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2003年以來我國先后以福建、江西等省份為試點，實施新一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并于2008年推向全國。雖然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總體上是效仿上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耕地承包制的改革路徑，即把原屬于集體經營的林地明晰確權到戶，讓農戶承包經營，但是這次改革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市場化取向方面超越了耕地承包制改革。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改革中林木交易稅費的降低和交易市場的開放，以及林權抵押貸款政策的實施，為農村林木加工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契機，主要表現在家庭林木加工作坊、小企業數量和從業人數的劇增。其中，作為新林改排頭兵的浙江省在林業產業發展上成效更為顯著。

　　本文選取的個案— —Q縣l 鄉位于閩浙交界處，是個遠近聞名的林木加工基地。l 鄉全鄉人口7294人，毛竹林3120公頃，毛竹立竹量6l1．8萬株，人均毛竹面積0．42公頃。近幾年來，當地農戶利用周邊縣市豐富的毛竹資源以及發達的加工產業鏈，開辦了數百家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毛竹加工作坊和企業，構成整個Q縣毛竹產業鏈的底端部分。至2011年8月，全鄉約有260家常年運作的毛竹加工作坊和36家經過注冊的微型毛竹加工企業①。該鄉家庭作坊和微型企業主要集中在L村和z村。兩村均具備豐富的毛竹山林、人口資源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其中L村是l 鄉政府所在地，z村與l 村相鄰，位于連接Q縣城與l 鄉的公路線附近。L村全村人口1999人，土地面積1078．2公頃，加工作坊有11O家、用工約760人，微型加工企業有15家、用工約330人；Z村全村人口773人，土地面積440．3公頃，加工作坊有30家、用工約150人，微型加工企業有6家、用工約120人。這些加工作坊或微型企業大都以家庭或家族為經營單位，包括農民自我雇傭在內，每家作坊約有5～7名工人、企業約有1O～20名工人，主要生產筷坯、竹砧板、竹墊條等坯料或初級產品，銷往本鄉或縣城規模更大的幾家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實際上，家庭作坊和微型企業作為小規模生產單位，除了是否在工商部門注冊和繳納稅收及經營規模與效益大小以外，并無明顯區分，均屬于Q縣林業產業的最下游生產組織。

　　l鄉毛竹產業的業務主要分為毛竹購買、毛竹加工和產品銷售三環節。在毛竹加工業興起的最初階段，由于毛竹出售方和雇工多為同村或本鄉村民，故在購買與加工環節中采取人格化交易①，也就是一種建立在熟人信任基礎上的關系契約治理②形式。但這一交易方式在新林改后迅速轉變為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即建立在現代契約基礎上的交易方式，這主要是林權改革后家庭作坊與微型企業數量增多、原竹與雇工市場價值上升導致的。而在產品銷售環節，交易對象為L鄉和Q縣的少數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雙方多存在熟人關系，形成人格化交易及依賴關系契約治理的局面。

　　l鄉毛竹加工產業為該鄉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同時吸納了一部分外地務工農民，對提高林區農民生活水平和農村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l鄉的毛竹加工產業普遍面臨嚴峻的內卷化效應。也就是說，L鄉竹木產業雖然在作坊、廠家和就業人數上猛增，但其邊際效益并未明顯提高，處于高度重復性生產階段。導致這一現象的起因主要是產品銷售環節中人格化交易和相應的關系契約治理失敗后，經營收益難以實現造成的。經營成本及收益的無法回收實則是一種變相的邊際效益遞減，作坊或微型企業產品生產愈多，所可能獲得的單位邊際效益就愈少，以至于出現了吉爾茨和黃宗智意義上的“內卷化”或“過密化”特征。顯然，經營成本及收益難以回收和人格化交易的失敗，意味著建立在熟人信任基礎上的契約治理機制已然失去作用。但據此無法解釋的是，失敗的人格化交易為何能在L鄉的交易雙方之間長期普遍存在?更具體來說，作坊或微型企業主長久“損己利人”的行為是無法利用市場效率機制來解釋清楚的。盡管失效的人格化交易和拖欠甚至拒付貨款情形已在L鄉成為一種制度化或“路徑依賴”現象，無論作坊主和企業主與誰交易，均不得不面臨這一困境，但這一“非正式制度化”④的形成過程尚不明了。出于對l鄉林業產業內卷化的機理考察為目的，本文將融合相關的交易成本機制、社會網絡機制和非正式制度化形成機制三種視角，具體對人格化交易失敗、契約治理失效與拖欠及拒付貨款現象的制度化過程進行解釋和分析。

　　二、相關理論回顧：農村契約與農村市場運作機制契約法學家麥克尼爾認為：“所謂契約，不過是有關規劃未來交換過程的當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

　　也就是說，市場交易中的契約意味著企業間的長久性雙邊合作關系。麥克尼爾將契約分為個別性契約和關系性契約兩種類型，前者是指交易雙方除了物品交換外不具有任何關系，而后者則指除了物品交換外，雙方還存在基于物品交換之上的產權交易等關系。在麥克尼爾看來，關系性契約而非個別性契約才在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處于繼續合作關系中的當事人一般都將許多契約條款懸而不決，留待以后根據商業需要再作隨機應變的調節。麥克尼爾的這一觀點已得到經濟學界、法學界的廣泛認可。

　　麥克尼爾及相關學者對關系契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充分發展的現代市場這一理想化基礎之上，并假定商品交易市場是開放的，交易雙方是可以相互選擇的。這一理想類型也使得關系契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范圍狹小、交易對象較為固定的一些國內農村商品交易實踐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尤其在當前中國農村文化資本日益消解、社會資本被套兌的情形下，建立在農村熟人信任基礎上的關系契約治理機制逐漸失去了其應有功能。具體來說，麥克尼爾等學者的理論很難對國內農村關系契約治理機制消亡和作為一種關系契約實踐的人格化交易繼續穩定地存在這一悖論做出充分解釋，其原岡之一是中國農村的社會關系和麥克尼爾等人認為的社會關系并不完全一致。費孝通曾經指出，中國農村是一個以地緣和親緣關系組成的“以己為中心”的“波浪”式差序格局，越靠近“自我”中心的人的社會信任程度也越高。

　　韋伯也認為，中國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緣共同體之上的，這種建立在家族、親戚關系之上的信任是一種難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 也就是說，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不同于西方帶有普遍信任特征的團體格局，它是一種相對封閉的人際關系網絡，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可替代性，也代表著失信所帶來的風險將大于普遍化信任關系中的失信行為所帶來的風險。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農村處于差序格局趨于解體，而新社會關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斷裂期”。這一情形下，人格化交易賴以順利執行的信任關系幾乎不復存在，失信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所導致的風險也愈來愈大。而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信任，其脆弱性程度對信任者具有重要影響。格蘭諾維特認為，信任的本質是為瀆職者提供了機會。 他將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分為三類：一類是由私人關系的獨特存在方式而產生的信任，增長了違法亂紀的機會；另一類是以團隊方式進行的暴力和欺詐最有效率；第三類是由暴力和欺詐而導致的無序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取決于社會關系網絡是如何被建構的。可見社會關系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產生信任，也可能產生巨大的違法亂紀。

　　事實上，相關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系網絡所具有的工具性作用上。如著名學者布迪厄把社會資本解釋為個人通過對“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科爾曼把社會資本作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和獲取其它資本的基礎；邊燕杰等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個體通過社會聯系獲取稀缺資源并由此獲益的能力”。但學界歷來對社會關系網絡的負向功能研究較少，也未對關系契約執行中的失信行為提出更好的解決方式，而是回到了經濟學中，認為信譽是一種重要資源，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選擇來應對失信。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地域規模大、開放程度高的理想化經濟市場，但對中國部分農村市場情形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力。

　　關于中國農村市場系統的研究中，施堅雅曾通過對20世紀初至6o年代四川l農村集市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施堅雅模式”。施氏認為，中國農村的集市自下而上可分為基層市場、中間市場和中市場，分別以基層集鎮、中間集鎮和中心集鎮為中心地。農民對他所在的基層市場有著充分了解，他們選擇在這個區域里發生雇傭、借貸或婚姻關系。同時基層市場也是商品物流的主要集散地，不僅負責將村莊與農戶連接起來，也承擔著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交換和交易功能。在當前經濟社會進步和行政權力的干預下，農村集市體系比較一致地形成“行政村(含若干自然村)一基層集市和鄉鎮所在地一中間集市和縣城一中心集市”的結構。按照施堅雅等學者的觀點，農民的基本生活單位不是村莊，而是由若干村莊構成的基礎市場共同體，其活動范圍是由基層市場邊界決定的。這一觀點雖然可能在具體情形上與現實有所出入，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國農村市場的生態圖式。基層市場這一受限的市場范圍也幾乎就是農民社會關系網絡所能覆蓋的范圍，這也證明了農村社會關系網絡與麥克尼爾、格蘭諾維特和邊燕杰等學者所謂的關系網絡有著較大區別。

　　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推論，中國農村市場存在一種依靠小規模熟人關系網絡進行商品交易的現象。

　　換句話說，人格化交易及關系契約治理在具有地域局限性的農村基層市場內部廣泛生存，其對農村工商  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交易雙方信任關系的穩定程度和對失信行為的懲罰機制實施效果上。在農村傳統文化不斷消解、人際倫理逐漸衰亡的今天，人格化交易中的信任關系更多呈現出脆弱性和風險性的一面，關系契約治理機制也El趨崩潰，易出現失信行為，對農村工商業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

　　三、林木加工產業內卷化過程的機制在梳理了有關農村契約與農村市場的相關研究之后，接下來我們將據此對本文所探討的農村林木加工業內卷化現象進行分析。在L鄉毛竹產業發達的l 村和z村，作坊和微型企業的共同交易對象是l鄉或由l 鄉遷移去Q縣城的幾家毛竹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田野調查表明，雙方的人格化交易及相應的關系契約治理機制實際處于失效狀態，眾多的作坊和微型企業將產品出售給對方后，并不能及時獲得貨款，而是處于被長期拖欠甚至拒付貨款的境地。這一普遍拖欠或拒付貨款現象是導致該鄉毛竹產業資金困境和內卷化效應的基本因素。本文接下來將致力于解釋作坊和微型企業在無法及時獲得或得不到收益的情形下，為何依舊將產品“出售”給可能失信的買主，卻不做出策略調整或抗爭?弄清楚這個問題，有助于揭示l 鄉林木加工業內卷化運作機制的核心。文中分析的焦點將集中于交易這一行為如何嵌入于封閉化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受非正式制度影響的，特別是集體抗爭的不可能性如何導致交易中“囚徒困境”的出現。我們的意圖是，假設人格化交易和關系契約治理是內卷化效應形成的關鍵所在，但需要回答二者之間的關聯究竟是哪些機制來促成的，是決定交易方式選擇的成本機制，還是人格化交易賴以實現的社會關系網絡機制?或者是將失效的人格化交易及契約治理視作環境壓力的非正式制度化機制?甚至是某些機制的合力。

　　(一)交易成本機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姆森認為，某一特定情景中的組織進行交易活動時遵循有限理性原則，以避免交易活動受到機會主義的危害。也就是說，一項契約關系所采取的形式取決于該交易的成本大小等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由于古典合同模式—— 正式契約中存在雙方信息不對稱、量度合同效果與強制對方執行的困難以及相伴而生的機會主義行為l1 ，在現實交易中往往被關系 約所代替。這也是l 村和Z村的作坊、微型企業銷售產品時利用熟人關系網絡交易的一個主要原因。作坊、微型企業在出售產品時面臨不同類型的交易成本，而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出于節省運輸成本與信息獲得成本等目的，也傾向于將工廠建在距離加工作坊或微型企業較近的地方。這樣便可能產生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如果設在眾多的加工作坊和微型企業附近，那么作坊或微型企業很容易取得討價還價的優勢，它們可以統一起來抬高產品價格。而反過來說，為數極少的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也具有一定優勢，在由l 村、Z村等幾個自然村組成的封閉性基層市場里，它們完全能夠以壓低價格、減少購買，甚至不購買來迫使賣方就范。因此，在雙方博弈過程中，都要承擔尋找適合的合作伙伴和防范未來的各種風險而制定合同這一過程的交易成本。那么，根據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雙方將采取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人格化交易及關系契約治理方式。人格化交易及關系契約原本是建立在熟人間的信任基礎上。但在l 鄉，這一起到關鍵作用的信任卻是被限制在l 村、Z村的眾多家庭作坊與微型企業和幾家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組成的小范圍市場之內，也因此存在非常大的脆弱性。在缺乏可替換合作對象的情況下，相互競爭的作坊、微型企業在和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的博弈中實際處于不利地位。

　　(二)社會網絡機制L鄉的毛竹產品交易既具有一般的商業性質，又具有農村熟人間El常互動的特征。按照網絡關系學派的觀點，農村市場交易是嵌入在L鄉的熟人關系網絡之中的。但遺憾的是，網絡關系學派沒有對農村社會這一邊界分明的小范圍基層市場進行深入研究，也未對農村較為封閉的、非普遍化的信任給予足夠重視。L鄉林木加工業發展過程顯示，在農村傳統文化資本消解的情況下，用于規范交易雙方行為的、建  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多邊懲罰機制實際上已難以對失信行為產生約束效用。l 鄉的毛竹產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拖欠、拒付貨款現象也正是網絡關系等社會資本遭到消解與套兌的結果。而囿于農村基層市場的狹小邊界和交易對象較少的局限，作坊主、微型企業主難以尋找新的合作伙伴，加之尋找新的合作伙伴須付出新的機會成本和交易成本，作坊主、微型企業主出于相對理性選擇而繼續保持當前的交易關系，并使用軟磨硬泡、以次充好、私下威脅等抗爭手段來實現收益。但這些孤立的、被動的有限抗爭收效甚微，家庭作坊與微型企業仍然處于被長期拖欠貨款甚至完全得不到收益的閑境中。我們不難發現，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目的而出現的關系契約及其治理的失效最終可能導致商品生產的成本無法回收和收益失敗。如果是單一作坊或家庭企業與半成品或成品廠交易，則收益失敗很容易理解為同一關系網絡中的雙方岡地位不對等而產生的客觀結果。但事實上，這一現象卻以群體行為的方式出現，我們仍要繼續分析這一非正式制度化的群體行為是如何成為可能的。

　　(三)非正式制度化形成機制對于近300家作坊與微型企業集體性的被拖欠甚至拒付貨款，他們不僅未曾互相聯合以做出有效抗爭，反而將這一現象視為“正常化制度”來遵守。我們不禁反思：是什么使他們不僅不對失信的合作對象進行集體性抗爭，而且默認、接受了被拖欠甚至是得不到貨款的結果，并使之演變為制度化結局?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提到：“集體行動非常困難，因為集體行動的結果一般是為了追求公共利益，而一個人即使不用付出，只要別人把集體行為付諸實現的話，他也可以獲得同樣的利益。”奧爾森把這一行為稱之為“搭便車”。根據奧爾森的觀點，任何一個家庭作坊與企業參加集體行為的邊際成本均大于邊際收益，誰也沒有激勵去參加集體行動，因為即使不參與也可以得到集體行動的成果。對應到本文探討的L鄉，“搭便車”行為的最終結果是每一個作坊或微型企業都不參與針對拖欠或拒付貨款問題的集體抗爭行為。一旦眾多的作坊主和微型企業主無法以聯合的形式來對抗共同的合作對象，也就為交易行為中“囚徒困境”的出現和拖欠、拒付貨款現象的普遍化創造了條件。在此，博弈論的成熟使“搭便車”問題在“囚徒困境”框架內得到進一步解釋。

　　由于單次博弈和重復博弈的結果是不同的，我們首先要區分l 鄉毛竹產品交易的博弈類型。在重復博弈的囚徒困境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機會去懲罰另一參與者此前回合的不合作行為，這時合作可能會作為均衡的結果出現，并最終實現帕累托最優格局。而整個L鄉的現實是，交易市場是封閉的，購買方也僅是固定的少數幾家半成品或成品加工廠，作坊和微型企業之間又存在激烈競爭。這一情形下，不但“搭便車”效應使眾多的作坊和微型企業難以實現合作，而且信任基礎及多邊懲罰機制的消失，事實上也造成懲罰不合作者的有效手段的缺失。在不具備重復博弈條件的情況下，毛竹產品交易的形式其實是無數孤立的單次博弈的集合，導致作坊主和微型企業主出于私利考慮，即使明知買主會拖欠甚至拒付貨款，也會將產品出售給對方。作坊主和微型企業主的邏輯是：如果其它作坊或企業將產品出售，而我拒絕出售，則我完全得不到收益；如果我也出售產品，即使暫時得不到收益，但肯定比不出售獲得的收益大。

　　通過運用“搭便車”及“囚徒困境”理論對鄉毛竹產品交易的分析，梳理出了該鄉家庭作坊和微型企業幾乎整齊劃一的交易及不做有效抗爭的原因。新制度學派有一個基本觀點是：一個制度被“廣為接受”、成為社會事實后就會轉化為一個重要的制度力量。在具體的演變進程上，當越來越多的生產者接受期限不定的拖欠甚至拒付貨款時，這一現象就成為了“被承認”的交易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接受這一交易方式的比例逐漸擴大，而其他作坊或微型企業在制度環境的壓力下也開始接受該交易方式。這一導致收益失敗的交易及契約治理現象最終演變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存在。

　　四、結論與討論文中根據交易成本機制、社會網絡機制和非正式制度化形成機制三種范式，對l 鄉林木加工業交易行為演變路徑進行了分析，厘清了導致該鄉林木加工業內卷化的原岡。l 鄉林木加工業內卷化現狀是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期間農村林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在封閉化的農村市場中，原本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目的而使用的，同時適合農村熟人社會特征的人格化交易及關系契約治理的破產，造成買方失信和長期拖欠或拒付貨款的行為。而失信、拖欠與拒付貨款行為在“搭便車”和“囚徒困境”效應的影響下，成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化現象。可以說，低利潤的林木加工產業，在拖欠或拒付貨款行為制度化的環境中，陷入了嚴重的資金困境，這導致作坊和微型企業不得不一直重復進行內卷化式的生產經營，缺乏改進技術、擴大規模和產業轉型的必要資金。這種發展模式顯然不具有可持續性，并且潛伏著極大的信貸危機，甚至可能危及農村社會的穩定，這值得我們進一步認真思考。

　　從毛竹產品交易這一典型農村市場行為來看，隨著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衰亡，解決好農村市場人格化交易及關系契約治理的失效問題，將是轉變農村產業內卷化現狀的必由之路。在這里，重建農村人際信任和發展市場機制是兩種相反的理想型方案。但在當前農村這片熟人關系仍存而熟人之間信任特質卻基本喪失的土壤里，無論是重建信任關系，還是發展市場機制的單極朝向，均不符合農村客觀環境。

　　也就是說，在人際關系趨于理性化，但理性化程度尚不足以應對生產生活中的突發事件時，農村亟需一種既能充分發揮或重建熟人信任關系優勢，也不回避市場化經濟浪潮的交易途徑。目前這一實踐主要體現為農村合作組織的運作上。黃宗智提出，中國農業將會是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產業，而不是像一般城市工業那樣以“資本家和工人”為主的產業。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新時代農業將可能是“小農農場”的天下。以“小農農場”為主體的經濟形態，意味著農村市場交易的原子化或碎片化情形，這也許帶來相關產業的內卷化效應。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路徑，合作組織可以將“小農農場”聯合起來，統一進行原料購買、組織加工和產品銷售等。合作組織更近似一種職業共同體，即以共同職業或經濟利益為基礎的人際格局，起到替代以血緣、地緣等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結構的作用。涂爾干認為，筆耕論文新浪博客，職業共同體具有創造社會有機團結和人際信任的作用，這一功能也增強了共同體的凝聚力。而在進行市場交易時，作為正式制度安排的合作組織具備實行非人格化交易的條件，這樣可以避免因失信導致的損失。

　　林業等產業內卷化的形成過程，體現了農村關系網絡機制和市場機制兩種發展道路的矛盾。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不是作單一抉擇，而是尋找在現實中結合二者的第三條道路，以實現既能維持農村社會穩定，又能增強市場競爭力的結果。就理論上而言，成立合作組織等職業共同體將是一個理想選擇，但它是否具備與成熟企業相競爭的實力，在目前來說仍待進一步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