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專業的畢業論文，主要是關于安慶保衛戰的幾個問題，詳情請看下面的介紹。

　　“二次西征”在湘軍重兵云集安慶之際，實屬徒勞之舉安慶自古以來乃兵家必爭之地。太平天國時期，安慶為安徽省省會，是全省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又是天京的西大門。自1853年太平軍第一次西征時占領安慶至1861年止，太平天國統治安慶長達8年之久。這期間，清王朝時刻在盤算著重新奪回。1858年的三河戰役，湘軍李續賓部全軍覆沒。痛定思痛之余，湘軍上層進行了為期一年之久的內部整頓，確定了進攻退守的“保楚”、“謀皖”戰略。第二年，蟄伏已久的湘軍傾巢而出，氣勢洶洶地撲向安徽，省城安慶自然首當其沖。一場大戰迫在眉睫。在湘軍緊鑼密鼓、調兵遣將圍困安慶之際，太平天國的最高軍事決策當局制訂了會攻武漢，調動湘軍回援以解安慶之圍的戰略。相對于第一次西征而言，學術界一般冠之以“第二次西征”。該戰略的出籠源于1860年3月太平軍一次“圍魏救趙”的成功的軍事實踐。太平天國為解京城之圍，計出奇兵，佯攻杭州，待江南大營清軍分兵往救之際，精銳突然回師猛攻江南大營并摧毀之，此役打得清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欽差大臣和春被逼無奈，用“短洋莊”自殺身亡。太平軍大獲全勝，士氣大漲。天京解圍后，1860年5月，干王洪仁殲等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下一階段的戰略部署。干王獻計說：“為今之計，自天京而論，西距川、陜，北距長城，南距云、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枝，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為我所有，則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王于的發兵兩支合取湖北的戰略設想即“二次西征”，其具體部署是，英王陳玉成率所部循長江以北，忠王李秀成統所部沿長江以南，兩軍由東向西進軍，相約會師武漢。屆時武漢大軍壓境，曾國藩勢必抽調圍攻安慶的湘軍回援，安慶之圍不戰自解。表面看，該戰略確為妙棋一著，實則不然。“二次西征”終究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未能實現預期的戰略目標。史學界對此不乏高見，然大多集中在“二次西征”失利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責難李秀成的較多，指責他沒有能夠按期到達會師地點，沿途只顧招兵買馬，延宕時日，致使兩軍會師的計劃成為泡影；同情陳玉成的也不少，認為盡管未能守住安慶，但天王洪秀全革其職權，使得英王情愿老死于廬州(今合肥)，后廬州失守，投奔苗沛霖被縶并最終被凌遲處死。洪秀全把安慶保衛戰失利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卸給陳玉成，也是不公平的。

　　在安慶被湘軍鐵壁合圍的危急關頭，太平天國最高軍事決策當局做出的“二次西征”的戰略決策，是毫無必要的，是徒勞的。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檢討“二次西征”的戰略決策，可知最高軍事決策當局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救兵如救火。在安慶旦夕望救之際，太平軍卻從江浙一帶，調動大軍，千里迢迢趕赴武漢，長途奔襲帶來的戰斗人員的傷亡銳減及師勞疲憊對安慶保衛戰的未來都是致命的，即使能會師武漢又怎么樣?

　　兵員不繼，補給困難，難以為繼。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假如陳、李大軍不是趕赴武漢會師，而是在安慶周邊同湘軍一個城池一個城池地爭奪(因為湘軍圍困安慶的步驟，當初也是先把周邊的縣城一個個拿下，再進行合圍的)，消滅它的有生力量，再集中優勢兵力，與圍城的湘軍進行主力決戰，城內太平軍則里應外合，戰局或許會有改觀。太平天國當時還是有這個實力的。如此，安慶及其周邊斷定是一場空前絕后的鏖戰廝殺。不如此，也難以幸免。太平天國最高軍事決策當局做出“二次西征”的戰略決策時，高估了自己，過于樂觀，低估了對手，犯兵家大忌。當陳、李兩支大軍一北一南向武漢進發的時候，老謀深算的曾國藩一眼就識破了“二次西征”的戰略意圖：“群賊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他反復告誡提醒遠在安慶前線的曾國荃切忌不要被太平軍的假象所蒙蔽，無論如何不可以撤湘軍安慶之圍，“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即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競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抄寫前文無疑也。無論武漢之或保或否，總以狗逆(清方對陳玉成的誣稱—— 引者)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弟等一軍關系天地剝復之機，無以武漢有疏而遽為震搖，須待狗逆回撲，堅定之后再定主意。”_2 曾國藩對太平軍奇襲江南大營的杰作深為欣賞的同時，分析了武漢在遭到攻擊之下的兩種結果(要么守得住，要么守不住)以后，對“二次西征”的反應卻如此淡定，“今年抄寫前文無疑也。”曾國藩以不變應萬變的對策，徹底攪亂了太平軍的全盤計劃。這是他的對手始料未及的。太平軍本以為可以牽著湘軍的鼻子走，詎料卻被湘軍牽著鼻子走，變主動為被動。

　　曾國藩的湘軍牢牢地掌控著戰場上的主動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太平軍把寶貴的時間徒然消耗在“二次西征”上，使得安慶戰役失敗的結果不可逆轉。

　　二、安慶保衛戰太平軍守軍有極小部分突圍，且早有預謀安慶保衛戰中，太平軍是全軍覆沒，抑或有人突圍而出?史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前者，認為太平軍守軍一萬六千人全部戰死。李秀成在自述中說：“此城(指安慶——引者)盡沒，未漏余人，苦而可嘆!”[3 I2 然而事實是，太平軍安慶守軍沒有全軍覆沒，而是有極小部分突圍，且早有預謀。

　　在慘烈的保衛戰中，太平天國安徽省的最高行政長官(相當于省長)張朝爵得以突圍而出。

　　張朝爵，又作張潮爵，廣西人，1853年9月隨石達開往安慶安民。這年冬，石達開返京，筆耕論文，頂天侯秦日綱代守安慶，張朝爵為副，負責民政。據此推斷，張朝爵應是分管民政的副省長而非民政廳長。后秦H綱回京接受燕王的封號，并外出帶兵作戰，張朝爵順理成章成為最高行政長官了。直至1861年9月安慶陷落，張“乘小舟走出回天京，后封力王。”李秀成在自述里也記載“張朝爵坐舟逃生”_5 J2 。由此可見，張朝爵在慘烈的保衛戰中突圍而出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他是一人突圍，還是多人?又是何時如何突圍的?這個問題在《曾國荃全集》出版之前，未能找到答案。筆者在撰著《安慶與中國近代化》一書時揣測在湘軍把安慶圍如鐵桶一般之際，張能順利突圍，一定是早有準備的，也一定是與心腹之人一起行動的。由于缺乏相應的文獻資料佐證，當時僅是推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