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嘗試著以一種視文學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趙氏孤兒”的發展軌跡,以一種宏觀多元的研究視角,立足史實資料、田野調查和民間觀察,在社會現象與思想學術的交織考察中還原故事“趙氏孤兒”的文學生態,即此以觀察和反思“趙氏孤兒”的發展歷程,全面呈現“趙氏孤兒”的歷史沿革與文化嬗變,同時又在“趙氏孤兒”的研究中重新定位,挖掘闡釋“趙氏孤兒”在書寫形態變遷中的文化意義、范式轉變中的價值凸顯和傳播模式下的觀念嬗變,并在古代社會文化、思想、學術、民眾心態、生活觀念等的綜合思辨中大致理出“趙氏孤兒”的流衍過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觀的歷史理解與文化承續中引申出關于“趙氏孤兒”的結構格式與精神內涵,以一種大文學觀、大歷史觀、大文化觀,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脈絡中把握“趙氏孤兒”演變的文化歷程,探究藏于其后的文化精神和不同立場下的價值取舍。“趙氏孤兒”博涉四部,以記錄時間而論,《春秋》是關于“趙氏孤兒”事件最早的歷史記錄。記載以“趙盾之弒”、“同括之殺”、“趙武之會”作為核心要素,雖寥寥數字,但其后價值關懷卻極為深刻。《左傳》敘述趙氏故事是在《春秋》的基礎上大為豐富,所載趙氏諸人物,皆描寫言行,刻畫性格、褒貶揄揚暗含其中。《公羊》、《谷梁》對事件沒有太多關注,《國語》的記述從情節到人物對《左傳》進行了補充,諸子立說從不同層面豐富了趙氏孤兒的內涵,成為故事流衍的重要推力。司馬遷繼承《春秋》,以“德”為標準,在《史記·趙世家》中將趙氏孤兒的故事敘述完備,其中人物面貌的粉墨涂抹也越加厚重,以“惡”形象出現的屠岸賈,還原本來面目,細究其職位、行為、身份,雖為酷吏,但小人物的艱辛與悲劇并不被人知曉,敘述中沒有抑揚的詞匯,真正的褒貶態度暗藏于筆。以“義”形象出現的程嬰,在司馬遷筆下雖有仁有義但亦道德微瑕,不純粹的道德使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飽滿,而立言行事中呈現的價值凝聚與道德呈現是其最大價值。究其根本,不管是因義立傳還是歌頌小人物的不朽,還是忠奸文化的初現,都體現了存亡繼絕的精神凝注,也是趙氏孤兒故事的核心價值所在。漢朝劉向《說苑》、《新序》在《史記》的基礎上對趙氏孤兒故事進行轉述,著力于搜孤、救孤等重要情節的描寫,雖有一些微小的文字變化,但價值闡釋沒有太大偏差。其中“節義”、“復恩”,以及由此引入的復仇,成為后世文學不斷重述的母題,一再重復的歷史事件,進入不同姿態的文體樣式如正史、傳贊、書信、碑傳,特殊的文化情態呈現其中,后世不斷仿效。進入到詩歌的趙孤故事,初現在陶淵明的《程杵》篇中,之后庾信、李白也有詠嘆,但以述祖紀德姿態呈現的趙孤故事,雖能折射出趙氏故事的深遠影響,但仍有寂寞之感。在宋代文化特殊的生態中,趙孤故事除了零星的祀典頌歌外,并沒有太多的褒獎,反而得到宋儒的質疑,無論對事件的真偽還是人物的有無都持否定態度,所以在普遍懷疑的態度之下的詩歌也較寥落,直到南宋滅亡時才激起回聲,在特殊的政治處境中“存趙保孤”的節義精神淋漓展現。自元而清,詩歌集中于詠古抒懷、讀史言志、詠物比德的視野下流傳。進入到文學領域之后,不斷重寫的價值母題,不僅限于思古幽情的抒發,始終有著最為深刻的道德關懷。元雜劇《趙氏孤兒》的出現使趙孤故事的文學觀照發生變化,由詩文的“重述”轉向戲曲、小說的“重寫”。《趙氏孤兒》將“忠義”作為全劇的靈魂,無論是作為故事主軸的忠奸對立,還是矛盾沖突的不斷激化,都更貼合民眾趣味的美學取向,隱于其后的則是社會心態的人文嬗遞。除雜劇《趙氏孤兒》外,《八義記》亦是舊劇新作,其中增加了許多情節、關目,使故事更為流暢,讓趙孤故事于流傳中深入人心。以文字為載體的小說,敘事關注更純粹。從《列國志傳》的歷史講述到《新列國志》的故事敘述再到《東周列國志》蔡元放的評點,曲折生動且大體合乎情理,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講述傳誦更為廣泛,歷代講述的趙孤故事,至此而得精彩。對于趙孤故事,傳統社會的最大認同和故事不斷重述的核心價值始終以節義忠烈為基點,千百年來,基于道德認同的文化心理成為趙孤故事最為龐大厚重的接受基礎。無論是經史領域的求真辨析,還是戲曲小說的搬演重述,核心價值的基本認同卻不變。最為深層的忠義情懷于文字中噴吐激發,潛行浸潤的民間情緒為之感染,由之造就的價值取向,遂成為趙孤故事接受、傳播的一般文化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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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單位】：山西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7
【分類號】：I2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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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趙寅君;郭萬金;;“名節”砥礪中的文壇盟主[N];光明日報;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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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45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