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聯系的發展觀。即：1949—1978年間的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觀，1979—1994年間的經濟發展導向型發展現，1995至今的經濟社會進步導向型發展觀。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觀之所以是科學發展觀，是因為它是在與發展模式的歷史互動中形成的，是對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科學思考的產物，是對建國以來中國幾代領導人發展觀進行辯證揚棄的結果。

    [關鍵詞]發展現  發展模式  歷史互動

發展觀一方面引導發展模式，另一方面蘊涵在發展模式之中。因此，一個國家發展觀的形成與演變，與這個國家發展模式的演變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發展觀，筆耕文化傳播，是對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理論思考的產物，也是對建國以來中國幾代領導人發展觀揚棄的結果。本文通過分析發展模式與發展觀的互動，對中國發展觀演變過程進行歷史的考察，以探尋中國發展觀演變的特點、規律與啟示。

    1949年以來，中國發展觀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聯系的發展觀。即：1949—1978年間的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觀，1979—1994年間的經濟發展導向型發展觀，1995至今的經濟社會進步導向型發展觀。從中國領導人的觀點以及實際的發展模式中，可以抽象出三代發展觀的基本內容，詳見下表：

第一代發展觀：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觀(1949—1978年)

    第一代發展觀是指1949—1978年間形成和發生作用的發展觀，這一代發展觀可以概括為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觀，其形成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首先，這一時期，中國借鑒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借鑒了蘇聯的發展觀；其次，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與傳統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發展觀的形成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第三，這一時期的中國處在“冷戰”的國際大背景中，“冷戰”格局對中國的發展觀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這一代發展觀具有下述十個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基本歷史特征：在發展目標上，強調實現工業化，雖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工業化是最為突出的目標；在發展標準上，強調工農業總產值規模，特別是強調工業總產值及其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的提高；在發展途徑上，強調經濟增長優先，實際上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在發展重點上，強調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的發展；在發展方式上，強調外延式與粗放式發展方式；在發展型式上，強調通過資本的積累來尋求發展的源泉；在區域發展模式上，強調地區間均衡發展；在發展動力上，強調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推動經濟發展；在發展態勢上，強調趕超西方先進國家；在發展層面上，側重強調經濟層面的發展。

    第一代發展觀的形成和演化大致經歷了兩大時期．

    1949—1955年是醞釀和形成時期。1949年9月，《共同綱領》提出，在經濟發展上要“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1]。工業化開始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第一代發展觀開始萌發。1952年8月，中財委提出的“一五”計劃的輪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計劃時期建設的重點是重工業。重工業的發展開始被置于優先發展的位置。1953年工2月，中宣部發布《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一一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除了重申國家工業化目標之外，又特別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是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2]，生產關系方面制度的變革開始被視為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條件。在上述有關中國發展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礎上，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一五”計劃集中體現了第一代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目標、發展重點、發展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國的第一代發展觀初步形成。

    1956—1978年是實施和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首先，第一代發展觀進一步強調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規模。1955年年底，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3]1957年11月，中國形成15年超過英國、40一50年趕上或超過美國的趕超戰略。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總路線的核心是力爭高速度。同時，提出要求縮短“超英趕美”的時間，爭取在七年趕上英國，再用八年或十年趕上美國。1965年9月初擬定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提出要加快“三線”建設，要求在“三線”地區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1970年開始編制的“四五”計劃綱要草案的一個特點就是對經濟發展速度要求過急，確定的主要經濟指標普遍過高。[4]其次，進一步強調生產關系方面的制度變革促進發展的動力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結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國農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在城市中，開始試辦和推廣人民公社。城市手工業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級過渡”，即加快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文化大革命”時期，除了強調生產關系的革命以外，還強調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革命，以實現“抓革命，促生產”的目標。此外，1957年、1958—1960年、1969年，在體制層面也開始進行以下放自主權為內容的改變。可見，通過生產關系方面和經濟體制方面的革命和改變來推動發展，日益成為第一代發展觀的重要特征。第三，進一步強調區域平衡發展。1956年9月，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議》認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必須根據資源情況和合理分布生產力的原則，在內地繼續建立和積極準備建立新的工業基地，使全國各地經濟逐步走向平衡發展。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區域平衡發展的概念。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國七大協作區盡快地建立各自獨立的工業體系。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1960年計劃和今后3年、8年設想的口頭匯報提綱》，提出今后8年的基本任務之一是基本建成各大協作區的具有不同特點、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協作的經濟體系。1975年，初步擬定的《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進一步提出，到1985年基本建成6個大協作區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經濟體系。試圖通過行政型的資源配置手段人為地達到區域均衡。第四，國防建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一度被置于發展的優先位置。1964年，中共中央針對美國對越南的軍事行動作出了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的決策。要進行備戰，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該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和下達的1965年國民經濟計劃將爭取時間、大力建設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作為指導思想。196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將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作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方針。此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國防建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始終處于優先位置。

    可見，第一代發展觀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基本導向，是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觀。第一代發展觀作為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發展觀，順應了中國發展初期階段通過工業化奠定發展初步基礎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強調工業化、強調重工業的理念是合理的。但是，總起來看，這一發展觀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發展戰略的框架內形成的，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一系列誤解的基礎上的，是通過行政手段實施的，因此，在實踐中導致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上的問題。突出地表現在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嚴重脫節，出現了類似于當時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5]具體來說，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畸形。突出表現為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發展遲緩；能源、交通運輸等基礎產業發展滯后；流通、服務等第三產業薄弱；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二是區域經濟配置效率低下。盡管追求區域平衡發展，但是由于投資效益低下，區域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6]三是經濟質的發展與量的發展脫鉤，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的質量低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外延要素投入支撐的。四是經濟增長片面推進，經濟發展滯后，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脫鉤，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是作為經濟發展表現的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率提高以及經濟成果分配的公平化等沒有明顯改善。五是經濟增長沒有以人為本，伴隨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沒有相應提高，居民消費受到積累和畸形經濟結構的壓抑。1978年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只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為175元，只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價格計算)，其中農民增加34．5％，非農業居民增加68．6％。[7]

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些問題已經發展到極端，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也標志著這些問題在這一發展觀的框架內難以解決。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國民經濟調整的實施，客觀上需要對這一發展觀進行歷史的揚棄，構建新的發展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