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規(guī)定的賠償責任的免除

　　在宋代的傳世法典《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中法規(guī)定了大量免除行為人賠償責任的法定事由。具體包括超過訴訟時效：正當防衛(wèi)條件下造成對他人財產權的侵害；殺傷五服內親屬的畜產。

　　(一)因超過訴訟時效免除賠償責任訴訟活動具有時效性，以債法為例，在時效期內債權人可以通過訴訟渠道維護自己的權益，獲得賠償：但若超過法定時效，官府不再受理此類訴訟 這對債務人來講就意味著所應承擔法律責任的免除。也意味著債權人對因債務人“違契不償”

　　所產生賠償權利的喪失。北宋初期法律規(guī)定對債負的訴訟時效為三十年，“百姓所經臺、府、州、縣論理遠年債負，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經逃亡無證據，空有契書者，一切不許為理”；對于典當、倚當、質舉莊宅物業(yè)的訴訟時效期限是二十年，“經二十年以上不論”，但對于“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除在外之年。違者，并請以‘不應得為’從重科罪”。到了南宋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形勢的變化，訴訟時效的期限特別是對侵犯田宅的訴訟時效發(fā)生了一些變化．變得比以前更為細化，更具操作性。典賣田宅的訴訟時效依然為二十年，“經二十年而訴典買不平不得受理”圓 ：但在典賣人已經死亡的情況下，訴訟時效為十年。“即典賣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已死，或已過二十年，各不在理論之限”；“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yè)主者死，官司不得受理”。以上法律規(guī)定均出自南宋案例匯編《名公書判清明集》，執(zhí)法者實際運用這些規(guī)定進行斷案．而這些關于訴訟時效的法律規(guī)定也免去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財糾紛。

　　在法律中還有針對免除債務人所應承擔賠償責任的規(guī)定。南宋《慶元條法事類》中規(guī)定，“諸欠無欺弊而身死者．除放；有欺弊應配及身死而財產已竭者準此。”而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我們也可看見一些相關案例，如胡石壁所判《欠負人實無從出合免監(jiān)理》一案。“李五三兄弟欠負主家財本．官司固當與之追理”，而且按照法律規(guī)定，“債負違契不償，官為追理，罪止杖一百，并不留禁”。但胡石壁見“其家既素無生業(yè)”，且李氏兄弟“形容憔悴”．在監(jiān)押的幾個月中“無一錢以償之，啼饑號寒”“無可則償”。其確實屬于無法償債的，筆耕論文，胡石壁最后判決“合免監(jiān)理，仍各於積貧民米內只米一斗發(fā)遣”。可見，對于債務人確實無錢償債的免除其賠償責任。

　　(二)因正當防衛(wèi)造成對他人財產權侵害的免責正當防衛(wèi)雖是一個現代法學概念，但在中國古已有之。從宋代法典及現存史料來看，和賠償相關的正當防衛(wèi)多適用于防止畜產的傷害。“其畜產欲觚嚙人而殺傷者，不坐不償。”疏議解釋說“其畜產有觚嚙人者，若其欲來觚嚙人，當時殺傷，不坐不償”。同現代刑法正當防衛(wèi)的構成要件一致，即在侵害行為正在發(fā)生過程中，行為人對所作出的防御行為，不負任何責任。在宋代的相關案例中也是以此標準審判的。“牧降公畜生而殺、亡之，未賞(償)及居之未備而死，皆出之，勿責妻、同居”。

　　(三)殺傷五服內親屬畜產的免責宋代法律規(guī)定，“殺緦麻以上親馬牛者，與主自殺同”，問答中講：“主傷馬牛及以誤殺。律條無罪，諸親與主同，明各不坐，不坐即無備償。”在中國古代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中，由于行為人和被侵權人之間存在親屬關系。所以對五服親屬間的殺傷畜產亦被減輕處罰．免于賠償。

　　除以上幾種情況外，宋代史料中還有一些根據具體的事情而規(guī)定的賠償責任的免除。如在戰(zhàn)爭中因交戰(zhàn)造成所借官馬死亡、丟失的。借馬人免于承擔賠償責任，“諸色人借支過官馬．實因戰(zhàn)斗亡失，與免賠償”。在官物運輸過程中，常因水急灘險等自然條件的惡劣導致官物受損。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押運人員盡到救護義務，則免除其賠償責任，“所有收救到茶貨至卸納處，只撥見在分數收納入官，更不紐計剝鈉虧官價錢”嘲食貨蛇之。 。

　　二、當事人自動放棄賠償要求

　　宋代因當事人自動放棄賠償要求而免除賠償責任的情況多發(fā)生于借貸領域，宋代稱之為“折券”或“焚券”，即“毀除文契，謂之折券”嘲卷。

　　宋代民間不乏樂于周濟貧乏之人，如紹興兵火之后，遷居豫章東湖南岸的廣漢人蘇翁，“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責償一不經意”。并不在意償還期限。有的債主甚至折券，放棄債權。張知白就曾折券讓忠獻劉太后所賜的婢女回家．“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服首飾與之” 。折券或焚券廣泛應用于宋代的經濟活動中，在借貸領域，債權人“折券”就意味著放棄對債務人“違契不償”的追討權。北宋人孫賜．對于欠債者，一概不問，“數月則焚其券，不可勝紀”。“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

　　從史料來看，能夠放棄賠償要求。進行折券的多為當時的一些名公大臣，或見識廣博的隱士。宋朝名將岳飛的父親岳和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載“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與之，無爭議；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慍色” 。在他人侵占土地的情況下，岳和非但不惱，反而將土地給予那人：對于借錢不還者，則毀棄債券，主動放棄債權，不追究其責任。再如，以“輕財急義．名其家賑恤饑乏不計有 ”而為里間“往往樂道”的鄭氏，其子孫鄭倫在對待里間逋負的問題上，采取“里間假貸有所逋負，輒焚券”。他對此解釋說，“所爭幾何，而失吾鄉(xiāng)鄰之意耶”卷弼：宋理宗淳占年間的謝方叔在將死之際“於是區(qū)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 。如果說岳飛等人的“折券”是對貧苦人民生活的一種關懷．鄭倫焚券是對于相鄰和睦的考慮，那么張文蔚的“折券”則是對欠債者的一種縱容。他在對待其看林人嗜酒的問題上，除對其逾萬計的酒債“皆折券不問”外，甚至還“賣田易一酒壚以足其好”。

　　一些雅士隱者也常常“折券不問”，放棄自己的權利。宋神宗元豐四年(1085)時任京東轉運副使、左朝請郎楊康國在追憶其父時說，“性仁好施，侈于嗣人而嗇于自奉。有貸取弗償，輒折券不問。鄉(xiāng)人益以為長者，敬而賴之”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隱士吳瑛將價值數十萬的債券付之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