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邊界是政治和地理之間聯系的明確體現,對厘清個人、群體、國家等不同尺度維度身份對邊界的作用,理解邊界地區社會空間的建構及其社會化敘事有重要意義�？诎冻鞘凶鳛椤斑吔纭钡奈镔|載體,通過對其發展過程研究,能夠映射出邊界地區社會發展狀態,為加深邊界社會敘事理解和推動邊界城市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持。本文以中俄邊界中往來最密切的邊境口岸城市滿洲里為研究對象,探討多維度多尺度下邊界往來的實體——口岸,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地緣框架下,從多維度多尺度視角,分析口岸—城市互動關系動因,解析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空間建構中“我們”與“他者”的成因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廓清邊境口岸城市滿洲里的發展歷程,為邊境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思路。針對現有研究缺乏對口岸—城市關系定量測度模型及發展階段劃分依據,本文對主要用于港口—城市關系研究的動態集中指數(DCI)模型進行改進,針對口岸與港口的差異性,將口岸的過貨量、過客量,城市的人口、經濟納入模型計算,力求最大限度還原口岸城市發展關系。基于改進動態集中指數(MDCI),結合定性研究結果,將口岸—城市關系劃分為口岸主導型、口岸弱主導型、口岸微主導型、發展極落后型、發展落后型、低效均衡互促型、高效均衡互促型、城市微主導型、城市弱主導型和城市主導型十種類型,不同發展類型對應不同取值區間及發展特征。綜合動態集中指數(MDCI)計算結果和訪談調研結果,將1979-2017年滿洲里口岸—城市關系劃分為四個階段:(1)低效均衡互促階段(1979-1997年),本階段是口岸—城市高速發展前的蓄力期,兩者在本階段互相促進,但效果還不明顯;(2)口岸主導階段(1998-2005年),口岸發展對城市發展具有顯著拉動作用;(3)城市弱主導階段(2006-2015年),口岸發展規模出現輕微下降,而城市規模仍較穩定,城市發展能力略勝于口岸發展,該階段城市具弱主導作用;(4)口岸主導階段(2016以來),洲里過貨量基本維持穩定狀態,過客量出現顯著上升,人口略有下降,而GDP出現明顯下降,本階段的口岸主導源于城市規模的衰退。該分類結果前三階段與灰色系統預測模型預測結果相似,但第四階段與預測結果相悖,說明2016年以來滿洲里口岸—城市關系發展與正常發展規律存在偏差,需要進一步探索影響因素,為進一步促進口岸—城市演化提出建議。不同尺度主體對口岸—城市關系預測方差的影響表現出國家尺度個體尺度地方尺度區域尺度的關系。在低效均衡互促階段,地緣經濟與地緣文化均讓位于地緣政治,口岸城市關系主要受宏觀尺度和個體尺度影響,區域尺度與地方尺度影響較小。口岸主導階段,地緣政治對口岸—城市關系的影響漸小,地緣經濟影響漸增。此階段是宏觀尺度、區域尺度、地方尺度、個體尺度共同發生作用,且區域尺度與地方尺度作用逐漸上升。城市弱主導階段,地緣政治關系友好穩定,地緣經濟關系成為影響兩國地緣關系主導因素,同時地緣文化的影響逐漸顯現,宏觀尺度與個體尺度對口岸—城市關系影響較大,地方尺度影響略有上升,區域尺度影響較小。口岸主導階段,地緣經濟關系依然為兩國地緣關系主導因素,地緣文化關系影響變大,此階段個體尺度與宏觀國家尺度影響較大,區域尺度與地方尺度影響較小。目前滿洲里口岸—城市關系發展存在問題主要可以從三方面分析,一是現實發展情況與預測結果相悖,原本應該發展為城市主導型的關系可能退化回到口岸主導型,不利于口岸—城市長期可持續發展;二是口岸進口產品較單一,出口商品較少,對周邊產業發展帶動力低,口岸發展亟需轉型升級以帶動周邊產業升級發展;三是城市發展過程中過于依賴能源資源型產業,工業結構過于單一,旅游業受淡旺季影響顯著且旅游市場監管不足,城市對人才與資金吸引力大幅下降。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口岸—城市關系發展建議:(1)把握地緣關系背景,明確發展主要矛盾;(2)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發揮不同主體功能;(3)完善口岸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網絡平臺;(4)改變城市傳統產業模式,推進新舊動能轉換;(5)堅持城市特色發展道路,加強旅游市場監管。
【學位授予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K901
【圖文】：

3.1.1 滿洲里市歷史沿革今滿洲里地區自周、秦時期即有東胡人居住，歷朝歷代不斷變遷。1901 本地向東鋪設的中東鐵路西部線完工，建成火車站，命名滿洲里站，俄語亞（Manchuria）音譯漢語為滿洲里（ManZhouli），因此滿洲里正式取代來源：作者自繪，底圖說明詳見數據來源

圖 3.2 中歐鐵路通道規劃圖來源：《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2）多元交織，人文底蘊濃厚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自周、秦時期即有東胡人居住，西漢受匈奴所轄，東漢、三國、晉時是鮮卑人的居住地，南北朝先后受柔然、突厥所

滿洲里口岸過貨量增長率、年平均增長率及過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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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06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