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過對起源于西歐的傳統國家主權理論的研究與梳理,對現行國際法框架下的國家主權理論與實踐提出批判,并指出,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凌駕于(西方列強)國家主權之上的國際法。國際法的實踐無非是一國或多國(西方列強)主權在他國的宣示。國家主權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國家主權。妄圖在國際社會中追求和諧、平等是不切實際的。列寧指出：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只要這個世界由西方所代表的資本力量所統治,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和諧”。相互制衡只存在于西方世界內部,并不具有普世性。西方列強制訂的圍繞國家主權的一系列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無不處處制約著中國的強大和發展,并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在現行國際法框架內,中國力圖沖出重圍確實步履為艱,不得不倡導“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主張。然而,國家主權的爭議不可能永久擱置,伴隨著中國的日益復興,國家主權問題必須得到最終的解決。無論中國采取何種手段解決國家主權爭端,如何打破西方語境下的國際法束縛,為中國未來解決國際爭端提供理論指導和法律支持,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命題。本文結合中華文明的歷史、政治、文化、法律之傳統,力圖在比較批判西方國家主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符合中國未來發展利益的新的國家主權理念,并為今后重新梳理國際法體系、建構新的國際語境下的國際關系,打下基礎。國際法的確立,不僅僅需要在理論上有所突破,還應當進行“實踐”。本文在新的國家主權理念指導下,以外蒙古獨立中的國際法問題為例,實證分析研究中國未來向周邊地區宣示主權的方向,進一步為新的國際法理念創建“先例”。 

第一章西歐國家主權理論的起源、發展與國際法實踐

第一節西歐國家主權理論的起源

國家主權理論,是近代西歐政治經濟發展的產物,為西歐封建民族國家的興起奠定了理論基礎。當然,我們將會意識到,國家主權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并非基于理論自身的探究與演變,而是西歐各國國際政治實踐的結果。

最早提出并系統闡述國家主權理論的,是被譽為“近代主權理論之父”的法國著名法學家讓·博丹,他在1576年出版的《主權論》中,“欲從教會的支配及信仰的激情中解放國家利益”,首次提出國家主權學說。他認為,一國的君主對其人民享有一種絕對的、永久的最高權力,并不為人類法所限制。這種權力,就是“主權”,就是國家存在的基礎和最本質的特征。

然而,真正確立國家主權體系的并不是什么理論研究,而是血腥的國際戰爭—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年5月23日的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盡管戰爭主要在神圣羅馬帝國境內進行,但幾乎所有西歐主要國家都先后被卷入。戰爭表面上看是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事實上是西歐各國,包括神圣羅馬帝國各諸侯擴張自身世俗勢力,對抗教皇和帝國皇帝,并逐步確立對內專制王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法國和瑞典在1648年,分別與神圣羅馬帝國及其諸侯簽訂了《神圣羅馬皇帝與法蘭西國王以及他們各自的同盟者之間的和平條約》即《明斯特條約》、《神圣羅馬皇帝與瑞典女王以及他們各自的同盟者之間的和平條約》即《奧斯納布魯克條約》,兩者合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據此,西歐各國確立了直至拿破侖戰爭前,保持長達近一個半世紀較為穩定的國際秩序,也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首次承認聯省共和國即荷蘭、瑞士為主權獨立國家,“解除與帝國的關系”同時承認神圣羅馬帝國各諸侯在其領地內享有內政、外交的自主權、統治權和領土權即主權,“所有羅馬帝國的選侯、邦君和各邦,應根據本協議確定和確認享有它們自古以來的權力、特權、自由、優惠、自由行使領土權,不論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或是禮遇性的權利,它們永遠不能,也不應受到任何人以任何借口進行的騷擾。”并且確認歐洲各國,包括帝國各諸侯,不分天主教與新教信仰,作為主權國家一律平等,應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爭端避免訴諸武力�！锻固胤ダ麃喓图s》徹底瓦解了以教皇和帝國皇帝為代表的大一統的神權和皇權,并對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遺產進行了再分配,以試圖達到各國均勢制衡、從而實現和平與穩定的歐洲秩序的目的。“一個不屈從于教皇霸權而由獨立國家平等組成的國際社會,是國際法存在的根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不僅標志著一個由眾多主權國家組成的實際的國際社會的存在,而且標志著一種對國際行為產生直接約束力的國際法的產生。”

第二節國家主權理論的歷史演變及現代發展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有力支持了此后一百多年西歐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伴隨著文化啟蒙運動的發展,國家主權理論的內涵也在不斷發生演變。英國著名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年出版的《利維坦》中,全面闡述了“國家契約論”。他認為,國家主權應當交給君主,而主權的來源并非“君權神授”,而是“社會契約”。法國著名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則在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中,進一步提出了“人民主權學說”。他認為,以社會契約為基礎形成的國家,主權屬于人民全體。主權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轉讓的,也是不可代表的。

1789年7月14日,法國爆發大革命,人民主權原則第一次被載入憲法（1791年）,使之不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成為切實的法律條文。然而,其他西歐各國對法國革命的軍事干預最終演變為擴及全歐的拿破侖戰爭。法國在戰爭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輝煌的軍事勝利,徹底摧毀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并迫使哈布斯堡家族于1806年8月6日放棄了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

在拿破侖戰爭接近尾聲時,歐洲各國為瓜分勝利成果,恢復歐洲大陸舊秩序,確立歐洲新的政治均勢,重建歐洲新的持久和平,于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并在1815年9月26日簽署《維也納會議最后議定書》。年月日,俄、奧、普三國簽署《神圣同盟宣言》,宣布成立以維護君主政體和基督教教義為目的的“神圣同盟”。“維也納體系”得以最終確立。

維也納會議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從未召開過全體大會。會議的進程始終由英、俄、奧、普四大戰勝國操控,很多議題和決議均是由上述四國秘密協商后直接得以確定。盡管維也納會議恢復了1789年之前各國封建君主的統治即恢復被法國摧毀的各“主權國家”,但四大列強將自身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使國家主權原則的實踐,即便于歐洲國家內部,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而只是幾個大國之間政治交易和政治較量的結果。后來成為英國首相的喬治·坎寧就感嘆,“每個民族都在為自己著想,只有上帝才為它的全體臣民著想。”

波蘭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根據維也納會議的原則,列強理應恢復主權獨立的波蘭（波蘭在1795年被俄、奧、普三國瓜分）,但俄國提出要求沙皇兼任波蘭國王,普魯士則要求吞并薩克森,作為退還波蘭領土的補償。英、奧、法三國則擔心恢復波蘭會助長俄、普兩國的勢力,遂以正統主義原則為由堅決予以反對。最終,波蘭未能獲得恢復主權國家地位的機會。

第二章從國家主權理論的視角解讀外蒙古獨立問題

第一節外蒙古獨立問題的由來

中國的歷史,就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中華文明核心區不斷擴展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在中華文明的熏陶下不斷融合的歷史。4000多年來,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中國疆域變遷甚多。入清直至乾隆年間,清政府一直在明代的基礎上擴展邊疆,其中直轄領土面積最大時達到約1400萬平方公里。而外蒙古問題,也在此期間產生。

廣義上講,外蒙古泛指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地區包括西伯利亞,唐屬關內道,元置嶺北、遼陽兩行省分治大致以列納河為界,以東為遼陽,以西為嶺北。入清,蒙古諸部分為漠南蒙古即內蒙古,包括套西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包括漠西蒙古。漠北蒙古因清政府與俄國先后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俄布連斯奇條約而放棄柏海兒湖及其以北地區。1733年6月26日,清政府在漠北蒙古設定邊左副將軍因駐烏里雅蘇臺,因此又稱烏里雅蘇臺將軍,下轄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兩參贊大臣及庫倫辦事大臣。學界論及外蒙古問題,往往僅從狹義概念限定之,即專指有清一代的烏里雅蘇臺將軍轄區,而將西伯利亞推給俄國。誤甚矣。

俄國原屬東歐斯拉夫種族,本非亞裔,但其一直奉行野蠻地對外擴張政策。十五世紀末擺脫蒙古人的統治后,俄國即尋求向東擴張。十六世紀初,俄國勢力己經越過烏拉爾山,滲透到位于亞洲的鄂布河流域,開始蠶食外蒙古諸部的游牧地區。進入十七世紀,俄國勢力在西伯利亞的擴張力度明顯加強,短短半個世紀,即已控制伊聶謝河以東幾乎整個西伯利亞地區。

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國力的急劇衰落,俄國開始進一步積極尋求遠東利益僅1858年《中俄暖揮條約》、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三件條約,俄國就侵占中國東北、西北領土數百萬平方公里,而與之競爭的主要對手就是崛起東方的列強新貴—日本。1893年2月,俄國即制訂了將“蒙、藏、漢之全部東方和平并入俄國”之方針。隨著日俄戰爭）1904一1905年）俄軍的戰敗,俄國從西伯利亞南下中國東北的努力嚴重受挫,轉而謀求南下外蒙古,進而瓜分中國北方。為實現這一罪惡的目的,俄國利用因侵占西伯利亞而形成的地緣優勢,想方設法向外蒙古進行經濟、政治滲透,收買、拉攏外蒙古上層王公貴族和喇嘛,策劃、鼓動對抗中央政府的活動。

第二節外蒙古獨立的過程

一、外蒙古第一次“獨立運動”

1911年的中國,局勢動蕩。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給俄國駐華公使的訓令中說,“將中國分為幾個獨立的國家,從我們看來,最適合我們的廣泛利益”'。鑒于一方面俄國正在西方積極備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時無力在東方實現武力吞并外蒙古另一方面,為避免西方列強以及日本的不滿和干涉,對于外蒙古問題,俄國奉行先推動其“自治”,再逐步實現其“獨立”,“將其變成一個軍事上軟弱,而且依附于俄國的國家”,最終納入俄國勢力范圍之方針。

1911年7月10日,庫倫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首的親俄勢力以會盟為名,密謀進行所謂的“蒙古獨立運動”。在沒有得到大多數王公貴族支持的情況下有云受恩三百年,何以對人,親俄勢力一方面請求俄國保護,另一方面在科爾沁右翼前旗發動武裝叛亂該叛亂被北洋軍迅速剿滅。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不給俄國以干涉口實,清政府被迫于9月21日宣布暫緩新政實施。然而,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各省紛紛獨立,清政府己無力顧及外蒙古。

1911年8月17日,俄國召開遠東問題特別會議,決定支持外蒙古對中央政府的斗爭,實現外蒙古的自治,并將其置于俄國保護之下。為此,俄國開始向外蒙古親俄勢力提供經濟、軍事援助(包括200萬盧布的巨額貸款以及1.5萬支槍械、750萬發子彈、1.5萬把軍刀),并以維護領事館治安為由,公然在1911年8月底派遣800多人的俄軍進駐庫倫(當地清軍僅不到300人),并在外蒙古邊境駐扎大量軍隊,妄圖以武力威懾清政府屈服。

震驚世界的武昌起義爆發后,1911年12月1日,在俄國駐庫倫總領事的直接策劃下,外蒙古親俄勢力發動叛亂,八世哲布尊月一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國”。12月28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即位稱`舊光皇帝”,年號“共戴”。1912年1月12日,扎薩克圖汗在烏里雅蘇臺發動叛亂,宣布獨立。同年8月20日,“大蒙古國”軍隊攻占科布多。至此,外蒙古全境脫離中央政府管轄。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演說中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者,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絕無歧趨,機樞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統一。”迫于國際輿論壓力,俄國隨后于1月11日發表外交聲明,宣稱其并無干涉中國內政、侵略蒙古之意圖,外蒙古屬于中國的一部分,外蒙古獨立事件屬于中國內政。袁世凱就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后,先后多次致電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敦促其取消獨立,回歸祖國“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艱危,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同年8月13日和19日,中國政府先后發布《滿蒙藏之主權五事聲明》、《蒙古待遇條例》,再次重申滿蒙藏等地均為中國領土,有關該地之條約,未經中國政府承認,不得私訂,同時宣布維持蒙古滿清時期舊制不變,以穩定人心,爭取蒙古王公貴族的支持。

第三章對國家主權理論的比較批判.......26

第一節中國的傳統國家觀及對國家主權理論的研究.......26

一、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國家觀.......26

二、歷史上中原王朝對“國家觀”的實踐.......27

三、近現代中國對國家主權理論的研究.......29

第二節對西歐國家主權理論的比較批判.......31

第三節中國未來的國家主權觀......33

一、中國應當確立新的國家主權觀......33

二、國家主權理論的重新建構......34

三、中國未來對周邊地區的主權宣示.......35

第三章對國家主權理論的比較批判

第一節中國的傳統國家觀及對國家主權理論的研究

一、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國家觀

中華文明源源流長,是目前世界上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文明之一。這決不是偶然的。中華文明自身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與西方完全迥異的文明內涵和文化傳統。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中追求征服異教徒、積極對外擴張的特性不同,中華文明的擴展,更多地體現為包容、融合。

根據考古發現,一般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以及長江中下游一帶。自公元前年,以位于中原地區的夏王朝的建立為標志,中華文明孕育了完全不同于西歐的國家形態,并以中原王朝為核心,數千年來逐步擴展及周邊地區,北至西伯利亞,東至太平洋,西至中亞甚至中東及東歐部分地區,南至東南亞及南亞部分地區。

中華文明的國家觀念,《詩·小雅·北山》作了經典概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賢良策》。然而,盡管強調“大一統”,但中華文明并不排斥多種文化、多種制度的并存。盡管中華文明自古就有“夷夏之辨”,但并非將“夷”排除在中華文明之外。所以子夏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在強調諸夏與夷狄是同源共祖,密不可分的意思。不僅如此,中華文明對所及地區追求“仁政教化”,而非軍事或者殖民征服�！墩撜Z·子罕》就說“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解釋為“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就是在強調,一方面不應當歧視“九夷”,另一方面就是君子有傳播教化的責任。

《尚書·禹貢》和《國語·周語上》都對中原王朝以外地區的管制提出了制度安排,即“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也就是說,中原王朝的直轄領地即“諸夏之國”,應當“同服同儀”,而蠻夷戎狄則可“同服不同制”《荀子·正論》,“因其故俗”而治。以唐為例,唐王朝在邊遠地區近及朝鮮、東南亞,遠及今西伯利亞、伊朗、設置羈糜府、州、縣近千個,制度與中原不同,無須賦稅長官一般由當地首領世襲,中央政府冊封,中亞地區允許民俗、只交納一定數量的貢品,但往往能夠換來中央政府的豐厚賞賜。這些府、州、縣的數量占當時唐王朝行政建制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些地區雖然依舊保持較為獨立的對內“治權”中央政府一般不干涉,但對外均擁戴唐王朝為共主。

經歷數千年的發展,中華文明的這種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大一統”國家觀不斷被實踐,不斷被鞏固。遲至十七世紀,由于農民起義和滿清入關導致大明覆亡,鑒于滿清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屬于興起于東北之夷狄,并不能代表中華文明,不少明代遺民和朝鮮、日本等國學者均提出中華文明之正統已經轉移的主張,認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已經轉移到朝鮮或者日本,朝鮮或者日本才是新時代中華文明的代表,并應當協助中原地區恢復中華文明之統緒。當然,滿清也一直以中華文明正統自居,努力在道統上獲得優勢地位,借以確立對周邊地區的統治。清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指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如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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