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甫草堂詩內容多樣：閑適或隱含憂慮的山水田園詩；感時傷懷的寫景、寫物詩；思鄉詩；政治抒懷詩等。這是由其復雜多樣的心態決定的：閑居的怡然自得；源于本性，對現實人生的深切關注；久經漂泊產生的思鄉之情；走上仕途，暫酬知己，辭幕歸隱的萬般無奈與痛苦等。
　　杜甫一生經歷坎坷，僅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入蜀，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營建草堂，開始了近五年相對安定的草堂生活。其間經歷草堂幽居，流寓梓閬，入嚴武幕，辭歸草堂，離蜀東下等曲折過程。
　　乾元二年年底，杜甫同妻兒來到成都。此時的成都極少戰亂，繁華異常，讓杜甫暫時忘卻了亂世的悲歡離合、憂國憂民和身世自嘆。翌年，在成都西郊安家后，抱著閑適自在的心情，作者將情感、心懷和視野投諸周邊山水，創作了大量山水田園詩，寄寓了豐富的情感經驗和人生感悟。
　　“野老籬邊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隨船返照來。”（《野老》）此詩寫于760年，長年顛沛流離后，得一憩息之處，詩人聊感欣慰；但國家殘破、生民涂炭的現實，卻時時撞擊其心靈，使其無法寧靜。《江村》一詩中，作者以清淳質樸的筆調，質樸無華的語言，點染出浣花溪畔幽美寧靜的自然風光和村居生活清悠閑適的情趣，頗具田園詩蕭散恬淡、幽雅渾樸的風韻。宋代蔡夢弼《草堂詩話》評價說：“其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清代黃生《杜詩說》謂之“杜律不難于老健，而難于輕松。此詩見瀟灑流逸之致”。
　　另有《客至》是一首至情至性的紀事詩，表現出詩人純樸的性格和好客的心情。“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江亭》）寫作此詩時（761年），安史之亂未平。作者雖避亂于四川，暫時得以“坦腹江亭”，到底還是忘不了國家安危，因此詩末，歸結到“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又陷入滿腹憂國憂民的愁緒中去了。杜甫這類詩表面上悠閑恬適，骨子里卻仍是一片焦灼苦悶。這也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詩人的地方。
　　可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杜甫。本真的詩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始終縈繞詩人心頭的是國家的安危、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的苦痛。草堂生活的閑適自得擯卻不了詩人對現實生活的關切與深沉的憂慮。朱東潤先生曾說：“（杜甫寓居草堂時）真正關心的還是當時的政局。”這道出了貫穿詩人一生的主要思想和心態。
　　另外，詩人所作感時傷懷詩很多，如《石犀行》、《泛溪》、《出郭》、《恨別》、《散愁二首》、《病柏》等。《病柏》中詠病柏二抒胸臆，借物言事，托意深遠，可讀出國家興亡之慨。朝廷不顧百姓疾苦索貢蜀橘，杜甫作《病橘》諷之。詩曰：“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枯棕》寫中原戰亂未平，蜀中藩鎮割據，軍興而賦重，詩作托棕櫚被剝而至枯死，比喻百姓因暴政而難以生存。
　　廣德二年春，詩人登臨高樓，感事傷時，自傷不遇，留下“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的名句。沈德潛云：“氣象雄渾，籠蓋宇宙，乃集中最上乘之作。”此類感時憂民之作寄寓著作者深沉的政治情懷，往往沉郁頓挫、發人深省。
　　與此同時，詩人的思鄉之情愈加濃厚：“京洛云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回。白鷗原水宿，何事有余哀？”（《云山》）思鄉之情彌切，然京洛難以望見，與親人音書斷絕，漂泊異鄉的悲哀與蒼涼俱現于詩中。《遣興》則借詩自遣，戰亂未平，親人離散的愁思與漂泊異鄉、衰老疾病的傷感一時俱起。同類詩作還有《出郭》、《恨別》等。《散愁二首》托物寓意，抒發愈加濃厚的思鄉之情：“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向北飛。”
　　杜甫寓居成都時還曾入嚴武幕府做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但七個月后就匆匆辭幕。入幕、辭幕之心態可謂復雜矛盾。這一時期詩人的詩作不少。杜甫與嚴武交情頗深。嚴武奉命還京，杜甫送至綿州，并作贈別詩三首。廣德元年春，嚴武再度鎮蜀，杜甫又作詩多首相贈。二人交情如此深厚，為何應邀入幕又匆匆辭幕呢？
　　首先，朋友之情突然變為上下級之尊卑關系，且受束縛。《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表露心態：“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杜甫有贊嘆嚴武政績之詩作，但入幕后眼見其驕橫殘暴、目無法紀的一面，在其手下任職，著實堪憂。且詩人與同僚關系不好，與互相猜疑勾結的幕僚周旋，心中抑郁難以紓解。杜甫在《莫相疑行》中寫到：“晚將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詩人因受同僚猜疑和嫉妒，內心十分憤慨，且幕府生活緊張忙碌但無所作為。詩人終辭去官職，從此與官場無緣。諸多政治理想化為泡影，詩人內心的矛盾與痛苦可想而知。與嚴武的交情雖又恢復了，過去那種文人詩酒流連的生活又回來了，但好景不長，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嚴武的突然去世讓詩人頓失生活資助。這也是詩人離開草堂，繼續漂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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