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戰略文化源遠流長，璀燦奪目，影響深遠。其基于中國傳統哲學思維“天人合一”觀念．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整體和諧的思想內核，從國防的價值取向、指導原則、目標確定、道路途徑等多方面對中國國防從價值理念到建設實踐施予了深遠影響。正如從事美國戰略史研究的學者拉塞爾·F·韋格利教授所說： “我們今天所確信和所從事的事情至少既受相對久遠的過去形成的思維習慣的支配，也受我們昨天所確信和所從事的那些事情支配。相對久遠的過去往往更易于束縛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因為與新近的過去相比，我們對相對久遠的過去了解較差，或者至少回憶起來不那么清晰，然而它在我們思想上已經刻下了較深的習慣的溝紋。”①總的來說。在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國防所表現出的理念特征就是：求和平、謀統一、尚義戰、居安危、重防御。

　　一、求和平求和平是中國國防理念的內在要求。所謂“先王之道，以和為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②首先，求和平的國防理念是由農業文明本身的內在特點決定的。．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方式的特殊要求決定了農業民族對戰爭的厭惡與摒棄態度， “土地是最富于安定性的，農民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土地上，所以他們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定的生活”。③首先。要保證農作物按時播種與收獲，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社會環境與秩序的安寧和穩定。而戰爭則會破壞社會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所謂：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后，必有兇年。”④其次，傳統農業是以個體小生產方式為主．需要大量勞動力來滿足和維持生產與再生產。戰爭不僅造成農業勞動力的大量流失．而且大規模戰爭所帶來的人員傷亡．造成生產蕭條與人口凋零。這一矛盾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解決的。第三，戰爭的巨大消耗與中華民族崇尚勤儉、節制財富使用的民族心理與社會要求是相背離的。傳統農業是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主體，生產力水平低下，只能為社會提供有限的衣食與財富。這樣，戰爭的巨額費用不但可能造成百姓衣食不周，而且也會使國家財源枯竭，甚至嚴重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導致國家衰亡。因此，中華民族在維護農業生產和民族生存的不懈努力中養成了以“耕讀傳家”為榮．以窮兵黷武為戒的具有鮮明和平主義傾向的優良傳統。所謂：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⑤其次，求和平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內核—— “和合”觀念，即崇尚道義，追求和平在國防理念上的深刻反映。中國軍事思想從來就把崇尚道義和追求和平作為研究軍事問題的價值取向。日本歷史學家淺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國軍事歷史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軍事思想的“第一個特點是以非戰主義為原則，筆耕論文，盡量通過外交和謀略活動，求得政治解決。第二個特點是在軍事上力爭把戰爭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時間內結束。” “中國的兵學價值是以政略性和道義性為主要內容的”。

　　中國“兵家的得意之處在于外交和謀略，其著眼點是極力避免訴諸武力，” “他們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講究道義而聞名于世的。”⑥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禮義，愛好和平的民族。對于戰爭，一般持謹慎乃至反對態度。孔子強調：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⑦《老子》第三十一章認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等等。《兵戰奇法·好戰》稱：

　　“夫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眾，盡銳征伐，爭戰不止，終致敗亡，悔無所追。然兵猶火也，弗戟，將有自焚之患，黷武窮兵，禍不旋踵。法日： ‘國雖大，好戰必亡。”’中華民族在慎戒戰爭的同時，更把“止戈為武”作為思考戰爭問題的邏輯起點。 “武”在古代兵法中是比“兵”、“戰”、“爭”、“權”、“謀”更高的戰爭范疇，蘊含著人們對戰爭問題的深層領悟。

　　《司馬法》指出： “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⑧明確把“安人”、 “愛其民”、 “止戰”作為進行戰爭的目的。《孫子兵法》中則把“道”作為戰爭取勝的首要因素，把“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軍事戰略的最高境界。這樣， “兵兇戰危的思想，深人一般國民的心坎，造成一種愛好和平的德性，歷數千年而不變”。⑨中國共產黨人更是明確指出： “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⑩ “不管現在還是將來，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永遠不稱霸。我們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中國的和平發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⑩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主張，既是中國現代國防理念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國防政策的一個根本目標。

　　一二、侏謀統纜一這是中國國防理念的核心價值。所謂： “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首先，追求統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尚同貴一精神的一貫主張。《詩經·小雅·北山》

　　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禹貢》將諸夏分為九州、五服， “聲教訖于四海”，形成了一個華夷五方相配而又統一于“天下”的政治模式。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 “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 ? 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⑩春秋戰國之時，諸子爭鳴，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其普遍共識。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尚同”，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⑩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⑩ “四海之內若一家”。⑩這種哲學思維反映在政治理想和戰略文化上就是致力于建立和保持一個統一的局面。秦始皇時代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出現了“天下為一、萬里同風”的局面，儒家的“天下為一”的意識和“華夏親昵” 意識，即統一意識和愛國意識在人民大眾之中深深扎根。秦以后兩千多年，中國雖幾經分裂，迭歷戰亂，但最終都歸于統一。其次，中國傳統戰略文化鮮明的道德色彩也使統一成為中華民族心理積淀中至高無上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千百年來，人們總是把求統一還是搞分裂看作判斷義與不義、德與非德、道與無道的基本分野。凡是有利于統一的戰爭都受到人民的擁護和積極評價．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凡是倒行逆施搞分裂，則最終受到人民的唾棄，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 就是指“王者大一統”。

　　正如歐陽修所說：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⑩祖國統一高于一切。早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體中國人民莊嚴而神圣的使命。新中國成立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我們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成功地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正在為早日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積極努力。中國共產黨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嚴密防范和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決不讓各種分裂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分化我國、破壞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力度得逞。”@三、尚義戰這是中國國防理念的價值取向。所謂： “兵茍義，攻伐也可，救守也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④中國古代國防理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重視道義的力量，具有強烈的是非觀念，表現在戰爭觀念上就是強調“義兵”、 “義戰”，強調以德服人．這與儒家思想所確立的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體系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中國自周秦至明清以來所建構的文化系統．實質上是一種在小農經濟和宗法關系基礎上的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文化系統。這種文化結構的基點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規范。中國殷代文獻中已出現了“德”、“禮”、“孝”等字樣。遠在西周時期， “敬德”、“保民”即成為統治者的施政大綱。《尚書·堯典》贊揚古代圣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孔子的“以政為德”、“禮讓為國”、“禮為用，和為貴”，孟子的“以德服人”，茍子的“以德兼人者王”，以及《周易大傳》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等思想，都是主張王道，注重和平。中華民族對待戰爭持極為慎重的態度。所謂“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國古代并不是絕對反對戰爭。而是認為戰爭有“義”和“不義”之分，義戰是治理亂世的必要手段，戰爭可以“禁暴”、“戢兵”、“安民”、“和眾”，戰爭的目的在于“止戈去殺”， “誅暴安民”，主張“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標異幟，各家提出的政治主張和人生哲學不盡相同，但“天下之大道日德”卻大體形成共識。從漢代董仲華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以仁義道德為主旨的儒家思想(在其發展進程中也有機地吸收了道、法諸家以及佛教的思想因素)成為中國主流文化。這樣一種文化傳統反映在戰略思維上就是治國言兵以德為本。中國的戰略文化始終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首先，在經邦治國的大政方略上，主張德治仁政。中國先賢早就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③國家的安危成敗興衰“在德不在險”，@“在德不在強”，③“在德不在鼎”。⑤其次，在興師征伐的戰略決策上，主張兵以昭德，以義誅不義。中國古文字如“征”與“政”都從“正”，即正義的意思。

　　盡管中國古代的戰略家們對戰爭大都持十分審慎的態度。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他們并不一概反對戰爭．而是嚴格地把“義”與“不義”相區別。例如管子就認為：

　　“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王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墨子也認為“義戰日誅，不義日攻”。第三，在戰爭實施的策略運用上，主張師必有名，把宣揚自身戰爭的正義性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優勢和致勝因素來看待。早在遠古時代，統治者進行征伐時，就往往首先發布誓詞如《甘誓》、 《湯誓》等，歷數敵人之無道不義和我之正義性，以“恭行天之罰”相號召。在中國古文中，檄文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受到人們的重視。三國時陳琳起草的為袁紹檄豫州、唐駱賓王起草的為徐敬業討武璺檄，都是傳頌千古的名篇。第四，在戰爭進程中，強調實行“仁”為核心的軍事人道主義。“義兵人敵國之境，不虐五谷，不掘墳墓，不伐林木，不燒積蓄，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最后，在戰爭預測上，認為德不可敵，義戰必勝。而且，尚義戰的出發點和根本歸宿是順天應人、利民為本。中國古代國防理念歷來重視正義性。

　　戰爭是大戰略經常要處理的大問題，也是最能鮮明體現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大問題。

　　《周易》認為“師貞，丈人，吉，無咎”，④說的是為正義出兵打仗，加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指揮，就無往而不勝。 《左傳》善于“師直為壯，曲為老”◎的著名論斷也是講軍隊為正義而戰，則理直氣壯，反之則理屈氣衰。所謂“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圓“順道而動，天下為響；因民而慮，天下為斗”⑧都反映了正義戰爭不可拒抗的威力。

　　尚義戰的理念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涵進一步豐富起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繼承中國傳統“義兵”、 “義戰”思想，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戰爭觀，明確宣告進行“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 “我們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④積極防御軍事戰略的提出，正是在新時期對尚義戰理念繼承與發展的具體體現。永遠采取自衛性的防御戰略，永遠不奉行擴張主義政策與強權主義政策，是當代中國對世界的莊嚴承諾。同時，堅持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突出的是軍事斗爭與國防斗爭的正義性質。中國堅信，只要軍事行動是完全自衛的，就能夠得到廣泛的理解與支持，收到得道多助的效果，從而在軍事上、政治上與道義上都占有主動權。建國后，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軍事沖突中，始終堅持正義戰爭，既有效地打擊了敵對勢力的挑釁與侵犯．維護了我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同時又為我國贏得了巨大的政治軍事聲譽。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 “中國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顛覆別國合法政權，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可見，尚義戰既是當代國防對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同時又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規定，更是中國政府對構建國際新秩序的莊嚴承諾。

　　四、居安危有國則有防，有戰則有備。如何對待和平時期的國防戰備問題，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決策水平，更深層次地體現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自身安危的關注與警醒。凸顯了一個民族的智慧與自省。居安危，就是中國國防理念汲取傳統文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思想精髓的體現。所謂： “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居安思危”、“安不忘戰”是和平時期國防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所謂“備邊足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御之大經。”“國家大計所重者，莫過于武備。”@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樹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的居安思危思想。《司馬法》明確指出：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孫臏兵法》認為： “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強調國家在和平安定的條件下，要時刻想到可能發生的戰爭，要“于安思危，危則慮安”。決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輕心。那種盲目地認為“無敵國外患”，天下太平了，就可“息兵偃武”，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 “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否則，“若乃居而不思然，寇至而不知懼，此之謂燕巢于幕，魚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證明： “夫安國之道，先戒為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一種立足長遠，思其終始的國防指導思想。只有和平時期保持常備不懈，做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國防，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周易·系辭下》指出：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就是說國家所以發生危險，是由于統治者安于它的統治地位；國家的所以滅亡，是由于統治者只知保持現狀；國家發生禍亂，是由于統治者沉醉于長期的太平局面。所以，圣明的統治者，在國家安定的時候都不能忘記可能發生的危機，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不要忘記喪權的危險性，身處太平盛世不要忘記可能會發生禍亂，只有這樣。才能做到長治久安。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一再號召全國人民“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加強戰備，準備打仗”，后來又具體提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以應付不測。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性市場的日趨形成，國家間交往和聯系的迅速擴大，政治多極化局面的出現，以及毀滅性戰爭武器的大規模發展，世界形勢總體趨向緩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在此基礎上，1985年6月，軍委擴大會議做出了新時期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大決斷，將國防建設轉人和平建設的軌道。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對國防建設提出了新挑戰。特別是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國際社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聯系，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增大，同時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相互關聯、相互作用更加緊密，我國的安全和發展也越來越受國際因素的影響。我國安全問題的綜合性、復雜性、多變性進一步增強。作為一個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我國將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將長期面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壓力，將長期面對一些大國對我國進行戰略防范和遏制的壓力。“臺獨”分裂勢力以及“藏獨”、“東突”等民族分裂勢力及其活動，對國家主權、統一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我國周邊的地緣戰略競爭錯綜復雜，領土主權爭端、能源資源爭執和發展空間競爭以及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重疊交織。

　　因此。 “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認真應對挑戰，著力化解風險，堅決防范和遏制各種不穩定不安全因素的干擾和破壞．積極營造有利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國內安全和發展環境。”努力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重要力量支撐和堅強安全保證。

　　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力量。總之，對待國防戰備的根本態度是：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一個國家只有把國防戰備立足于“恃吾有以待也”，并且把工作做到“恃吾有所不可攻”的程度，戰爭才可能被制止，和平才將會到來。五、重防御這是植根于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重土安遷觀念在國防理念上的突出表現。

　　首先．重防御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反對擴張、知足戒貪傳統思想文化在國防理念上的深刻反映。正如馬克思所言： “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性。”不同的文明由于所處的環境的不同，其文明的表現形式、價值取向等都有著不同的體現。中華民族居于東亞大陸，東瀕茫茫大海。西北橫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著青藏高原，對外交通不便，在地理上具有明顯的隔絕性和獨立性，對中華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自足性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方面來講，農耕民族生產與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勞動力與土地這種自然力緊密結合在一起，農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時，自產自銷，自食其力，建立起一種處于封閉狀態的自然經濟社會。在農業社會中，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可以用“血脈相連”來形容。他們祖祖輩輩在土地上“土生土長”， “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在“土中刨食”，死后也要葬在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實，叫做“入土為安”。

　　所以土地不僅僅是農民的生產資料，而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須臾不可離。安土重遷是他們的固有觀念。《周易·系辭上》稱：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禮記·哀公問》稱：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從事周而復始的自產自銷的農業經濟所必須的安寧和穩定。所謂“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便是農業社會古圣先賢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

　　定居而非流動的生活習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式，人與土地的相互依賴關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氛圍，表現在中國國防理念上就是固土自守、保家衛國的戰略防御思想。所謂： “中國地居溫帶，土肥美，民殷富，世戒遠略。”@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 “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華夏——漢人所追求的是從事周而復始的自產自銷的農業經濟所必需的安定，這與中亞、西亞多次崛起游牧民族以軍事征服、戰爭掠奪為榮耀的心理大相徑庭：與以商業交換和海外殖民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對外展拓的意向也判然有別。”⑩中國人也有“一天下” “平四海”的理想，但采取的方式并非武力征服．而是以較高的文明程度來輻射和影響周圍的民族。 《論語·季氏》所謂：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漢書·貢禹傳》謂： “陶冶萬物，化正天下”，都表達了這一思想。這種非強權的，建立在和平主義與文化論調基礎上的“世界大同”思想。正是中華民族淵源深厚的農耕文明的產物。

　　其次，重防御的國防理念是以“釋遠謀近”為邏輯起點的。釋遠就是放棄勞民傷財的對外遠征，謀近就是堅持佚而不終的圖治國內。正如《淮南子·泛論訓》中所說： “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務道德，是釋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黃石公三略》認為，在考慮國家發展戰略時，是“釋近謀遠”，還是“釋遠謀近”，是一個帶有全局陛的重大問題，必須分清利害，權衡得失，思之再三。

　　它說：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不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幾。”由此得出結論：凡是放棄內政而遠謀他國土地的，結果會勞而無功；凡是放棄遠征而圖治國內的，最終會安逸善終。因此，它主張放棄使國家內政荒廢的“廣地”，堅持使國家富強昌盛的“廣德”；放棄“貪人之有”的對外擴張，堅持“能有其有”的對內圖治。

　　因此，重防御成為中國國防理念的一個重要特征。正像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所言： “中國的決策人歷來強調防御性的地面戰爭，這反映了一種官僚的保守性倫理，與歐洲帝國主義行動中所有的商業擴張主義的進攻理論截然不同。”另一位美國學者馬克·曼考說： “中國對自己文明的認識沒有那種侵略性的使命。”托馬斯·克利瑞說： “中國將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響。

　　戰爭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須有正當的理由，這通常是指防御戰爭，但不排除懲罰性戰爭，以制止以強凌弱的行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根據中國的國情軍情制定了相應的國防政策。江澤民多次強調： “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的國防政策是防御性的。”③這一宗旨是由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所決定的。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堅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就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軍事關系中，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張行為。”@在和平與發展時代，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就是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國防建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的大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也明確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規模應當與保衛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相適應。”同時，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中國對內致力于自己的國家建設，努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中國軍事斗爭的戰略目標和根本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決不欺負別人，決不奉行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主義與擴張主義政策，也決不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不參加任何性質的軍事集團。但同時，中國國防政策的防御性與保衛國家利益的堅決性是相統一的。在涉及民族得益和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我們決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勢力，中國決不允許任何人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怕任何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戰爭。中國堅持后發制人，堅持自衛的立場，不首先挑起沖突，但一旦有人侵略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有權采取自己認為必要的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一切手段，給予堅決的回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

　　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將一如既往地同各國加強軍事合作、增進軍事互信，參與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總之，每個國家的軍事思想都與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緊密相連，其軍事思想的發展也是與它特定的歷史條件，即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情況的發展變化分不開的。各國軍事思想不可避免的要留有歷史的痕跡，受到其他理論和思想的影響與制約。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獨特文化傳承的民族，歷經數千年而不衰。當代中國國防理念的形成正是淵源于這一優秀歷史文化傳統。 “不管現在還是將來，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永遠不稱霸。我們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中國的和平發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