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小 植

　　（北京語言大學 漢語速成學院，北京 100083）

　　摘 要：20 世紀前半葉，多數翻譯家以“啟蒙”和“救亡”為使命，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 周作人則更加強調翻譯的趣味性和個體性以及與此相關的包容性。 他同時強調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不是平等，是分離而不是合并。 這種對于文學多樣性的清醒的理性堅守與對時代主潮的分離行為， 使周作人的翻譯觀背離和超越了其時代翻譯觀的急功近利性，在 20 世紀的文學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周作人；功利翻譯觀；啟蒙

　　作者簡介：于小植，女，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漢語速成學院副教授，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2）03-0127-05 收稿日期：2011-09-07

　　“啟蒙”的淡化與反撥：周作人對功利翻譯觀的超越

　　一、五四時期的翻譯主潮及其急功近

　　利之弊

　　五四前后，國外的新知識、新思想震撼著作家的神經，筆耕文化推薦期刊，強烈的“輸血意識”使翻譯成為作家重要的言說方式。 翻譯“作為兩種文化符號的轉換活動，與文化交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正是中國文化轉型的歷史。 文化發展的方向規約著翻譯的歷史，翻譯是文化轉型的中介和縮影”

　　［1 ］ （P147 ）。1919 年，傅斯年發表《譯書感言》， 作為新文學運動開展后的第一篇譯學專論，產生了很大反響。 文章中傅斯年提出了八條譯書原則：一、先譯門徑書。 二、先譯通論書。 三、先譯實證的書，不譯空理的書。四、先譯和人生密切相關的書；關系越切越要先譯。五、先譯最近的書。六、同類書中，先譯最易發生效力的一種。七、同類著作者中，先譯第一流的一個人。八、專就譯文學一部分而論， 也是如此：“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

　　［2 ］傅斯年的“八條譯書原則”具有強烈的政治功利主義色彩，“先譯和人生密切相關的書”與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如出一轍，強調譯的書要與現實人生息息相關，要對社會的發展有所裨益。“先譯最易發生效力的一種”更突顯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傾向。傅斯年的觀點在當時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贊同。 1920 年 7 月 2 日，翻譯理論家鄭振鐸寫了《我對于編譯叢書底幾個意見》一文，響應傅斯年的觀點。 后來，又在短文《盲目的翻譯家》中指出：“不惟新近的雜志上的作品不宜亂譯， 就是有確定價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亂譯。 ”

　　［3 ］他指出《神曲》、《哈姆雷特》、《浮士德》一類作品，也未必是當時中國最需要最合宜的作品。 鄭振鐸呼吁道：“翻譯家呀！ 請先睜開眼睛看看原書看看現在的中國， 然后再從事于翻譯。 ”可見， 鄭振鐸的翻譯思想也帶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鄭振鐸對于翻譯內容的想法和魯迅如出一轍，認為當時最值得翻譯介紹的，是俄國文學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的現實主義作品。 他提出：現在的介紹，最好是能有兩層的作用：（一）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二）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相接觸。 鄭振鐸認為古典的作品不能擔當此任， 所以不妨從緩翻譯。 應該說，傅斯年、鄭振鐸等人的主張對于使翻譯更好地為新文學建設服務是有積極意義的。茅盾的翻譯觀與其文學觀完全一致， 他在《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 一文中說道：“我覺得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學’之邦，象現在的我國，翻譯尤為重要；否則，將以何者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性的缺陷呢？ ”

　　［4］在 1920 年 2 月 4日《時事新報·學燈》上，茅盾又發表了專論《對于系統的經濟的介紹西洋文學底意見》，功利色彩相當明顯：“我們現在應選最要緊最切用的先譯， 才是時間上人力上的經濟辦法；卻又因為中國尚沒有華文的詳明西洋文學思潮史， 所以在切要二字之外，更要注意一個系統字。 ”

　　［5］魯迅與周作人當時翻譯波蘭等東歐諸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 都是根植于一種崇高的使命感， 出于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偉大同情。 魯迅翻譯外國作品，希望借此“改造國民性”，因此，魯迅對讀他作品的民眾也提出要求， 要求民族承受，承受民族提升過程中的痛苦。五四時期的周作人也滿懷理想， 在啟蒙聲浪漸高時無論是翻譯對象的選擇， 還是譯者附記中的表白， 都常流露出其他歷史時期少有的亮色。 例如，周作人在《點滴·后記》里談到了所選作品的共同傾向：“無論樂觀， 或是悲觀，他們對于人生總取一種真摯的態度， 希求完全的解決。 ”

　　［6］在《鐵圈》譯記里，周作人又這樣反駁梭羅古勃的悲觀主義與虛無主義：“我的意見，不能全與著者相同，以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這真實的世界一面，須能與‘小鬼’奮斗，才是惟一的辦法。 ”

　　［7］這些是五四理想主義、樂觀主義時代精神的折射，在五四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周作人也抱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試圖追求啟蒙與戰斗的社會理想。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 絕大多數作家的翻譯是以 “啟蒙” 為使命的， 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 這與一代知識分子接觸到西方文明后，發現自身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落后并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文明來推動自身民族進步的急迫心情密切相關。 可以說， 以思想啟蒙以及其后的救亡為目的的功利性的翻譯觀是一種時代性的潮流，它由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現代化焦慮所引發。而這種焦慮心境所帶來的功利性翻譯觀囊括了當時大多數著名的翻譯家。 這一思潮不僅僅主宰了五四前后， 它的影響力起碼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在今天看來， 這種急功近利的翻譯主潮有其歷史成因，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族的歷史進程。 但同時也不得不說， 五四時代的翻譯主潮順應了民族群體無意識里的現代化焦慮，過分張揚了群體性戰斗、 社會性實用等功利性的一面，而把個體的個性化追求、作為消遣的趣味等生命的另一面完全忽略了。 可見， 五四的翻譯主潮把西方文化的工具性的一面從其文化整體上隔離出來，形成片面的功利性引進，無法造就和諧的、有耐久力的個體，在承認其合理性的同時，也需要承認其顯而易見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