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1862—1937)是19世紀末2O世紀初美國文壇著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種類豐富，風格各異，尤其擅長描寫紐約上流社會的風俗人情，關注女性的地位及其生存狀態。華頓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因此國內外很多評論家都把華頓視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同時，由于擅長刻畫人物心理，道德情感和社會意識，華頓還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來研究。事實上，華頓的創作時期正好處于美國文學從現實主義向自然主義過渡的階段。當時的美國文壇出現了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自然主義文學流派。

　　一、梅·韋蘭：純真年代的捍衛者《純真年代》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是一個新舊社會體系交替的時代。然而小說的背景卻設計在19世紀7O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時的上流社會充斥著那些繼承了大筆遺產的老紐約家族。由于曾經是其中的一員，華頓栩栩如生地描寫了那個社會— — 一個充滿高貴優雅的聚會和需要正式著裝的晚宴的社會，一個恪守祖訓和墨守成規的社會，一個無法容忍個人自由和新興事物的社會。

　　小說中的女主角之一梅·韋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她的性格行為無不反映了這個社會主流的一面。她是紐約上流社會所推崇的女性形象—— 外表美麗優雅，行為端莊得體。她的身上擁有著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所有美好期望：接受過正統的淑女教育，多才多藝，是男人的驕傲和陪襯，嚴格按照家族的要求去生活。梅的身上有著狄安娜女神的氣質和風韻。小說中，她深愛著男主角紐蘭·阿切爾，而且紐蘭也急于和她結婚。然而為了迎合社會傳統，她堅持在結婚前要有一段長長的訂婚期， “因為紐約的禮規一絲不茍， 毫無變動可言。”。紐蘭說過： “他眼下的任務是取下蒙在這位年輕女子眼上的繃帶，讓她睜開眼睛看一看世界。在這里，從紐蘭的角度，華頓意在告訴讀者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下，任何行為都只能服從既定的社會規則，社會環境對于一個人性格行為有著巨大影響。在老紐約人的眼中，恪守傳統才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如果他們想要保持他們的地位，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就必須確定所有事情按照傳統的作法發展。這樣的社會造就了梅·韋蘭這樣的一個看似獨特卻又缺乏個性的主流女性形象。然而這一位看似純真、溫柔、嬌弱的女性也有其虛偽、強勢、敏感的一面。當她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她可以不顧一切。梅早已得知自己的未婚夫愛上了她的表姐埃倫。表面上，她繼續扮演著賢良淑德的女性形象，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建立在對別人的侵害，對別人的不公平上。同時，又假裝懷孕并把消息透露給埃倫，無情地把她的表姐埃倫趕出了紐約。梅的目的只是要保留她和紐蘭名存實亡的婚姻關系，至于婚姻關系中的愛和忠誠已經不復重要了。梅清楚地知道，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為了保護家族的名聲，為了保持這個上流社會的穩定，她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在梅所處的時代，女性只有依靠婚姻和丈夫才能在社會上立足。梅早已知道她的丈夫心中所愛另有其人，同時也深知“紐約社會是個威力強大的機器。她出生成長于這個機器中，也懂得如何利用這個機器成功地驅逐了威脅她的地位和家族名聲的不利因素，來捍衛她所處的“純真” 年代。于是，她也成為這個機器的操縱者之一，是家族紀律和社會習俗讓她終其一生都在扮演一個聽話的女兒、賢淑的妻子和負責的母親的角色。看似風光的角色背后，卻是梅·韋蘭的悲劇命運—— 她永遠地失去了丈夫的愛。而梅·韋蘭這樣的一生，都是由其出生，成長、生活和老去的社會環境所決定。

　　二、埃倫·奧蘭斯卡：虛偽社會的犧牲品紐約上流社會就是個“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們很難在上面開鑿裂縫，找到立足點。” 看似“純真” 的社會實際上充滿了虛偽和做作。在這個“富足、悠閑、喜歡招搖的上流社會。”，少數思想守1日的人占據著統治地位。這就意味著新興的人和事物是注定被唾棄和踩踏的。這樣的社會環境也決定了埃倫·奧蘭斯卡夫人的悲劇命運。

　　一直被稱作“可憐的” 埃倫·奧蘭斯卡原本也是紐約上流社會的一員，但是她生性不羈，從小就與這樣傳統保守的社會格格不入，“她是個大膽、無拘無束的小姑娘，愛問些不相宜的問題，發表早熟的議論。”。這樣的埃倫注定是這個“虛偽”社會的犧牲品。在華頓的筆下，歐洲代表著新興的力量，紐約代表著保守的勢力。埃倫自幼父母雙亡，由姑媽撫養。雖然出生在紐約，卻在歐洲生活。這使得她的思想行為受歐洲自由思想的影響較大。埃倫為了逃離“把她當囚犯看待的那個畜牲丈夫”而從歐洲回到紐約，希望在自己的親屬中找到安慰和寄托。她要和伯爵丈夫離婚的消息頓時在紐約上流社會引起轟動。人們關注的不是埃倫悲慘的婚姻生活，而是埃倫的離婚事件會給他們的家族蒙羞。這樣束縛世事、因襲守舊的社會習俗是決不會支持離婚的。在他們的眼中，婚姻只是一個手段，是一種形式，是“物質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乏味的聯盟。因此，當埃倫提出要和丈夫離婚的時候，整個紐約上流社會都沸騰了。這種有悖于社會傳統所賦予女性角色和地位的作法自然是為社會所不容。于是固守傳統的明戈特家族千方百計地阻撓埃倫的離婚計劃，他們虛偽地假借關心來逼埃倫就范，甚至不惜以經濟手段和社會輿論來威脅她。

　　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總是人對自己命運的無能為力的宿命論的人生觀，人總是以犧牲品的狀態出現。埃倫就是這樣一個“犧牲品”。埃倫身上有著叛逆的元素，追求獨立自由，無拘無束，見解獨到。她的著裝，她房間的裝飾無一不透露著這樣的信息。她不甘于扮演混蛋丈夫的附屬品，不甘心淪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她做出了對命運的抗爭。然而，缺乏經濟基礎的女性在紐約社會這樣強大的機器面前，只能被碾得粉身碎骨。當她拒絕回到丈夫身邊的時候， “她家里大大削減了對她的貼補，而且由于她的拒絕，她還喪失了結婚時贈予她的那些錢。試想一下，缺乏經濟來源，埃倫還能怎么生存下去?當她決定和相愛的紐蘭私奔的時候，梅懷孕的消息使埃倫毅然斷絕和紐蘭的關系，離開紐約，重回歐洲。因為無論什么其他地方，都“與他們離開的舊世界根本沒有區別，僅僅是更狹隘、更骯臟、更烏七八糟而已。梅的懷孕是巧合或是意外，從自然主義角度來看，這是偶然的因素。然而，正是這一偶然的懷孕，徹底扼殺了埃倫和紐蘭的愛情，也使紐蘭失去了“生命的花朵。埃倫的一生充滿不幸，而造成這一切不幸的也正是當時的傳統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