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建制的模式及社區治理的路徑選擇
　　隨著中國社會重心日益下移，全國范圍的城市社區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蓬勃開展。和諧社區建設是新型社會主義的基礎。新布達佩斯學派的著名論斷---即中國在“自下而上”地通向資本主義。這里我們不探討我們正在深入開展的社區建設姓社姓資的問題，但這個論斷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中國城鄉基層社會，正在用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過制度創新，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微觀制度的方方面面。無論在制度安排與百姓認可的公平方面；在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重點解決民生問題上；還是在解決突出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上；在使全體人民受益方面，以及讓弱勢群體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方面；在減少居委會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還是在培育和健康發展社區組織與建立社區服務體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進展。
　　中國的社區建設應該呈多元模式進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試點并總結了一些優秀的社區模式，蘭州市2001年開展社區治理工作的，十年的實踐經驗表明，新時期必須走以社區自治為支點，來推動社會管理創新的道路。
　　首先，行政主導型模式。
　　政府包攬所有社會管理職能，利于城市管理的整體推進，相當于政府的派出機構，上情下達的成本很低，但社區居民缺乏獨立自主的權利和能力，一切事務不得不依賴政府；我們蘭州的大多數社區應該屬于這個類型。比如安寧區的科苑社區，其樓盤小區規劃、建設等與社區的建制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投資建設社區信息網絡平臺、0A系統的開通等硬件配套相對完備的情況下，開展社區工作。
　　其次，居民自治主導型模式。
　　它體現了基層社區自治的本質，自治要求一個社會的市民意識比較強。一般來講，在物質需求基本滿足后，人們對社會事務的熱情才會高，筆耕文化推薦期刊，希望在社會事務中體現自己的意志。自治型社區在發達城市已經開始踐行，在蘭州城關區一些整體規劃較晚的社區較容易實現，比如天慶嘉園由于建設較晚，同時社區建制基本與居民小區的建設同步，在這類居住區內的居民由于客觀環境的統一規劃，很容易形成居民自治團體。目前
　　再次，混合型的社區管理模式。
　　把政府行政性的管理與居民自治性的管理結合起來，“政府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政府在社區管理中既不“缺位”，又不“越位”，遵照“權責統一、事費統一”的原則，便于實施，易于接受。然而，政府與居委會之間“指導與服務、協助與監督”的關系，不易把握“度”；作為蘭州社區，可以采用政府主導下，將設本身應有這個農夫完成的社會服務功能，用政府名義購買社會服務，然后社區居民做為服務的受益對象，來進一步健全社區的服務功能，同時政府的行政職能在社區也開始以服務的方式而弱化，社區發展更加穩健地向居民自治會過度。為社會轉型期的社區治理探索更加理性的發展道路。
　　另外，企業主導型模式（以深圳“蓮花北”和武漢“百步亭”為范）。
　　實現了社區管理從行政化管理為主，向市場化經營為主的轉變，既發揮了企業在市場發育日益充分的條件下運用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優勢，又克服了政府負擔社區管理經費的缺陷，但企業行使政府職能缺乏法律依據。但這種形式有個特殊性就在于轄區內的企業具有很強的資源整合優勢，比如說，蘭州西固區蘭石化所在的街道社區，企業在社區的管理中具有原來企業辦社會歷史傳承下了的很多資源和工作方法。企業對豐富的社會資源具有掌控權、例如托兒所、學校、圖書館、公共綠地及設施等，在社區治理中企業就對很多社會資源的整合具有較強的主動權。
　　上述幾種模式的界定只是相對的，相互之間有交叉。最后，格外受到關注的深圳的“桃源居社區模式”，它的創新過程暗含了一個共性的目標：社區管理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過渡，這種過渡，代表著公共管理社會化背景下，居民享有更多的參與、合作、服務與互動。可以說由于充分發揮了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桃源居社區已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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