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思想溯源
    “語言哲學”的產生促使近代哲學家從關注認識對象(客體)的內容，轉向研究如何用語言去描述、解釋、說明或表達對象，這充分突出了自我意識在語言表達中的主體意義。“綜觀整個現代西方哲學，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和語言結下了不解之緣，作為‘話語偶像’之消解的語言學批判已經成為一切現代哲學學說理論發展的活水源泉。自弗雷格、羅素等人開創了以命題語義學為研究方法的語言哲學時代后，后期維特根斯坦明確提出語言的意義在于使用，將語言的使用看作一種活動或一種生活形式，意義就顯現在各種具體的活動或生活形式中。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及“意義使用論”應該是語用學思想的最初表達。但他僅僅暗示了言語行為分析的方向，真正的言語行為分析是從奧斯汀開始的。奧斯汀從行為角度闡釋人類語言交流活動，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他早期區分了敘事句和施為句，后來進一步提出了言語行為三分說的新言語行為理論。哈貝馬斯曾指出:“維特根斯坦和奧斯汀首先發現了語言所具有的這種集行事和命題于一身的雙重結構。這一發現是把語用學部分引人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隨著向形式語用學的過渡，語言分析才獲得了主體哲學最初被迫放棄了的維度和問題。”同時，哈貝馬斯認為奧斯汀等人只提出“言語行為的‘適切條件”，問題—即完成言語行為的特定情境問題，將言語行為分為以認知為目的的敘述式和以交往為取向的施為式言說。
       可是這種命題與施行的言語雙重結構，在經驗語用學的層面上未能將言語行為與有效性主張的各個域面連接起來，忽略了施行語言能力的理性基礎。正是在這種批判反省中，哈貝馬斯突破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限制，吸取各家思想精華，筆耕論文，并最終于20世紀80年代初獨樹一幟，創建了新的以普遍語用學為核心的“交往行為理論”，實現了批判理論向交往理論的轉向。普遍語用學就是在吸收借鑒前人尤其是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喬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正如馬丁·杰伊所言:與受結構主義語言學深刻影響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哈貝馬斯認為理性的重建工作只能合法地集中在言說的層次上，也就是奧斯汀說的言語行為或索緒爾說的言語而非語言的深層結構。不同于后期維特根斯坦宣稱的語言游戲，哈貝馬斯認為它有共同的基本特征，這一特征使語用分析具有普遍意義。哈貝馬斯關于語言的論述既是對語言學轉向的積極回應，又是對傳統西方語言觀的合理汲取和揚棄。
　　二、普遍語用學的學科意義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為一度陷人困境的西方哲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為了順應這一哲學轉型，哈貝馬斯著力推動語言哲學從語義學分析研究轉向對言語行為能力的探討，從語言及語言使用問題人手，建立了普遍語用學理論。實際上，普遍語用學就是一種為語言的使用即交往者為達到主體間的理解和一致而進行對話制定出的一套進行日常交往的規范和準則。它以一種全新的風格和方式使傳統意識哲學中的主觀性的感性構想轉變為對語言的、符號的互動過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交往行為理論就是研究言語交際的理論。相互理解是言語交際成功的關鍵，理解主要涉及三個要素:有待理解的語言現象、理解者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三要素受到客觀世界的自在性規律和社會世界自為性規律的制約。該理論合理地解釋了語言與三個世界的關系，并提出語言使用中應遵循的有效性條件，這無疑對當代語用學的構建產生了重要意義，成為語用學理論構建的哲學基礎。
      另外，普遍語用學不僅是建立社會行為規范的社會行為規范理論，同時也是語言哲學思想。普遍語用學重點關注言語行為及其產生過程，把結構主義對語言的靜態研究變成了對語言使用的動態研究，打破了能指和所指間的規約，強調主體間交往因素。交往行為一開始就是互主體的，它是一種以日常言語為媒介以理解為取向的行為，同時也是一種將事實與價值勾聯起來的行為。交往行為不僅將生活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這三個維度聯系起來，而且直接使這三個維度發生互動，從而使運行在生活世界層面中的言語行為的意義呈現出來。從普遍語用學關于意義理論的分析中不難看出，意義既含有說話者意圖的表達，又包括語言所指對象的表現，同時又是人際關系的確立。普遍語用學動態地揭示出了意義的呈現過程。這一言語行為觀雖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行為理論研究，但與當代語用學的重要支柱理論言語行為理論及會話含義等理論密切相關，對語用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提供了合理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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