自覺，即人以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思維和實踐不斷超越原有生存模式的束縛；另一方面文化作為人類在不同的現實環境下實踐活動的對象化，其理論思維、宗教信仰、倫理價值等凝聚成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在歷史沉淀中又異化為以經驗、習俗、傳統等規制著個體行為、束縛人自由創造的文化自在。當一個社會陷入停滯與徘徊的時候，說明自在的文化因素在人的活動起主導作用，社會的進步或是通過內部的科學、哲學等文化創新以自覺的文化因素去改造自在文化來實現，或是從外部引入新的自覺的文化因素在文化重構中超越自在文化來實現。因此文化“作為社會和歷史運動的內在機理，無論它的存在還是它的變遷，都是社會發展和歷史運動不可忽略的重要內涵。”④就動力而言，文化既表現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知識結構、信仰、價值理念等在人的實踐活動中釋放的正能量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也表現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模仿、文化學習等賦予的文化自覺對社會發展進程的提速。二戰后科技革命引發的人類生產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以及全球化趨勢，凸顯了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這一內在驅動力和整合力。

　　就發展的內涵而言，社會的發展并非單一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文化的發展，包括不同文化的平等發展，文化賦予人所具有的知識和價值理念有助于引導人類活動趨于合乎規律、合乎目的。因此，發展在最終意義上是人的發展，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既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發展的目的。

　　當代中國文化哲學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農村建設在戰略路徑的選擇上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參照。

　　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戰略路徑的文化選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因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多民族文化結構，其新農村建設戰略路徑選擇上的復雜性，相對于其他地區而言尤為凸顯，以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例。

　　黔東南州地處云貴高原與湘桂丘陵之間，境內溝壑縱橫，重巒疊嶂，聚居著苗、侗等3O多個少數民族。囿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地質結構的復雜，這里交通落后，工業薄弱，農業自發展能力先天不足，“三農”問題尤為突出，全州十六個縣市中，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就達13個。“欠發達、欠開發”、“生態良好而發展滯后”是黔東南州最大的實際，發展經濟也就成為其新農村建設的首要目標。但這里既無東部農村發展商貿流通的水陸交通條件，也無西北農村發展畜牧養殖的比較優勢，農業生產因土地呈小塊垂直分布也難以形成規模化的現代農業模式，盡管黔東南擁有豐富的林木礦產資源，因地處長江和珠江流域上游，對于下游地區生態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家不僅對當地森林和礦產開采有嚴格的規定，對該區域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要求也相當嚴格，走中部農村發展工業經濟的模式亦不可能。

　　在既有環境的約束下，依托民族文化資源發展旅游經濟，成為當下黔東南州新農村建設路徑的必然選擇。旅游經濟不僅創新了當地農村少數民族增收的渠道，也成為拉動當地GDP增長的一支重要經濟力量。據當地政府的統計，從2006年至2010年，該州旅游總收入從48億元增加到109.72億元。

　　問題在于，旅游經濟在改變著當地人原有生存方式的同時，一些民族傳統文化也必然隨人們生存方式的改變而流失；而市場在將當地少數民族文化價值凸顯的同時，又內在地包含著要求其文化對游客的迎合遷就，導致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唯經濟馬首是瞻，@其所引發的文化流失、文化媚俗、文化偽造等問題，不僅考量著當地旅游經濟的可持續性，更危及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誘發民族地區的不穩定。有學者指出：如果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只是一味地單純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對民族文化生態的保護，我們喪失的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而且還將喪失中國最具競爭能力的發展空間和發展領域，更為嚴重的是發展的最終結果將導致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退化喪失。

　　黔東南州新農村建設實踐說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農村建設在戰略路徑的選擇上，需要摒棄這種孤立地傾斜于經濟層面的傳統思維路徑，代之以一種全面的、整體的世界觀，謝弗稱這樣的世界觀為文化世界觀。文化世界觀要求“認識世界和世間一切事物的最好方法是透過文化棱鏡”，“并且在整體和部分間實現平衡的、和諧的并且平等關系的訴求。” 正如上文所言，文化作為人的一切活動領域和一切社會存在領域中內在的、機理性的存在，必然透視著社會的整體結構狀況，社會運行或發展中的所有問題，在深層次上都表現為文化問題，也就需要從文化層面去解決。

　　作為欠發達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是發展經濟，但是任何時候經濟的發展都不會單純通過經濟因素發揮作用，而是包含著內在的文化動力。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與落后是多層面的，物質貧困與文化貧困交互作用，而文化貧困則是深層次的，僅就勞動者文化素質而言，以黔東南州為例，據當地部門統計，截至2009年全州農村勞動力年齡總人口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3％ ，高中、中專、中技文化程度占13％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4％ ，未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占勞動力人口的90％。

　　文化主體的整體文化素質偏低，知識結構中的現代智力因素闕如，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也就缺少必要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其中，尤以民族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意識為深層次的、內在的精神阻滯力，歷史進程中積淀下來的當地民族傳統文化因地理環境封閉受現代文明輻射甚微，現代意識發育遲緩，而以傳統、習俗、經驗等為表征的自在文化因素則過分強大，表現為實踐主體的實踐活動無主體意識：不能主動提出變革的要求，對自身文化和外部文化價值缺少分析判斷能力和文化批判精神等，變外部援助為自我發展能力不足等。一些地區的返貧以及當地民族文化資源市場化過程中種種問題無不與此關聯。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所攜帶的現代文明越來越深地影響著當地民族的生存方式，但自在文化因素依然強大。

　　因此，對基本上處于農耕時代，并背負著一定民族傳統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而言，新農村建設不僅肩負脫貧的重任，更肩負民族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使命，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業產業、農村社會以及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首先是、并且從根本上是以個體的主體意識、理性精神等為主要內涵的現代文化精神在民族文化中的生成，它意味著人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自覺，意味著著發展成為他們意識到的需要而不是外部力量下的被動。通過現代文化的切入重構當地民族文化，正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意義所在，進而也是本文從文化的視覺去考慮其新農村建設戰略路徑的意義所在。“貧困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筆耕論文新浪博客，本身就是通過一定的文化模式網織起來的一系列社會現象的綜合；而發展必須通過文化模式的改造和它對社會要素的重新整合。”從文化的視覺去考慮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戰略路徑，其意義還在于它是尊重民族文化個性，體現民族文化特色的建設路徑，它內在地要求從維護和發展少數民族利益的角度去全面審視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現代化絕非同質化，相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價值是民族文化現代化的根基，一方面，基于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本身肩負著雙重的使命：在給予民族文化以現代文明所必需的理性、法治、自由的和創造性的文化因素的同時，又要避免這一文化模式因個體主體性過分發達等內在弊端而陷入現代化陷阱，而當地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意識、某些道德規范以及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精神信仰等人文價值，恰好是現代理性文化弊端的解毒劑。另一方面，西南少數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所蘊含的豐富文化遺產如果開發合理，也是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

　　綜述以上，文化路徑，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題中應有之義，是以人為本的內源性建設路徑，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