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反腐論的有限解釋力

　　腐敗現(xiàn)象產(chǎn)生無疑有著復雜深刻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背景。腐敗產(chǎn)生的原因是什么？腐敗產(chǎn)生發(fā)展的機制是怎樣的？導致腐敗蔓延的關鍵性因素是什么？導致一些地區(qū)比另外一些地區(qū)腐敗更為普遍更為嚴重的原因是什么？國內(nèi)外的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對腐敗產(chǎn)生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并提出了相應的反腐敗策略和治理對策。
　　關于腐敗產(chǎn)生的原因及蔓延機制的相關理論，可以將其總結為：權力失去監(jiān)督說、現(xiàn)代化說、社會結構說、制度體制缺陷說、尋租理論說、博弈本文由筆耕文化傳播收集整理說六種類型。每一種理論解釋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時也都遇到了某種困境，更重要的是每種觀點都以這種或那種的方式同制度因素聯(lián)系在一起。在理論層面。學術界諸多學者通過對腐敗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形成了一個相對一致的理論成果，即腐敗問題是由于各方面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應逐步加強制度建設以預防和治理腐敗。王滬寧認為“反腐敗斗爭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制度建設。……我們一定要建立健全一套防腐拒變的制度”。并提出通過“政治體制的構建、執(zhí)政黨內(nèi)體制的構建、控制主體和對象的體制的構建、規(guī)范政治過程的體制的構建”來抑制腐敗。胡鞍鋼認為“腐敗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已屬于制度性缺陷腐敗，即現(xiàn)行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的嚴重缺陷和各類管理制度的種種漏洞不斷制造和滋生各種腐敗，并使腐敗日益盛行”，因此提出“無論是反腐敗還是防腐敗。……必須精心設計綜合治理的改革框架和制度框架”。何增科認為“研究轉型期腐敗成因要深入探究隱藏在個體選擇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綜合分析現(xiàn)行制度結構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之所在，并提出相應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建議”。
　　以上學者對腐敗治理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探尋問題的方向本身沒錯，且提出的反腐敗對策建議也非常具有針對性，但卻很難解釋為什么隨著我國各種制度和機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而腐敗現(xiàn)象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或者說并沒有明顯的改善。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歷年工作報告的顯示，“2001年全年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2005年全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1447人；2009年全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2010年全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224件：2011年全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梢悦黠@地看出，雖然各類職務犯罪案件數(shù)量逐漸減少，但涉案人數(shù)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小幅增長。另外。根據(jù)透明國際組織對我國歷年清廉指數(shù)的評價，2000年我國清廉指數(shù)為3.1分，2003年為3.4分，2005年為3.2分，2007年為3.5分，2009年為3.6分，2010年為3.5分。2011年為3.6分。雖然我國清廉指數(shù)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不斷上升趨勢，但依然處于腐敗比較嚴重的地位。近年來，盡管黨和國家不斷加大懲處力度，出臺并完善一系列制度措施，但腐敗形勢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轉。我國腐敗狀況已經(jīng)進入滋生腐敗的力量和反腐敗力量勢均力敵的相持階段，單純地依靠完善和健全制度已經(jīng)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另外一個事實是，無論多么完美的制度，最終都是依賴人來執(zhí)行。因此，制度反腐敗論就很難解釋為什么改革開放之前在各項體制和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的情況下，腐敗現(xiàn)象卻遠沒有現(xiàn)階段這么嚴重。從歷史上看，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這一階段，是公認的我國比較廉潔的時期。“新中國建立之初，黨把為人民服務的執(zhí)政宗旨。努力灌注在廣大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實踐之，毛澤東不斷告誡全黨警惕‘糖衣裹著的炮彈’的襲擊。……創(chuàng)造了新中國建設史上一個清廉的時期”。“在計劃經(jīng)濟時期，由于中國實行嚴格的按計劃配置經(jīng)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社會意識形態(tài)領域高度統(tǒng)一、社會結構高度一致，這時候‘透明國際’還沒有建立評估體系，如果評估的話我國得分應該是在5分以上，屬于比較廉潔的國家”。而國際透明組織2009年發(fā)布的2009年度清廉指數(shù)顯示，我國為3.6分依然屬于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

　　二、基礎秩序的瓦解——潛在尋利人腐敗行為的博弈分析

　　鑒于制度反腐論在解釋力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因而不僅應該對制度反腐論進行理論反思，而且應該嘗試運用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對腐敗問題進行新的考察。我們認為，反腐敗制度的失效并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作為制度運行的基礎和條件的基礎秩序出現(xiàn)了問題，這就為理解制度失效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思路。
　　本文擬基于博弈論，即研究各個理性決策個體在其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及決策均衡問題。博弈論中一個重要的假設就是所有參與人都是理性的，因而本研究采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將參與博弈過程中的個人都視為“理性經(jīng)濟人”。同時我們借用尋租理論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概念，將不掌握公共權力的潛在腐敗個體視為尋利人。將掌握公共權力的潛在腐敗個體視為代理人，并在此基礎之上首先對尋利人與尋利人之間的行為選擇進行分析。
　�。ㄒ唬撛诟瘮だ酥g的博弈過程
　　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分析模型就是“囚徒困境”。以這個模型為基礎我們假定有兩個潛在的腐敗尋利人，他們作為理性經(jīng)濟人都試圖選擇使自己效用（利益）最大化的行動。他們根據(jù)可能成功機會的多少來確定他們可能的行為選擇，即行賄或者不行賄。由此而形成了一個策略組合，如下圖所示：
圖中A、B、C、D代表潛在腐敗尋利人甲和乙可能做出的策略組，括號內(nèi)的數(shù)字前項表示甲做出行為選擇后可能達到自己目的的幾率，后項表示乙做出行為選擇后可能達到自己目的的幾率。如果甲和乙都不選擇行賄，那么他們都有50%的機會達成自身的目的；同樣，如果甲和乙都選擇行賄，那么他們也都有50%的機會成功；一旦甲選擇行賄而乙卻不選擇行賄，那么甲就100%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反過來，乙選擇行賄而甲不選擇行賄，那么乙就100%實現(xiàn)自身目的。
　　從靜態(tài)角度考察，如果不考慮乙的選擇，對于甲來說B顯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他肯定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次要選擇就是D。因為他可以在沒有任何損失的情況下同乙進行公平競爭；最差的選擇是C，因為他將沒有機會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對于甲來說，他的選擇次序是B→D→A→C。以此類推，對于乙來說，他的選擇次序是C→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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