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歷史意伊元人類對客觀歷史活動的回顧與反思，那么史學意識就是人類對記載、描述客觀歷史活動本身的反思與總結(jié)。誠如瞿林東先生界定的"所謂史學意識，從一般意義上說，它是人們(尤其是史學家們)對試駕活動和思想，史書撰寫及其與社會的關(guān)系，以及對這些活動、思想、撰述、關(guān)系等方面的歷史過程與經(jīng)驗積累的認識和評價。"據(jù)此，我們可以從史學的功能、史家的角色意識和對史學著述的總結(jié)與反思三個方面說明孔子的史學意識己經(jīng)趨于成熟了。

　　一、史家的角色意識史家的角色意識指的是史家對自身職業(yè)的自我確認和定位。我國古代至遲在西周就已經(jīng)設置了史官，史官的名稱有大蟲、小史、內(nèi)史、外史、御史，其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nèi)史"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史官職責如此細致的規(guī)定，體現(xiàn)出了較為早熟的史學意識。這種史官設置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春秋，不僅培養(yǎng)了史家的職業(yè)意識和優(yōu)良的職業(yè)操守，而且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史家。諸如"君舉必書"、"書法無隱"的禮法成為史家獨有的職業(yè)守則。董狐的秉筆直書、齊太史兄弟的視死如歸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七被奉為史家們遵守信史法則的楷模:史家們以自己的職業(yè)引以為豪，并堅持自己的職業(yè)操守，不惜以身殉職。在孔子以前，史家的角色意識己十分明確，而孔子的史學意識表現(xiàn)在他為史家確立了一個評價標準。"良史"的標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孔子稱贊秉筆直書的董狐是"宙之良史"一事。雖然董狐、齊太且:兄弟、南史氏們一直堅守著"書法無隱"的職業(yè)法則，并還要為之日極大的危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但他們這樣做也只是遵守史官應該遵守的"書法"傳統(tǒng)，在倫理上并無好壞優(yōu)劣之分。孔子給予的"良蟲"評價顯然己經(jīng)突破了周代流傳下來的職業(yè)操守，筆耕文化傳播，為史家樹立了個迫德標準。這個良史標準的確立不僅更加堅定了史家的角色意識，而且對史家自身的素質(zhì)和修養(yǎng)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二、對史學著述的總結(jié)與反思這一層主要指史家對史書編撰和史學理論的思考。以什么樣的形式記載歷史，按什么樣的原則記載歷史，一直是我國古代史學家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涉及我們今夭所說的史書體裁和史學理論。我國古代的史書編撰活動起源比較早，在商代時就有記載歷史的典冊。《尚書·多士》篇中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早期的史書有《尚書》、《詩經(jīng)》等，到了西周末年，各諸侯國都有"國史"，"國史"本是由史宮寫的官方史書，都可稱為"春秋"，然而，原來各國的"春秋"均己不傳，流傳到今天的只有由孔子以私人身份修撰的《春秋》。

　　孔子的史學意識之成熟，在《春秋》上，主要表現(xiàn)于史例和l史義的確定。史例指史書的體裁和體例。史義指編史的宗旨。《春秋》的體裁是我們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首部編年體的史書。歷史記載必須具有時間、人物、事件三個要素才能顯得清晰可見。《春秋》之前的史書并不同時具備這三個要素，如《尚書》也許是年代太久遠的緣故，載史的時間及不具體，范圍太廣，只標"夏書"、"尚書"、"周書"之類。孔子的《春秋》一般都能夠嚴格按照年、時、月、日記載史事，創(chuàng)立了編年體的史書體裁。《春秋》的體例是所謂的"屬辭比事"，即講求用辭達意和對史事的排比。《春秋》史義的核心是孔子所確立的倫理標準，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是非善惡標準。

　　對于確定史學體裁和l記史標準的思考是史學意識成熟的重要方面。歷史紛繁復雜，如果沒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記載體例和一以貫之的記載標準，史學活動是很難有效進行的。孔子的史學意識的成熟就在于他確定了一個穩(wěn)定的史學體裁并貫以一定的"史義"。不論編年體、紀傳體、還是紀事本末體，歸根到底都是記載歷史的形式，而史家通過這種形式向人們展示歷史。《吞秋》之前的《尚書》、《詩經(jīng)》等都記載有前代的歷史，但都不是記載歷史的較為恰當穩(wěn)定的形式。也許，西周末各國的國史己形成了《春秋》的記史體例，但我們今天無從得知，只能憑推測。孔子所修《春秋》的編年體例毫無疑問是記載歷史的恰當方式，被后世完善后成為我國古代主要史書體裁之一。雖然只是編年你的雛形，但孔子找到了符合歷史記載特點的形式。

　　三、對史學功能的認識蟲學功能是史學活動對社會人們起的現(xiàn)實作用。這是中國古代史家始終關(guān)注和認真思考的主要問題，先后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找出了-系列深刻的認識，并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共識. tlP認為史學雖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功用與價值，但是其最大的功能與價值莫過于經(jīng)世致用。

　　對此，中國古代史家曾有極為豐富而精湛的表述。從《尚書·昭告》的"我不可不鑒于有夏，也不可不鑒于有殷"到《易·大畜·象傳》的"君子以多識而言往，行以蓄叉，德"盡管這是中國古代史家關(guān)于史學功用與價值較早的認識，但是其中己寄寓了鮮明的"明是非，明善惡"和"觀成敗"的深刻含義。即此時的史家己初步認識到通過史學人們不僅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和借鑒，增加歷史智慧，而且也有助于人們觀察歷史，思考現(xiàn)實，解喻人生。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發(fā)韌。至孔子作《春秋》則更加明確和豐富了這一認識。在這方面，孔子蟲學忘識之成熟表現(xiàn)在他深刻認識到史學對社會的重大影響和作用，而且他的尖學活動背后有明確的經(jīng)世致用的目的。孔子認識到史學能對社會對人們的行為產(chǎn)生平:要作用。《春秋》就是用懲惡揚善警磊。孟子·滕文公，一篇說"世道哀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就其君若有之，子拭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孟子對孔子的《谷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春秋》是那些亂臣賊子內(nèi)心懼怕，充分肯定了《春秋》所發(fā)揮的社會作用。孟子甚至把孔子《春秋》對亂臣賊子的威懾作用與歷究上的"禹抑洪水"而使民免成魚蝦、"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使民免除左枉相提并論，更加肯定它的經(jīng)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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