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對最新一輪美國衰落論的有關爭論的分析，本文認為，霸權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美國國內學術界、政策界和輿論界的共識，這決定了美國中長期戰略將以應對霸權衰落為主要出發點。盡管有重要的歷史經驗可供參考，但考慮到中國作為潛在挑戰者的極大可能性和美國霸權衰落的不確定性和長期性，美國中長期戰略更可能通過確立一個戰略目標區間來有效應對霸權衰落。戰略目標區間的設置將為美國中長期戰略帶來重大的靈活性、經濟性和實用性，并可據此發展出美國中長期戰略的三個重點，即理論、心理和輿論準備，機制網絡建設，及持續的戰略再平衡。戰略目標區間的設置，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國目前仍擁有的重大戰略優勢，但如果忽視其所面臨的潛在制約，也可能使得這一戰略方法的優勢喪失殆盡，導致美國霸權衰落應對的最終失敗。

    關鍵詞：美國,中長期戰略,霸權地位衰落,國際政治關系專業論文
 

    自２００７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出現了新一輪的“美國衰落論”。②盡管迄今尚無定論，但的確有學者認為，“如果美國衰落，則世界秩序也將隨之衰落”，因為“一個強大的、成功的和自信的美國仍是穩定與繁榮的世界的最大希望。”①

    當然，也有學者更為樂觀，認為美國的衰落更多是暫時性的，且主要是在經濟層面；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無需擔憂國際體系的重建可能，因為新崛起的大國將支持美國及其盟國在６０多年前所創建的自由主義秩序。②

    顯然，有關美國是否衰落的任何判斷都將重大地影響美國的未來戰略走向，進而對世界其余國家的戰略決策乃至整個國際體系的轉型產生重大影響。基于這一關切，通過對最近一輪關于“美國衰落論”的爭論和美國相關官方文件的分析，本文對美國是否正在形成某種霸權衰落共識進行探討，進而對在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取向與相應的戰略重點進行分析。

    一美國的霸權衰落與戰略選擇

    無論是基于冷戰后頭２０年美國權勢的重大變化，還是基于冷戰后第二個十年內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和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美國權勢的相對衰落都變得相當明顯。盡管仍有不少人如同以往一樣堅信美國不會衰落，但美國思想界和戰略界的關注重點都更多轉向了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霸權衰落。因此，通過合理應對霸權衰落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或至少是實現體面地衰落，便成為未來２０年甚至更長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追求。

    對美國權勢衰落的討論事實上已經有好幾波。距當前最近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波是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其代表作是認為美國權勢已經衰落的保羅·肯尼迪的巨著《大國的興衰》，而堅持認為美國仍“注定領導”的則是小約瑟夫·奈。③

    正是由于多輪有關美國權勢衰落的討論最終都以衰落論者的落敗告終，因此使得有人懷疑這種討論到底是因為國際環境或國際權勢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還是因為美國國內意識形態和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①

    但很明顯的是，當前這一輪有關美國權勢轉移的討論似乎會呈現出另一個結果，即衰落論者可能會最終取得遲到的勝利。過去幾年里，國際學術界對國際權勢轉移有過大量討論和預測，特別是有關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和西方世界快速衰落的討論相當多。②

    而有關美國衰落的反復發生的爭論也再次浮現，但這一次似乎有更多實質內容，認為西方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可能衰落，或如同一位評論家所說，“美國衰落———這次是真的”。③對“美國治下的和平”的談論，在冷戰結束后的頭十年甚至是新世紀之初都非常流行，但現在已經迅速地讓位于有關“帝國失敗”的預測，因為單極論被認為不過只是一個“時刻”而非一個“時代”。④

    隨著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揭示了美國軍事能力的局限，全球金融危機揭示了美國過去１５年的經濟奇跡并非基于生產而是基于舉債，克林頓政府如此喜愛的大型新興市場已經成為新興大國，新德里、巴西里亞和莫斯科日益追求與其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聲音。⑤

    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北京而非華盛頓應當成為新的國際秩序共識的來源，而西方本身已經陷入分裂。⑥衰落論者認為，當前國際關系的最核心事實是美國正在衰落。美國霸權衰落的原因主要來自自身能力衰退———可稱作絕對衰落，或其他國家追趕上來———可稱作相對衰落，但更可能是兩者的相互結合。例如，有學者就認為，國際權勢正轉移到全球東方，這不僅是西方虛弱的結果，而且是亞洲國家競爭力和權勢日增的后果。⑦法里德·扎卡里亞（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也認為，美國統治的時代正在終結，因為世界上“其余”的地方（ｔｈｅｒｅｓｔ）正在崛起，它們在組織其社會、生產財富、積累財產等方面都表現更佳。①

    從美國與新興大國的歷史增長趨勢看，美國的權勢衰落也是明顯的。美國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間的平均增長率約為２．５％，而２１世紀頭十年的實際平均增長率為１．９％。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則各自平均為９．９％和６．８％。但更為根本的問題在于美國內部，即美國霸權的絕對衰落，最為明顯地體現為美國極度危險的財政狀況。有美國學者指出，短期內美國的財政狀況相當不妙，自２００９年起美國已連續四年財政赤字超過１萬億美元。中期局勢仍然不妙，到２０１０年積累的債務達５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６２％，美國國會預算局的估計是到２０２０年將再增長９０％，每年需要５萬億美元用于支付赤字和到期債務———可能通過新借方式償還。這還不算州和地方政府的約３萬億美元債務。至于長期形勢，即２０２０年之后，如果將上漲的公共醫療承諾、社會保險及債務成本等納入考慮，財政前景“的確是災難性的”。②

    還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冷戰后的戰略失誤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美國的相對和絕對權勢的衰落。正如布熱津斯基所指出的，盡管贏得了冷戰的勝利，美國霸權卻面臨一個遠比冷戰時期更為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奧巴馬之前的三任美國總統或者過于注重危機管理而忽視了全球大勢，或者重視全球大勢而缺乏實質戰略內涵，或者是我行我素采取單邊主義，最終喪失了鞏固美國“單極霸權”的絕佳時機。③

    事實上，正是美國在處理美俄關系、應對中東恐怖主義、管理中美權勢轉移等方面的戰略失誤，進一步凸顯了美國的霸權衰落。盡管有諸多并不認同衰落論者的批評，④但它們更多是印證了衰落論的論點。

    首先，對美國霸權到底還能持續多久的爭論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認美國終將衰落，盡管時間可能是十年，幾十年或者更長時間；⑤其次，強調中國、印度等國崛起的內部困難，并不能回答美國霸權衰落的問題；第三，強調權勢的其他維度，事實上是變相地承認了美國的衰落。例如，有美國學者強調，美國仍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對美國而言，延緩衰落就需要在恢復經濟的同時，維持對其軍事建設的持續投入，保持在衰落期間的美國軍事影響力；當然這又會反過來加劇美國經濟的負擔。但如果不這樣做，美國的衰落可能會來得更快。①

    與學術界和政策界的討論相比，輿論界對美國衰落的共識更為明顯。根據美國蓋洛普（Ｇａｌｌｕｐ）公司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系列調查，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權勢正在衰落，取代美國的將是中國。在２０００年時，認為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人僅有１０％，但到２００８年升至４０％，２０１２年繼續上升到５３％。對于未來２０年里誰將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在２０００年時僅有１３％的美國人認為是中國，有５５％的認為是美國；而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２００８年有４４％的認為是中國，３１％的認為是美國；到２０１２年，有４６％的認為是中國，３８％的認為是美國。②

    皮尤全球態度項目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間開展的一項長期性研究也顯示了相似的趨勢。③霸權衰落共識的逐步形成對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制定有著重大影響，即必須以應對霸權衰落作為重要的戰略思考出發點。“美國現在是一個衰落中的大國。這一新現實對于美國的未來大戰略有著重大意義。”④

    當然，在思考其具體戰略抉擇時，美國需要回顧歷史上霸權衰落應對的經驗和教訓。縱觀霸權衰落及其應對的歷史，霸權國家主動應對霸權衰落的戰略選擇主要有三種。首先是基于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對潛在挑戰國的先發制人的打擊或圍堵，將威脅消滅在萌芽狀態，進而確保霸權國的優勢地位。⑤

    修昔底德通過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的深入探討，提供了通過先發制人戰略確保霸權的經典分析。“使戰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這種增長在斯巴達引起的不安”，①因此即便雅典希望保持希臘世界兩極格局的現狀，斯巴達卻認為必須通過戰爭來消解雅典帝國，遏制雅典的權勢增長。②其次是基于防御性現實主義的霸權衰落管理戰略來根本性地延續霸權衰落的步伐，同時靜待時機爭取霸權恢復。③

    歷史上既有成功管理霸權衰落的經驗，也有管理失敗的教訓。前者是英國在１７６３～１８１５年間的霸權衰落管理戰略，④而后者則是１５５６～１５９８年間腓力二世對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國衰落的管理戰略。⑤

    第三種選擇是基于自由主義的和平禪讓戰略，即將領導權體面地交給自己選定的國家，⑥其范例是２０世紀從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⑦

    盡管歷史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美國的中長期戰略抉擇仍面臨兩個新形勢：一是中國作為潛在挑戰國的極大可能性，二是美國霸權衰落的不確定性和長期性。很大程度上，盡管正面臨著霸權衰退，但美國仍擁有相對中國的重大優勢。美國仍是世界上就經濟和軍事而言最強大的國家，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保持是最強大的軍事強權。的確，美國經濟規模仍是中國的約２倍左右，盡管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但美國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有形資產出售給中國。同時，盡管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國防預算可能增長到超過美國的地步，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競爭對手”，但中國的安全利益和軍事能力仍局限于其近距離的周邊。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將面臨與其鄰國的危機，因此其聚焦將是地區性的。⑧

    也的確應當承認的是，長期來看，中國是最具潛力的對手。如果中國繼續保持對軍隊建設的現有投資幾十年，并決定投射海軍和空軍力量，那么它將能部署一支“可在東亞與美國相抗衡的海軍力量”。⑨

    當然，目前的中國不可能威脅到全球均勢，只要歐洲、波斯灣、印度、日本和俄羅斯保持獨立或在美國影響之下。①美國霸權衰落面臨的新形勢，使其中長期戰略選擇將首先排除和平禪讓，進而在先發制人與衰落管理之間選擇。鑒于美國實力依然占優勢但這一優勢可能隨時間推移而逐漸縮小，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必須隨時依據這一優勢的變化而調整。由此而來的，美國的中長期戰略難以確定一個固定的簡單化的戰略目標，而更應當確立一個相對靈活的同時也相對復雜的目標區間。這一戰略目標區間極可能是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的某種結合，其最高目標是竭力維持美國的霸權，最低目標則是實現體面衰落，不同時期的組合可能不同。

    確定一個戰略目標區間，進而基于特定時期的具體情況相應調整美國的戰略目標和相應的配合手段，將是美國中長期戰略的基本特征；同時，戰略目標區間的設定，也可為美國戰略提供三大便利，即靈活性、經濟性和實用性。首先，美國中長期戰略將具備高度的靈活性。出于輿論、形象和戰略需要，美國必須堅持維持甚至強化霸權的戰略追求。奧巴馬總統在２００７年參加競選之前便發表文章稱，美國未來的全球戰略旨在“重振美國領導地位”。②

    由此而來的，不少人認為，美國未來的戰略目標將具有相當強的延續性，即維護和強化美“一超獨霸”地位。③但也有很多人指出，縱觀近年來美國的戰略口號與政策行為的關系，可以發現一種較為明顯的脫節，在美國充滿激情的戰略目標宣示與其所支持的實際政策之間存在巨大鴻溝。④

    這一口號與實際的背離，很大程度上正來源于戰略的靈活性。其次，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將更多強調對資源的節約和經濟地使用。考慮到美國霸權衰落的重大趨勢———盡管未必是不可逆轉的，對可用資源和潛在資源的節約使用便至關重要。例如，奧巴馬政府就批評小布什政府以“無效的沖突削弱了必要的沖突”，進而放棄原來被證明無效和不受歡迎的外交政策，聚焦于更為重要和迫切的問題。⑤

    最后，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將極為關注戰略的實用性。基于其依然巨大的戰略野心與正日益減的戰略能力，美國必須實用主義地結合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追求在維持霸權和體面衰落這一戰略目標區間內的任一在既定時期來說值得追求的戰略目標。

    二美國中長期戰略的重點

    由其中長期戰略的靈活性、經濟性和實用性而來的，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主要有三個方面：即基于戰略靈活性要求的理論、輿論和心理準備，特別是通過諸如“美國之后的世界”的討論來塑造新的國內共識，以有效應對美國霸權的衰落，并通過繼續深化對國際權勢的維度分析來緩解美國國內對于美國硬實力下降的焦慮，從而為戰略決策者提供重要的政策靈活性空間；二是由戰略經濟性要求而來的機制網絡建設，特別是需要改革和強化美國的同盟與友好國家網絡以實現霸權成本的分攤，維護乃至強化美國的制度性霸權，以確保美國在未來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三是由戰略實用性而來的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及時調整，再部署和再平衡。

    第一，要有效應對美國霸權的衰落，需要美國精英和公眾對美國霸權衰落的理論、輿論和心理準備。這一準備的核心目的在于，使精英和公眾樹立對美國戰略的合理預期，特別是霸權終將衰落、美國只能盡可能延遲衰落到來的最低預期。這一最低預期的建立，既可幫助美國政府和戰略決策者避免未來的道德指責或不作為指責，更為重要的是為美國的戰略提供了重大的靈活性，避免被理想性的最高目標或保守性的最低目標所束縛，進而可依據具體的能力和情勢在戰略目標區間內靈活追求。要實現這一準備，其核心是要美國公眾接受美國已不再擁有全面的權勢優勢，因此就需要細分美國仍保持的權勢優勢，具體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區分。伴隨對美國是否衰落的幾波討論出現的是，權力逐漸被認為不再是單一的無法破解的黑箱。對權力內部結構的破解首先來自于對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分。①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國硬實力的下降，導致了對軟實力的日益關系。隨著對權力概念內部的軟、硬區分逐漸走進政策決策，美國啟動了國際社會圍繞國家形象的新競爭。但隨著“九一一”事件提出“為什么他們恨我們”的問題，及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政策，美國發現自身的軟實力下降，進而“巧實力”概念逐漸走到前臺，強調必須靈巧地結合美國的軟硬實力，使之幫助美國擺脫當前困境，重振全球領導地位。①

    通過識別出不同的實力維度，美國事實上正潛移默化地使民眾接受這一現實，即美國的全面權勢優勢正在消失，而其目前所擁有的部分權勢優勢也可能在未來喪失。

    二是對物質性、關系性和相對性權勢的區分。如果以權勢性質劃分，權勢可分為三個方面，即來自于資源的作為財產擁有的物質性權勢，來自于社會和政治關系的關系性權勢，來自于談判者與其對手相對地位的相對性權勢。②

    這一劃分對美國戰略的啟發在于，美國必須依據其在不同情況下所擁有的權勢性質來決定其戰略選擇，如擁有物質性權勢優勢的情況下可采用威脅、壓力、制裁或武力使用等戰略手段，在關系性權勢占優的情況下則可通過強制、誘惑或激勵等戰略手段，而在相對性權勢占優則可通過達成自愿協議或共識等戰略手段。③

    三是對國際社會中的領導權的細分。隨著霸權衰落，美國公眾想當然的美國領導權正面臨著挑戰。某種程度上與基于權勢性質的權勢劃分相聯系，根據其性質和應用的差異，領導權也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結構性領導權、事業性領導權、知識型領導權。④

    在美國權勢已不再擁有全面優勢的情況下，對國際領導權的細分有助于美國在特定背景下的靈活、經濟和實用性的戰略選擇，特別是在建設國際機制網絡時。

    第二，為了節約使用日益受限的權勢資源，美國必須實現霸權衰落應對的成本分攤，其核心手段便是制度霸權或霸權衰落成本分攤的機制網絡建設。這一機制網絡建設既可幫助美國實現戰略經濟性要求，還可確保美國最低戰略目標的達成，即可有效追求體面衰落并靜待時機重振霸權。具體而言，這一機制網絡建設也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鞏固并發展其同盟與朋友網絡機制。傳統的理論觀點往往認為，在霸權衰落的背景下，霸權所建立的各種同盟可能會遭到削弱甚至瓦解。因此，美國必須維持甚至鞏固其現有的同盟體系，特別是其在歐洲的北約同盟結構和亞太地區的軸輻體系。但在鞏固傳統同盟關系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需要發展新型的同盟與朋友關系，特別是建立各種準同盟關系，及如志愿者聯盟、議題聯盟、臨時性聯盟等形式的“軟”同盟關系。軟同盟意味著較弱一方愿意將自身與較強一方的安全相聯系，并為后者的安全自愿貢獻資源。軟同盟并不具備正式同盟的條約限制，更多是弱國將自身綁在美國戰車上的意愿展示和信號釋放，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與印度、越南等國的軍事關系快速發展都潛藏著朝向軟同盟方向的發展。

    二是鞏固甚至強化其制度霸權。隨著２００７年美國次貸危機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制度霸權正面臨某種危機。為延續其超級地位，美國主導了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進程，最為主要的發展包括強化二十國集團（Ｇ２０）并決定以其取代八國集團（Ｇ８）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平臺，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比例，增加新興大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機制體制改革并未影響美國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更多是歐洲各國的權力聲音被壓縮了。同時，在美國和歐洲形勢略微緩解的情況下，上述機制的改革進程便立即陷于停滯甚至出現反復。

    三是動員美國國內族裔團體作為聯系美國與世界的橋梁的潛力。奧巴馬“重振美國領導地位”戰略的關鍵是實現與世界的多元伙伴關系，而其國內的族裔團體則是建立這一多元伙伴關系的重要資源之一。“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多元化遺產是一個優勢，而非劣勢”，①“移民現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新社區與其故土相聯系。因此，“美國必須學會將其族裔團體當做未來的海外美國人的來源來思考”；作為一種外交工具，“美國必須重新認識到公、私及公民行為體的協調網絡的必要性以解決全球性問題……并協調這些行為體的網絡，指導他們發展出協調性的解決方法。”②

    第三，受制于霸權衰落導致的資源限制，美國將更致力于戰略實用主義，進而需要將有限的資源用于產生最大的戰略后果，這就需要戰略集中性和不斷的戰略調整，同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持續的地緣政治戰略再平衡。目前，美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明顯過于簡單和粗糙，合理的戰略再平衡至少需要同時關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需要關注全球地緣戰略的持續再平衡。目前，美國對于充滿復雜性的新興大國群體③的關注本身就存在重大失衡，即過度警惕中國崛起而過度親善印度崛起，同時對俄羅斯、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亞等的崛起則存在忽視傾向。盡管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亞太地區的崛起是當今國際關系的最重要事態之一，但美國必須在歐洲、中東、亞太乃至非洲、拉美等各地區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且應根據事態發展及時調整。另一方面，美國必須關注動態多元伙伴關系的建立和維持。鑒于美國絕對權勢和相對權勢的衰落和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自由度將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進而建立和發展全球性的多元伙伴關系，避免美國承諾和權勢的過度延伸，將是美國戰略布局調整的重要內容。盡管奧巴馬早在其２００９年就職演說中便提出了多元伙伴關系的設想，①此后又多次聲稱“我們的問題必須通過伙伴關系來加以解決；我們的進步必須共享”，“所有事情都必須通過伙伴關系解決”，②但美國目前的方法顯然并不符合其一貫的聲稱。

    二是持續的全球議題戰略再平衡。當前的國際體系轉型遠非僅僅發生在主權國家層次上，事實上涵蓋了整個人類國際生活。或者說，當前的國際權勢轉移同時發生在兩個層次即全球體系和主權國家體系上，這就要求美國必須不斷地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傳統國際關系議題與未來國際關系議題之間實現再平衡。一方面，目前美國過于強化以軍事手段或更一般的傳統安全手段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顯然會越來越難以實現有效應對。另一方面，國際體系的轉型遠非指日可待，但建構下一代國際關系議題仍有其緊迫性，特別是現有國際體系的改革和未來國際體系的基本框架、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以及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道路的確立等，美國現有的思維都難以有效應對。

    三是持續的管理霸權衰落與追求重振霸權的戰略再平衡。首先是恢復美國的國家形象，傳遞美國仍將是“仁慈霸權”的信息。美國一貫強調，與歷史上的霸權相比，美國是一個“仁慈的霸權”，③但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單邊主義政策很大程度上證明了這一聲稱背后的虛偽。如果美國不能讓人信服其必然比未來的霸權更加“仁慈”，那么其霸權的重振將難以實現。其次是采取內部制衡的方法，恢復美國硬實力。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避免美國產業的進一步空心化，而當前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便是其重要措施之一。通過再工業化戰略，美國不僅可避免產業空心化的延續，還可應對先進制造業發展新挑戰，搶占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制高點，為美國的霸權重振奠定物質基礎。最后，美國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其負擔轉移方法，既通過如系列性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的強制性負擔轉移方法，也通過誘導其他國家志愿為美國霸權延續分擔成本的志愿性負擔轉移方法。

    三美國中長期戰略的支撐與挑戰

    確立戰略目標區間之所以可行，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仍擁有相對于潛在挑戰者的盡管并非壓倒性的全面優勢；但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并不具備應對霸權衰落的經驗，而戰略決心的缺乏或戰略目標的搖擺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的固有缺陷等，都使得這一全球戰略的執行面臨著極大風險。

    通過設置戰略目標區間而確保美國的體面衰落甚至追求美國霸權的維持，根本上得益于美國仍擁有的重大優勢。換句話說，這一戰略方法的實現有著重大的有利條件。首先，美國仍擁有相對于潛在挑戰國的壓倒性優勢，短期內出現有效的制衡美國霸權的力量或力量聯盟的可能性仍較小。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認為在面對霸權時中小國家會相互團結以制衡霸權，通過“創建或擴大軍事權勢，內部動員或建立同盟，以預防或阻止外國或同盟的領土戰略或政治與軍事上被占領”。①

    但在冷戰結束后的２０余年里，這一預言明顯沒有發生。這使信奉制衡論的人大為吃驚：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當前國際體系的單極性質，也有人認為這源于美國是一個離岸大國及挑戰者內部的免費搭車現象等。②但更多的學者仍在尋找新的制衡證據，進而提出了“軟制衡”概念，認為中小國家會基于“有限的軍事建設、臨時的合作實踐或在地區或國際機制內的理性協作”而對美國采取“缺乏正式聯盟的戰術性制衡”；③與硬制衡不同，軟制衡針對“特定的美國政策，而非整個權勢分配”。④

    但很顯然的是，軟制衡理論更多是種危言聳聽，其最大的問題在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即簡單地將世界各國與美國的分歧和斗爭混為一談，例如德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政策的不滿反應或許在性質上是不同的。①

    恰好相反，德國和法國或許會在涉及美國霸權延續的問題上更傾向于支持而非制衡美國。就此而言，對美國的硬制衡和軟制衡力量或力量聯盟，在短期內仍是看不到的。

    第二，隨著全球體系的逐漸形成和全球治理的日益重要，美國的制度霸權可能得到鞏固和延續。美國的制度霸權并非整齊劃一的，相反在東亞與歐洲、在安全領域與經濟領域都存在著重大差異，這種復雜性使得短期內顛覆美國的制度霸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特定領域內的挑戰并不會引發美國制度霸權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許某種程度上相反的一個發展是，隨著全球性挑戰和危機的頻繁浮現，對全球治理的呼吁越來越大。未來的國際體系不再應當用極化的敵對大國關系來加以思考，相反需要借用一種多元行為體的網絡外部性的邏輯來思考。②

    這樣，現有國際體系中占據主導的生存邏輯或自保邏輯將變得不再重要，相反卻是一種如何實現自我超越、建立網絡狀聯系的邏輯會占據主導。③而這一邏輯的主導必將導致更多的全球治理機制的誕生。考慮到美國現有的制度霸權和話語霸權，它必然在新的全球治理機制的建構過程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這將重大地貢獻于美國的制度霸權的鞏固和延續。

    第三，出于對短期利益和確定性的關切，盟國和中小國家可能或強迫或志愿地為美國霸權的延續貢獻資源。就延續美國霸權衰落甚至是尋找重振霸權的機會而言，有兩個渠道可為美國提供所需資源。一方面，美國可通過繼續控制其盟國來提取維系霸權所需的資源。另一方面，對其他非美國盟友的次等國家而言，也存在與美國盟友相同的邏輯或動機為美國霸權的延續貢獻資源，那就是對霸權行為確定性的預期。現有霸權———在這里是美國———已通過其歷史表現證明自身的確可為國際體系提供特定的公共產品，如和平、安全、自由貿易、發展環境、生態保護、危機管理等。④

    同時，美國成熟的國內政治機制使其成為相對可預測和合作的霸權，“美國外交政策的多元主義和規范化方式使其可與其他國家建立長期互惠的關系”。⑤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未來的霸權到底將如何行為充滿不確定性，無論該崛起國或國家集團對其未來行為體做出何種承諾。對美國而言更為有利的是，新興的崛起國往往都在其地區內有著敵對的力量。與全球霸權相比，地區大國對其較小的鄰國帶來的直接威脅更大。

    就此而言，對于次等國家而言，只要現有霸權美國與其地區內的崛起國之間的權勢轉移進程確在發生，且這個地區崛起國恰好被視為威脅和不確定性來源的話，那么這些次等國家便有充分的動機為美國霸權的延續貢獻資源，哪怕得不到美國的正式安全保證。因為，與發展自身軍事能力、組建地區聯盟或加入對自身有不良意圖的地區大國組成的體系相比，支持現有霸權的維持和延長，無疑是一種相對廉價的戰略選擇。

    最后，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體系有著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有利于美國實現對霸權衰落的合理應對。美國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可使美國的各種決策更為合理；二是美國社會的創新文化，可使美國的硬實力恢復能力遠高于其他國家；三是美國人的實用主義態度，使其政策調整變得相對容易。

    盡管戰略目標區間設定方法將帶來重大的靈活性、經濟性和實用性，但并不意味著其實現就會輕而易舉。事實上，從中長期看美國面臨著重大戰略制約。首先是美國嚴重缺乏應對霸權衰落的歷史經驗，這將極不利于應對霸權衰落的理論、輿論和心理準備。由于自身歷史的相對短暫，美國缺乏真正容納非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

    對于西方在過去近四百年間的支配性優勢，美國習以為常并視為當然，因而缺乏為此所需的氣度和精神準備。如前所述，美國在驚訝外部世界沒有對其霸權加以制衡的同時，卻在思考如何準備這種制衡，總擔心平靜的背后是否隱藏著風暴。

    其次，既有機制網絡的路徑依賴，將嚴重束縛對美國的制度性霸權和同盟與朋友體系的改革。一方面，在美國絕對權勢和相對權勢持續衰落的背景下，調整同盟與朋友機制網絡的核心是實現國際機制及同盟與朋友體系內部的更加平等。但很大程度上，美國仍迷戀于“單極時刻”，并試圖將其固定為更為一般的一套政治和機制安排，使其成為其他國家相互聯系和運轉的“軸心”。①

    這就導致另一個問題，即隨著美國收緊錢袋并成為“節儉的超級大國”，②華盛頓能否維持許多國家的忠誠和善意便日益成問題。另一方面，既有國際機制和同盟與朋友體系的路徑依賴可能導致美國承諾和權勢的過度延伸。盡管戰略經濟性壓力明顯，但作為一個衰落的霸權，美國“必須”確保其承諾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此作為從盟友和朋友那里提取資源以延續霸權的保證。這樣，美國戰略極可能陷入“捍衛尊嚴”的惡性循環，原本需要通過更為靈活的姿態向新興大國展示其“仁慈霸權”的衰落管理戰略，極有可能因信守既有承諾而被破壞。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的深層次危機將限制其修復能力的發揮。就政治危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議制和三權分立，曾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先進的社會形態的代表，甚至被弗朗西斯福山稱為歷史的終結者，但在各種危機面前卻顯得十分低效和乏力。一方面，代議制民主僅賦予美國公眾一天的自由，換取的是余下兩年（眾議員）、四年（總統）、六年（參議員）或八年（連任總統）的“獨裁”，因為選民基本上沒有可能因其代理人不稱職而迅速剝奪其權力。這就決定了選舉官員一旦當選之后便不會關注所謂的選民利益。①

    另一方面，三權分立更多只能防止特定“惡”的泛濫，但卻無法保障某些“善”的實現。就經濟危機而言，美國經濟體系最根本的邏輯是新自由主義，由此導致了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而金融自由化、資本全球化進一步使美國出現經濟虛擬化和產業空心化特征，大量的實業資本要么投入金融業投機，要么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的金融化可能在短期內為美國贏得重大獲益，但由于知識化和信息化時代的技術擴散速度遠超以往，這一概念炒作而來的優勢的持續時間遠短于過去。因此，一旦其他國家以實物支撐并在科技上逐漸迎頭趕上，美國的優勢將蕩然無存。就社會危機而言，美國社會日益趨向階級化，社會分層日益固定化。但美國不試圖根本性地解決這一危機，反而是試圖通過將大眾描述為“道德頹廢”實現拯救，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保守化。②

    最后，美國內仍有強大勢力質疑戰略目標區間方法，導致其戰略靈活性和實用性能否得到堅持存在疑問。盡管設定戰略目標區間，可確保美國至少能實現體面衰落，可能的話還能重振霸權，甚至長期維持霸權。但由于這一方法要求對戰略靈活性和實用性的高度堅持，而這正是美國社會所缺乏的。目前，在美國仍有相當強大的一部分勢力對此表示反對，不時批判這種靈活性或實用性為“綏靖”。這一思潮最為明顯的體現是對奧巴馬政府相對實用主義的全球戰略的諸多反對。著名學者和評論家查爾斯·克勞塞默（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ｒａｕｔｈａｍｍｅｒ）便指出，“我認為他的世界觀過于天真，我甚至無法確信他能夠發展出一種主義”。③

    還有學者認為，過于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缺乏總體的意識形態指導，可能導致美國例外論的再度回歸。④這種放棄戰略靈活性和實用性的主張，對普通公眾而言極易誘惑力。倘若這得以實現，那么將不僅是美國霸權衰落應對的失敗，更是人類應對國際權勢轉移的再一次失敗。

    結語

    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當前的國際體系都正處于一個權勢轉移的時代，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盡管這將在多長時間內完成或多長時間后可能發生逆轉仍存在爭論。有關二十國集團（Ｇ２０）建章立制的討論，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重大爭議，，有關美國衰落和金磚國家崛起以及中美國（Ｃｈ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中印度（Ｃｈｉｎｄｉａ）、中印美（Ｃｈｉｎａｍ）的討論，都說明了這一趨勢。當前有關權勢轉移的和平實現可能的討論，更多聚集于崛起國是否會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現存體系的霸權國的作用探討存在明顯不足。①

    但很顯然的是，霸權國同樣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由于霸權國仍擁有相對于崛起國的較大優勢，即霸權國仍擁有相對于崛起國的戰略主動權，特別是它能影響到崛起國的利益觀和思維方式，因此霸權國的戰略選擇極可能決定權勢轉移能否和平實現。②基于國內正逐漸形成的霸權衰落的共識，美國的中長期戰略可能通過設置一個戰略目標區間而實現戰略靈活性、經濟性和實用性。新興大國制衡聯盟的缺失、美國制度霸權的延續甚至強化可能、中小國家為美國霸權延續自愿貢獻資源的意愿，以及美國強大的自我恢復能力，都使執行這一戰略擁有充分的保障，只要美國能切實改善自身國內機制、做好理論和輿論準備并堅決抵制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誘惑和壓力，人類歷史上實現首次真正的和平權勢轉移并非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