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之后，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新局勢，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運籌帷幄、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對外戰略思想并付諸實踐。具體而言，豐富和發展了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總體目標;認真做好兩手準備，把握戰略機遇期所蘊含的機遇，沉著冷靜應對挑戰;處理好三個平衡，即爭取維護國家利益與承擔國際責任的平衡、維持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平衡以及堅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平衡;妥善處理中國與大國、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國際組織的四對關系。可以說，“十八大”后的中國外交事業開局扎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推動中國向“負責任大國”的方向邁進，最終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為“中國夢”的實現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習近平總書記,外交工作,重要思想分析,國際關系碩士論文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中國必須首先認清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從而確定符合本國國家利益和發展需要的清晰外交戰略。誠如鄧小平同志所言：“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①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握世界格局變化和中國發展大勢，以長遠和開闊的眼光縱觀全局，圍繞“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及“中國夢”的中心，一方面保持中國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另一方面審時度勢、創新思維，謀劃新的外交戰略并付諸實踐，在理論層面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體系的內涵，在實踐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當前國內正在如火如荼地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有關改革、黨建和社會思想等領域的研究非常豐富，但有關外交領域的研究卻相對匱乏。因此，本文擬從四個方面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理念和實踐進行概括，以期拋磚引玉。

    一、積極倡導一個目標

    從總體目標而言，習近平在外交理念和實踐中更加突出合作共贏，倡導和推動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標———“命運共同體”，充分展現了全球情懷。早在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就指明：“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②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③，旗幟鮮明地“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為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夢想，使“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含義非常豐富。簡而言之，“命運共同體”指在維護和追求本國安全和利益時兼顧他國的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推動各國共同發展，分享、合作、共贏和包容等是其關鍵特征。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在多個場合中都倡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表述中國與世界、中國與東盟、中國與周邊國家、中歐、中非、中俄等關系時，在參加“G20峰會”和“上合組織首腦峰會”等國際活動時，多次提到“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并呼吁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等。習近平反復強調面對國際社會中日益復雜的安全、經濟和社會問題，所有國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而且種種跡象表明，“命運共同體”已經不僅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口號或概念，而是“十八大”之后中國外交的一個清晰目標，更是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在新時期進行的偉大外交實踐。

    在實踐中，為了實現“命運共同體”的目標，習近平大力倡導和平的重要性，秉承中國反對戰爭和暴力的態度，按照新思路和新理念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推動互惠互信的“命運共同體”；倡導國際經濟局勢的良性發展，推進合作共贏的“命運共同體”；以兼容包容的態度發展人文公共外交，打造兼容并包的“命運共同體”。可以說，提倡“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夢”的實現和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有著密切聯系。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即通過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夢”的提出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復興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而且對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實現也離不開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與“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了密切的有機聯系。“中國夢”不僅將造福中國人民，而且能惠及世界各國人民，成為推動實現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夢想的不竭動力。“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是正向互動，最終訴求是共同發展，同“中國夢”相比有著極為相似的內涵。而且，隨著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在維護世界經濟穩定、推動解決重大國際、地區熱點問題和推進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國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塑造和維護。

    二、認真做好兩手準備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①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對重要戰略機遇期作出了明確闡釋：一方面，“從國際環境看，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另一方面也指出“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必須深刻理解、緊緊抓住、切實利用好這樣的新機遇，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努力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謀求更大的國家利益。”②

    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需要做好兩手準備。

    第一，就挑戰而言，中國在國際形勢前面臨巨大壓力，必須認真籌劃，積極應對挑戰。在經濟方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形勢仍然不甚明朗，國際金融市場依然不穩定，而且西方國家企圖轉嫁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特征明顯，因此中國面臨的外部風險上升，經濟發展的壓力劇增。在政治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實力相對下降，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地位提高，此消彼長的變化將中國推到了國際舞臺的中央，其舉動已然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而且，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西方國家的防范，隨之而來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高調重返亞太，造成中國周邊不安全、不穩定因素急劇增多，并挑唆周邊國家在領土問題上大做文章，給中國維護周邊形勢的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清醒地強調，中國必須冷靜思考，沉著應對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

    第二，就機遇而言，最大的機遇源于國際力量對比的歷史性變化給中國帶來的契機。習近平同志強調穩定心態，抓住機遇，為中國自身的發展和世界的繁榮穩定作出巨大貢獻。一方面，當下的中國更加強調“走出去”的戰略，維護世界的繁榮穩定。金融危機之后的國際格局大調整、體系大變革，為中國進一步“走出去”、拓展國際影響、提升國際地位和增強話語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通過購買國債、輸出資金等方式對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施以援手，推動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催化下，世界格局按原有軌跡加速發展，其中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權力的轉移：國際經濟政治力量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轉移的進程明顯加快，世界多極化秩序更加明顯，進而推動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進程。在習近平的引領下，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加積極主動，善于傾聽，并主動提出本國和世界人民的合理訴求，把“中國夢”同周邊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區發展前景對接起來，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在國內外的一系列講話和實踐活動中，反復強調中國自身的發展對國際和平穩定的貢獻，為維護世界和平增添了重要砝碼。

    三、努力平衡三對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認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化與自身力量的發展，在戰略布局方面，努力實現三對矛盾的平衡：一是維護國家利益與作出國際貢獻間的平衡，二是發展軟實力和硬實力間的平衡，三是堅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間的平衡。一是維護國家利益與作出國際貢獻間的平衡，實現權責平衡。自古以來，權利與責任一直是一對不可分割的矛盾體。早在2012年7月，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中，習近平就曾強調：“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①

    同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時表示：“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國家，我們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同時也要處理好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既爭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發展自己，也努力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②

    在實踐中，習近平在談及外交使命上時，除了強調傳統的服務國內經濟建設，更加強調國際責任，追求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努力打造“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良好局面。例如，習近平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我們不僅致力于中國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③

    在參加“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時，他也呼吁：“我們要放眼長遠，努力塑造各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世界經濟，堅定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④

    二是維持軟實力和硬實力間的平衡。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外交上更加自信，穩妥推動“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齊頭并進。一方面，在“軟實力”領域，習近平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展示中國的親和力，充分利用出訪和出席重要國際活動的機會，恰如其分地展現富有親和力的良好國家形象，展示中國式軟實力。例如在出訪坦桑尼亞時，習近平用“真、實、親、誠”四個字概括了新形勢下的中非關系，在非洲聽眾心中造就共鳴，短短30分鐘的演講，贏得了數十次掌聲，展示了中國式軟實力的魅力所在。而在哈薩克斯坦的演講中，習近平則提出了“五通”理念：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清晰地表達出中國愿意同鄰國加強溝通的意愿。而且中國更加重視通過提供獎學金、贊助等形式，推動中外青年、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友好交流，，推進社會和人文合作，加深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向外界展現中國的“軟實力”所在。

    另一方面，在“硬實力”領域尤其是軍事力量方面，中國政府努力提升軍隊維護本國安全、穩定與發展的能力。從現實情況看，中國面對諸多安全問題，除了傳統的威脅之外，諸如網絡安全等新型安全挑戰也層出不窮。因此，中國必須做好兩手準備：一是通過外交溝通和協調處理安全問題，謀求發展；二是加強自身硬實力，為中國的發展保駕護航。因此，習近平將國防建設與外交工作緊密結合，多次在國內外闡述本國的國防戰略，強調增強國防力量既是對中國自身安全的考慮，也是為了維護世界的安定與和平。2013年4月16中國首次發表的題為《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的專題型國防白皮書強調：“中國武裝力量的根本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隨時應對和堅決制止一切危害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挑釁行為，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①

    雖然在出訪時習近平明確表示“中國始終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不搞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②，但是他也強調：“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③

    在實踐中，針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新一屆領導人積極回應，清晰地闡明中方立場和主張，合理地展現中國的力量和決心。例如，針對日本政府非法“購買”釣魚島事件，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堅定措施，堅決維護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充分展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堅強決心和意志。堅決打擊和懲治“臺獨”“藏獨”和“東突”等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多次挫敗境外各種敵對勢力對中國的侵擾。

    三是堅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間的平衡。幾十年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一直是中國外交所秉承的重要理念，但隨著中國自身實力的變化與國際社會對中國呼聲的高漲，中國不得不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方面重新加以調整和平衡。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傳統策略，堅決抵制妄自尊大的思想，強調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他指出：“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仍面臨著不少困難和挑戰，要使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美好生活，還需要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④

    這一客觀條件決定了中國外交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需要堅持韜光養晦的策略方針。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后的中國外交策略表現得更具主動性和進取性。“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中提出“負責任大國”的說法，習近平更是在理念和實踐中不斷強化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身份，堅持將謀求本國國家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共同發展，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從自身條件出發，承擔合理的國際責任。例如2013年，他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表示：“中國發展壯大，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⑤

    而在“二十國集團第八次峰會”中，習近平再次強調：“各國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兼顧別國發展。讓每個國家發展都能同其他國家增長形成聯動效應。”⑥

    總結一下習近平講話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國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需要，不斷尋求擴大與世界各國利益交匯點，根據自身能力和條件，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產品，更多地參與世界事務治理，向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方向邁進。

    四、妥善處理四層關系

    “十八大”以來，國際關系日趨復雜，習近平總書記繼續貫徹“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重點、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外交是舞臺”的外交戰略，開展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模式。新型大國關系，“真、實、親、誠”的發展中國家外交，“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積極主動的多邊外交，成為新一屆中國政府妥善處理對外關系的新思路。

    首先，繼續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高瞻遠矚，協同其他大國以更高、更遠的視角把握國家間的關系，以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推進合作。習近平用三句話對新型大國關系內涵進行了精辟概括：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①

    在新型大國關系理念的引領下，中國在中美、中俄和中歐等關系發展方面開拓進取，加強危機管控能力，同時增強互利共贏的理念，摒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攜手其他大國共創新型大國關系之路。例如，習近平上任伊始的首次出訪即選擇俄羅斯，在同普京會談時，他強調：“中俄互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戰略協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兩國外交全局和對外關系中都占據優先的戰略地位。”②

    中俄發表的《聯合聲明》呼吁“各大國超越零和博弈、集團政治等思維方式，遵循順應21世紀時代潮流的國際關系原則，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經濟上全面互利、合作共贏，安全上互信包容、共擔責任，文化上交流借鑒、相互促進，意識形態上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推動世界各國在和平、發展、合作的形勢下，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③

    習近平訪美期間，習奧雙方同意攜手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兩國關系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規劃了藍圖。

    其次，在處理同周邊國家關系時繼續貫徹睦鄰友好、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同時，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中國的發展輻射周邊，惠及鄰國。在2013年6月召開的周邊工作會議中，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④

    他在外交活動中的實踐也佐證了周邊關系的重要性。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時，習近平明確表示：“‘親望親好，鄰望鄰好。’中國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⑤

    此外，習近平還呼吁中國和中亞國家共同建設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必將為中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再次，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時更加注重“義利觀”，以實際行動回擊“新殖民主義”理論。中國傳統文化一向強調正確處理“義”和“利”的關系，突出“義”的價值。有關這類的論述非常豐富，例如，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重義輕利、取利有道，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一以貫之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而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正確義利觀的重要思想，既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也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及中國與世界關系發展大勢。在實踐層面，習近平同志創新思維，一方面強調從經濟、技術、資金和人員等方面力所能及地加強對欠發達國家的援助。例如在美洲訪問時，習近平推動落實了一大批重大合作項目，并宣布中國將面向加勒比友好國家設立優惠貸款和基礎設施建設專項貸款，體現出中國援助中美洲有關國家發展的誠意。另一方面則充分利用國際機制的力量，攜手其他新興經濟體，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聲音，提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理訴求。例如，習近平同志出席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時，呼吁各國“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國際經濟金融機構等框架內協調和配合。”⑥

    最后，在國際制度參與方面，更加主動自信。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加入了絕大多數自1945年以后建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各種形式的國際制度、國際機制，并以多邊協作的方式，量力而行，承擔國際責任，攜手他國解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威脅和挑戰。例如在國際維和方面，中國積極參加維和行動，累計向聯合國維和行動派遣各類人員兩萬多人次，位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位，以實際行動來支持多邊國際行動，充分證明中國將絕不會在國際體系中坐享其成，不會成為“搭便車者”，而是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堅定不移做和平發展的實踐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①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出訪歐洲時發表演講，意味深長地指明：“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②

    中國謹記歷史教訓，結合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在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回顧黨的“十八大”后中國外交的實際表現，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表現得更開放，根據國際形勢和外部環境的新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和策略，正確處理外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銳意進取，取得豐碩成果。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積極倡導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內認真做好兩手準備，平衡處理三對矛盾，妥善處理四層關系。這一外交開局和布局充滿戰略性、全局性、創新性，正如楊潔篪所言：“外交開局氣勢恢宏，外交布局全面均衡，使新形勢下的中國外交呈現出理念豐富、重點突出、立場堅定、策略靈活、風格鮮明等特點。”③

    這一年多的外交理念的探索和實踐，開創了新局面，打開了新思路，使我國外交出現百花齊放、春色滿園的新氣象，不僅為下一階段外交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更指明了正確方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引領下，中國外交工作將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妥善處理各種復雜關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攜手世界各國人民推動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誠如習近平在2014年新年賀詞中所言：“宇宙浩瀚，星漢燦爛。70多億人共同生活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應該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同發展。中國人民追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祝愿各國人民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我真誠希望，世界各國人民在實現各自夢想的過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幫助，努力把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建設成為共同的美好家園。”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