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的學術語境和現實意義

西方的博物館在近現代百年的發展中突破了傳統模式，轉入“后歷史”的發展階段，傳統博物館所重視的“物”和原有的“敘事邏輯”受到挑戰。博物館作為一個獨特的歷史闡釋系統，執著于對“物”的描述往往局限著博物館的發展形態。近三十年，博物館文化交流和認知方式發生著巨變，新博物館學的提倡者們從建筑、館藏策略、民主、倫理和心理體驗等各方面論證博物館如何成為城市文化交流的開放平臺，原本孤立的文本、實物、文獻在展覽中得以共存，博物館展覽本身也從單純的陳列變成體驗空間，因此從信息交流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認識它們在博物館中的地位，將有利于博物館以積極的態度應對當代咨詢社會的文化交流新局面。
博物館本身是一個知識的寶庫，這些知識如何從古至今延綿不絕、啟發新知，知識形態發生何種變化；博物館的知識和信息如何巧妙地通過展覽和活動被人接受；博物館應該秉承怎樣的態度巧妙地過度到當代生活中？這些問題原本僅限于零散的討論，本文借助英國李斯特大學格林海爾教授主編的《博物館、信息、媒介》的視角，把認識“博物館信息”當做進入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本質上探尋博物館的知識和信息由什么構成、如何成為現存的模樣；展覽提供了怎樣的認知渠道；博物館如何與當代城市和公眾保持交流？這幾個問題相互交織，既涉及到博物館所存放的物品、文獻、文本等信息源，也考驗著博物館展覽的信息處理能力；還涉及到藝術評論家、歷史學家、建筑師與出資人對當下“博物館理解”的差異。諸多問題匯集到一起，正是當代博物館重新定義自身的良好契機。
本文通過確立文本、實物與文獻的定義，結合歷史形態的分析，論證當代博物館的發展趨勢，即博物館將以“資源整合”為其重任，為觀眾提供體驗的同時，在超越知識、訊息本身的更廣闊的背景中傳遞當代文化理念、提供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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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從信息角度研究博物館本體（文本、文獻、實物）和博物館展覽體驗的著作和書籍比較少，其中有幾本突出的文集和譯作涉及全球新博物館學的發展理念和當代意識。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就以“從館舍天地到大千世界”為書名，呼吁擴大博物館與社會交流的能力和范圍，從博物館社會職能的調整和完善談到博物館與城市文化、公民教育、信息互動、機構合作等，闡述了自己對新博物館學所倡導的理念的回應。此外，丁寧譯作《博物館懷疑論——公共美術館中的藝術展覽史》對比了傳統博物館的敘述及現當代博物館的展示觀念，描述了當代公共藝術博物館的發展趨勢；錢春霞等所譯《新博物館理論與實踐導論》從建筑、館藏策略、博物館的身份、參觀者、機構批評和檔案角度構建了一個新博物館學的探討框架，確立了當下博物館在相關方面所面對的問題。
本文研究角度的啟示來源于海外最新的博物館學研究成果，國外研究有兩類學術論文與本文相關，其一是對博物館“詮釋系統”的哲學反思。歐美博物館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就開始建立起與“非西方”世界對話的策展機制，以期打破固有的博物館認知模式。英國李斯特大學教授格林海爾女士(Eilean Hooper‐Greenhill)的著作《博物館及其知識的形成》（“museums and the shapingof knowledge”）于 1991 年在英國出版，開篇拋出一個問題：“博物館著力于知識形成這項工作足足 600 年了，但是他對當今社會的功用體現在哪里呢？另外，她的另外一本著作《博物館、媒體、信息》（museum、media、message）和海德.H 海茵所著《變遷中的博物館》（The museum in transition）對我啟發較大，它們的研究涉及了博物館的實物、文獻、文本信息的認知誤區。后者由美國史密森學會出版，在美國的博物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影響。
此外，對本文有所啟發的是海外的“新博物館學”潮流，2011 年由加州大學教授薩倫.麥當那主編，布萊克威爾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館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匯集了美國、英國、德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的著名學者在新博物館學的語境中討論當代博物館的問題。其中第三單元集中討論了博物館作為建筑、空間和媒介的問題，這使我看待蓋蒂博物館的當代性有了新的視角。海德.H.海茵所著《變遷中的博物館——哲學的回顧》The Museum inTransition：A Pholosophical Perspective 一書對本文的框架邏輯有很大的影響，著作從博物館類型學談起，涉及物品、博物館的真實性、公共服務、教育和審美維度，最后落腳點是處于變遷中的當代博物館。國內譯作《新博物館學理論與實踐導論》（作者為 Janet Marstine 錢春霞等譯）中對博物館檔案的重要性的分析也啟發了本文的探索。
本文的啟發來源于這些著作，正是“新博物館學”的啟發和對博物館“本體”的哲學反思促使我寫這篇理論反思性論文，目的在于厘清文本、實物和文獻這幾個基本概念和博物館的歷史流變之后，對當下博物館的發展趨勢有更清晰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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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博物館信息：文本、實物、檔案與信息的關系

20 世紀 60 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McLuhan）顛覆了“媒介”與“信息”的傳統意義，他認為“媒介就是信息”。他通過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歷史的縱向考察，把媒介影響下的人類歷史分為四大時代：口頭傳播時代、文字產生時代、印刷媒介時代、電子時代 ，認為從部落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文明表征都證明“技術”尤其是“傳播技術”的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因此，就功能層面來說“傳播技術”對社會的影響與“信息”的廣泛流通對社會的影響是相等的，所以麥克盧漢認為“媒介”等同于“信息”。1
基于他對信息的理解，我們可以從媒介的不同形態來定義和認識“信息”的類型，我們可以把古代到現代社會中的信息分為：口頭流傳和遺留的物品所帶來的信息、印刷技術下產生的“文字信息”、攝影技術下產生的“圖像信息”、電子技術下的產生的多媒體“影像信息”。而在博物館語境中，這四種形態的信息同樣存在，被轉述的口頭語言和物品資料、文字、圖像和影像都是博物館留存的對象，他們被統稱為文化遺產。當我們把這些靜態的文字圖像轉化為傳播的對象時，他們即成為文化的“媒介”又被看做“文化信息”。因此，認識博物館的文本、實物和所保存的文獻，就是認識博物館的信息。一件古巴比倫的“漢莫拉比法典石碑”既可以被看做是一份信息的原始文本，也可以被單獨作為作品來欣賞，還能作為一份文獻來佐證歷史，因此博物館保存的文本、實物與檔案既是可被了解的信息，又是文化表達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