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屬旋花科，原產美洲墨西哥。在我國，其名始見于嵇含《南方草木狀》，其中有“二月種，十月成，卵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鴨卵。掘起蒸食，其昧甘甜，經久得風乃淡。出交趾、興古”的記載。甘薯俗稱紅苕、紅薯、白薯、番薯、山芋等。不同地區亦有不同稱謂，上海、天津稱山芋，河南稱紅薯， 山東稱地瓜，陜西、湖北、四川和貴州稱紅苕，江西稱番薯。明清時期甘薯在西南地區得到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后。對該地區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擬就明清時期甘薯在西南地區傳播及影響的相關問題作一探討，以就正于方家。明朝中后期甘薯由南洋、越南等地傳人我國。

　　對此，《群芳譜》、《農政全書》等明代農書都有記載，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乾隆年間，在今重慶黔江作縣令的翁若梅撰有《金薯傳習錄跋》

　　并頌，其中將甘薯的傳播、功能及作用敘述頗為詳盡：“夫天地多一物以養人， 而人傳一物以相養。當夫時和年豐， 習焉弗覺，迨至于民不聊生之會，而偶為感觸，始嘆是物之利宏，而傳是物者之功鉅也。吾閩素稱沃壤，稻粱菽粟而外，厥有番薯，余口角時啖而甘之，知其種出于呂宋，而未考入閩之始，孰為傳之。厥后游燕齊間，往往于原隰遇焉，知其利來自吾省，而未考遞傳之始，孰為教之。且是物也，質僅同于瓜果，名未列于農經，意其產諸島夷，傳諸中國，如安石之榴，交趾之薏苡，足以佐日用之需已矣，詎有當于樹藝之正業乎哉!盛贊甘薯因“不擇地而生。不擇時而長”．故能在我國得到大面積的種植．后來更成為我國民眾的主要糧食之一。民國27年(1938年)《貴州農業概況調查》記載：“以成片叢林墾荒種植甘薯。” 《貴州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第1卷)載：“1931年甘薯種植面積24．8萬畝，總產72800擔”，“到1947年發展到41．5萬畝，總產864000擔”。關于甘薯傳人我國的具體情況一直有多種說法，時間、來源地和傳入地都不盡相同。紅薯通過海路自呂宋和日本傳人福建和浙江舟山，而云南、貴州等地的甘薯則是通過陸路自印度、緬甸和越南引進。

　　最早關于甘薯引入的記錄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大理府志》，其中有“紫蕷、白蕷和紅蕷” 的記載。1979年，當代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在《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一文中認為云南是我國較早種植番薯的地區。何先生認為，根據《云南通志》記載，離緬甸較近的臨安、姚安、景東、順寧四府在1576年已種植甘薯，所以云南的甘薯可能是由緬甸傳人。甘薯在中國分布很廣，以淮海平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各省最多。全國分為5個薯區。西南地區屬于南方夏秋薯區，除種植夏薯外，部分地區還種植秋薯，一年兩熟。

　　(一)傳播路徑甘薯引入西南地區一直有多種觀點，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從印度、緬甸引進。何炳棣先生認為云南與緬甸等國比鄰，其地方志又有關于甘薯的最早記載。極有可能是從緬甸引種甘薯。在明代李元陽修撰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大理府志》

　　卷二中極為明確地列舉“薯芋之屬五： 山藥、山薯、紫芋、白芋、紅芋。”，李元陽于萬歷二年(1574年)編纂的《云南通志》卷三中稱姚安州、景東府、順寧州種有“紅薯”。這兩部書是明確記錄甘薯的最早著作，意味著甘薯是從印、緬引進的。

　　二是從東部沿海地區引入。根據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川通志》記載，當時成都府的居民很多已經種植玉米、番薯，并且以此作為口糧"。

　　成都府是湖廣、閩贛移民的主要遷入地，甘薯極有可能是這些移民由沿海地區帶來的。《江津縣鄉土志》卷四《物產》載：乾隆三十年(1765年)，江津粵籍縣令曾受一“始由廣東攜來，教民種植”?(P蛄)，使時人度過大旱饑荒，并使紅苕擴及全川以至西南諸省。嘉慶二十年(1815年)修撰的《資州直隸州志》記載：“先是，資民自閩、粵來者始嗜之，今則土人多種，以備荒。”在川東地區，亦有記載甘薯是由湖南的移民帶來的 。這些記載印證了西南地區的甘薯是由湖廣和東部沿海地區引進的這一說法。農史專家萬國鼎教授根據地方志查證。我國各地最早栽培甘薯的年代是：臺灣，1717年；，1733年；云南，1735年；廣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河南，1743年；湖南，1746年；陜西，1749年；山東、貴州，1752年；河北，1758年：安徽，1768年。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甘薯是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引入福建。

　　根據《陳氏族譜》記載，甘薯于萬歷庚辰年(1580年)引入廣東。按此說法，甘薯進入西南地區的時間晚于東部沿海地區。從各地方志和相關文獻看，甘薯傳人我國的最早地方是西南地區，這是因為云南與緬甸、越南等國邊境鄰近而傳人的緣故。云南等地雖然有所種植，但并未得到廣泛傳播。當甘薯被引入東部沿海地區后，傳播速度較快。早期種植甘薯的多為閩廣移，這說明甘薯在西南地區大規模傳播應是引種于東部沿海地區。

　　(二)傳播緣由由于甘薯來自于番外，一開始并未受到政府官員和一般民眾的高度重視，故地位不高。根據文獻記載，甘薯早在引入福建、廣東前就被引入云南等地，但卻沒有在西南地區得到傳播，反而是舍近求遠，向東部沿海地區引進。甘薯在從日本傳人浙江舟山一帶后也沒有得到傳播。《金薯傳習錄》記載。甘薯最開始傳人中國并未得到廣泛種植。適逢福建大旱，當時的總督金學曾便下令推廣高產的甘薯，這樣甘薯才得以廣泛種植。這說明甘薯的傳播是需要契機的．其在西南地區傳播的緣由大約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西南地區的人口劇增。甘薯在西南地區傳播的時期。西南地區的人El數量急劇增加。明末清初，因為經年戰亂，四川人口大減。據考證，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來萬，重慶城(今朝天門到七星崗、通遠門一帶)只剩下數百家人，重慶所轄的州縣內，有的只剩下十幾家人。《四川通志》記載： “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以湖廣行省籍貫為主的外來人口大量移民四JII。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湖廣填四川I”。藍勇教授曾統計，明末清初時，巴蜀境內人口一度僅余九萬多人，此后百余年間，巴蜀人口猛增到776萬，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增至4410萬，成為全國第一大省。而同屬西南地區的云南省，明朝時淮軍家屬人滇引起移民高潮，在明萬歷六年(1578年)，人口就達到147．7萬，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人口更是達到740萬人西南地區的人口急劇增加(見上表)，導致的最直接的社會問題便是人VI與糧食的矛盾，當時急需一種高產的糧食來養活劇增的人口，而且西南地區多為山地，不適合小麥等糧食種植，水稻也無法大面積種植。甘薯產量不僅高過玉米，筆耕文化傳播，而且在極小塊的土地上也可以種植。四Jtl的璧山、巴縣、定遠、蒼溪諸縣。在清以前沒有關于甘薯種植的記錄，“湖廣填四川”后，甘薯種植面積才得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