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潛在寫作”概念的提出開始，學界對文革時期“地下詩歌”的關注就基本集中在知青詩歌特別是食指、黃翔的創作和天安門詩抄上面，對這一時期漢語十四行詩這種特殊的詩體創作缺乏應有的關注度?。本文試就文革時期漢語十四行詩創作的精神價值略陳管見。

　　文革時期十四行詩被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簽，筆耕文化傳播，被認為是“洋八股”、是僵化了的西歐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詩歌形式，譯介十四行詩體是“西風”和“逆流”，創作十四行詩體是“妄圖和無產階級爭奪詩歌領導權”。安旗認為，“十四行詩，那‘五四’時代新月派的詩人曾經企圖使它借尸還魄，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形式已經沒有一點生命力。

　　它已經隨著產生它的時代和階級一去不復返了”。但仍然有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文革時期各種困難的環境里秘密寫作，隱約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根據錢光培挑選58家共270首匯編成的《中國十四行詩選1920—1987)和許霆、魯德俊《中國十四行體詩選》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十四行詩人以唐浞、孫靜軒、吳鈞陶、陳明遠、肖開、蔡其矯、鄭鐸等詩人為主力軍。他們把詩歌當成苦難生存境遇下的精神支撐，表達青春的困惑、愛情的得失，對人生的夢想、理想的思考。如卞之琳將十四行詩混雜在其他詩中，不讓人看出。肖開寫了很多歌頌友情愛情、歌詠人生理想的十四行詩，都藏在自己的日記本里。吳鈞陶創作《剪影》詩歌集，翻譯富勒的《十四行詩》。陳明遠采用十四行花環體式創作長詩《花環》；公劉、孫靜軒、蔡其矯等詩人也用十四行體寫成諸多抒情短詩。這些詩作事實上打破了意識形態話語改造的政治指向，在一個知識分子精神資源面臨枯竭之時代，用超越性的文學創作，追求著人性美的情感，對個體權利意識的伸張體現了人的自覺，深重的苦難意識更是體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延續了人本主義價值的啟蒙文化，表現出時代精神的豐富性。

　　一、珍視人格尊嚴人格尊嚴即為維護人之為人的基本尊嚴，又稱為人性尊嚴，是人權的核心概念。人性尊嚴主要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人的“主體性”，即“人是一個主體，并非另一個人的工具，并非單純國家統治權行使的客體”；二是“人的自由意志應受尊重”。

　　文革時期廣大知識分子被誣陷、謾罵，被批斗、抄家，甚至慘遭毆打、身陷囹圄，連為自己辯解的權利也徹底喪失，人格尊嚴被剝奪無遺。這對于心靈特別敏感、視人格尊嚴貴于生命的作家而言，無疑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精神創痛。而潛在寫作者不必面對社會的圍剿，獲得了一種私下表達的權利和勇氣，真實地記錄了自己的體驗和思考。

　　十四行詩歌中充滿了對自我主體精神的謳歌和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呼喚著作為人所應當得到的被尊重、理解的權利。陳明遠在《花環》長詩中高唱道：“哄鬧的吼叫卻充耳不聞”，“心啊，煉成一塊頑石吧，像花種活埋在污泥之下，熾熱的血泊澆鑄成鎧甲，任他欺凌、辱罵、毒打，都不在對神祗發一聲話”。詩中人性因為沒有被邪惡力量完全扭曲、摧毀而享有寶貴的尊嚴。人格尊嚴是人的生命的內在標記，也是生命外在的旗幟。它包含著一個人是否存在的事實，代表著一個人獨立的人格，哪怕風刀霜劍緊相逼，也能像一塊沉默的石頭，用深沉的存在來抗爭。

　　這種人格尊嚴的自我珍視實際上是延續了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自我覺醒意識。當個體自覺地同集體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再服從群體的利益而忽視個體的時候，從道德上對個體的獨立性有了深刻的了解，這種自在也就演變為自為，這是一切人文價值重塑的基礎，只有對自我意識的珍視，才可能要求權利的伸張、愛情的滿足，進而用理性的光芒批判社會。

　　二、伸張主體權利民主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個體的自由，這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礎，是啟蒙思想的核心概念。

　　文革時期極端的個人崇拜導致了專制和奴性人格，在至高無上的群體價值面前個體的獨立性被消解，盲動的群眾作為一個實體卻表現出一致的集體無意識，成為個人意志的幫兇。在時代的迷茫與踟躕中，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權利意識的伸張成為自覺和必然。十四行詩詩人此時在時代黑暗的深處，冷峻地審視著喧囂的盲從，對人生的不幸和痛苦的社會現實加以強烈的批判。

　　陳明遠在《花環》中唱出了反抗專制話語的最強音：“希望的種子決不會長眠?奴隸們背負陰冷的巨石?修筑死神的殿堂??”。他以挑戰到底的決心唱出了對民主的贊歌。孫靜軒在《群牛石雕》中對羈絆自由、阻礙古老文明前進的障礙道出了這樣的話，“你原本是兇悍的野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誰叫你馴服于一副木枷”。正是這樣的寫作，昭示了即使在邪惡的時代潛在寫作者依然有可能保持對主體權利意識的伸張。自由是人本質的主體權利之一，詩人用沉重的木枷抗議對這種自然天性的扭曲。這種真實、反叛的詩歌恢復了詩歌的尊嚴，用決絕的勇氣在那個精神荒蕪的年代耕種。眾多的知識分子都保持緘默，惟恐災難降臨而避之不及，正是潛在寫作這種特殊的方式宣泄著知識分子的抗爭，雖然沒有足夠的力量，但是只有無數個個體對民主的伸張才有可能形成群體民主的靈魂。

　　三、追求美好情感文革時期在僅有的樣板戲和“高大全”作品里，沒有了夫妻和完整的家庭，以高尚的名義，將基本的人性一掃而空，愛情更是無影無蹤。但人性中對美好情感的追求是壓抑不了的，人類精神生活永恒的需求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在十四行體詩的創作中，對愛情等美好情感的珍視處處可見。

　　林子大膽的愛情詩震顫了多少青春釣心靈。兩情相悅是如此的美好，“只要你要，我愛，我就全給，給你——我的靈魂、我的身體”，愛人的心中是甘愿融化、奉獻自我，溫柔的渴望是如此的自然，像海潮尋找著沙灘。詩歌首先突破了文學中的“愛情禁區”，繼而成為一種真實的人性情感的表達。

　　唐浞在《幻美之旅》中吟唱，“要找尋自己渴望著的美，要找尋自己渴望的詩之美，要找尋崇高的生命交響樂，要找尋高貴的思想的貝葉”，“對美、對詩的秘密追尋”終于找到了生命的“新港”，擁有“詩的紅噴噴的花朵”、“美的珊瑚枝的焰火”，“沉湎于自然的神秘”里“欲忘了這世界的風塵”，“向幻美的海洋飄然飛翔”，渴望著永恒的美德追求，乞求著自己不再沉湎于現實無邊的絕望而飛升，超越那歷史的風塵，向幻美的國度飄蕩。

　　他像一個純情的愛與美的追求者，現實任何的污穢都不能玷污那詩歌美的殿堂。在那一個談情說愛是資產階級情調、美被貼上資本主義標簽、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年代，林子和唐浞的詩歌雖然不能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但詩人自己心靈中仍然保存著愛的溫暖和意象的歡樂。詩歌始終探索著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解放道路，呈現出對本真、豐富的人性形態的探究和澄明。

　　四、民族苦難意識民族苦難意識是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所經歷的磨難、曲折的一種深刻體驗，是一種特殊個體人格，表現為常常在追求自我的崇高的同時，家國命運同構，小我發展為大我，關懷祖國和人民大眾的命運前途。充滿了普世的人文情懷和愛國熱忱。

　　十四行體詩人的潛在創作主題上不僅表達對現實世界的詰難和疑問，更是以底層世界悲天憫人的苦難意識充滿了對人自身的存在、命運的歸宿以及民族未來的深重思考。孫靜軒在《苦果》中道，“我咀嚼的是一枚苦果?如梗塞在咽喉”，生存的艱難可見一般。我“用血和淚，浸潤著它賴以生存的泥土”，“縱使收獲一百次苦果，我還是把最后一滴血灑在它的根部”，即使在悲劇性的情感中，為了理想甘愿赴湯蹈火的殉道精神仍然力透紙背。陳明遠在《花環》中表白：“火苗怎能為火海殉葬，水波無法被洪水埋淹；由苦難喂養大的歌手，決不可能毀滅于苦難。”相信“廢墟總有一天會變成花園”，那追天抗訴的猛士精神張揚的是奔騰不息、沖決一切的強健生命力，用一種屈子沉江的凜然大義輕蔑一切罪惡，揭示著人類的境遇和時代的荒謬，思考著民族的未來，表現出知識分子為恪守人格理想所具有的氣節與操守，事實上這也成為新時期文學精神的生長點。

　　從2O世紀2O年代十四行詩引人中國以來，我們把握這種詩體的發展脈絡，發現它并沒有在凄風苦雨的環境里消匿殆盡，反而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載體承載了太多的知識分子的寄托與期盼，成為那個時代理性高昂呼喚自由與正義的啟蒙旗幟。每當我們再度回首這些用自由、尊嚴乃至生命浸潤的潛在文學之路時，暮秋的挽幛仍在時空驛站悲壯地懸揚。在權威主流話語的強力下，只有個體的隱匿才能真正確置自己的主體身份——潛在寫作話語權。在政治決定一切的文革浪潮中，整個文化領域完全失去了自主性，變成生活中最無關輕重的外圍裝飾品。但總有那么一部分知識精英不依附于政治文化權力，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超越性，超越世俗的利益，以觀念批判現實，堅守著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話語本已退潮的海灘。也正是這些地底深處的流火，使得一切權威意志話語消解無形。在閱讀每一首用生命譜寫的詩歌時，觸碰的是一顆顆濃烈而又滾燙的心靈，他們的思想是深刻而邃遠的，他們的人格是崇高而圣潔的。

　　事實上知識分子每一次對文化暴力的反抗，幾乎都是借助文學的詩意體式而肇事的。這是文人特有的文化反抗方式。從西方心理學的視角來透視，生存狀態的失衡必然導致精神狀態的缺損，平衡生存狀態失衡和修補精神狀態缺損的惟一有效選擇只能是海德格爾式的“詩意性逃避”。我們用“詩意性逃避”反觀創作十四行詩的文學圣徒們，他們那被壓抑的靈魂中展現了一種個體“亢奮”式的生存反抗。法國哲人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1)說，“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思想”，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哲學沉思中，“詩人”也正是在深切地認識到思想和文化的貧困時，先于他人以詩意的沉思發現且領悟了自我存在及自我存在的價值。在一個失落的年代，詩人用一種隱秘卻又張揚的方式留給我們心靈震撼的審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