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專業的文學論文，主要是對魯迅、韓少功鄉土小說之“人性觀”比較探究的闡述，詳情請看下面的介紹。

　　20世紀20年代，魯迅先生以其冷峻奇雋的文風開創了鄉土文學的寫作范式。80年代，韓少功先生則旗幟鮮明地扛起了尋根文學的大旗。這兩大文學思潮的激流涌動共同為中國現代文學注人了鮮亮的活水，但引導了潮流的魯迅、韓少功卻從不以開創者自居，秉承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格和獨立精神，他們堅持以筆為旗，一路前行。

　　而近年來，評論者們似乎已經注意到了魯迅與韓少功之間的某種關聯。對二者的比較研究散見于“現代性、國民性、寫作立場”等論述基點上，即“從現代化探索的角度，剖析韓少功與魯迅的精神血緣聯系。”“探究韓少功的‘尋根’之筆與‘啟蒙’之思與魯迅思想的聯系”、“概括魯迅與韓少功堅守、包容的寫作立場”等。誠然，魯迅與韓少功的現代性訴求毋庸置疑、對國民靈魂痼疾的思考也是兩者最鮮明的共同點，但是筆者以為，兩人的思想關聯遠不止于此，因為“國民性”意指“奴性、愚昧”等，其內涵多為貶義，但是縱觀兩人的鄉土小說，我們發現“對人的關注”

　　即兩人的“人性觀”應該成為評論的焦點，但是這方面的論文目前還沒有。以敘述者“我”為切入點，結合具體文本體察韓少功對魯迅“人性觀”的承繼、變異和發展，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

　　一、親近魯迅：兩代作家的精神承繼筆者以為，比較魯迅、韓少功的“人性觀”，必先還原作家所處的歷史語境。考察作家的生平我們會發現兩人的經歷極為相似：少年喪父，初涉人世的艱辛與悲涼使其留下了對人性最初的痛感；青年有志，用文學撞開了一條獨特的人生之路，在社會與個人的沖撞中加深對人性本質的認識；而立之年，個人命運經歷了歲月的淘洗，開始深入對人性的理性思考。如果說魯迅先生是在中國文化古老的時空觀念上確立了自己獨立深切而又鮮活靈動的時空觀，使得他可以跳出傳統圈子的束縛，超越時代，站在人類精神的峰巔俯察人性的本質，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性觀”，那么韓少功的“人性觀”則是在時代的裹挾、自覺地追求中逐漸形成的，因此帶有時代創傷的鮮明印記。盡管魯迅與韓少功的“人性觀”看似有著各自獨特的內質，但我們還是從韓少功的自我言說中感受到了魯迅先生對其文學人生的重要影響。

　　韓少功曾坦言：“我最早接觸文學，是魯迅、托爾斯泰那一類，后來讀外國現代派小說，但也不是都喜歡。” 可見，魯迅先生是韓少功文學人生的啟蒙者之一，在其后的文章及對話訪談中，從文學思想到創作意識，韓少功總是自然而然地提及魯迅先生，在談到“外來語與民問語對文學寫作的影響”，他說：“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l3 在談到“小說道德”的問題上，他說：“魯迅先生描寫阿Q入木三分，這就是小說道德的經典體現??他很懂得在小說中節制自己的道德義憤，恪守和保護藝術的道德。” 在談到“知識分子品格”的問題時，他說到：

　　“中國知識分子以前有幾種出路。一種是當小丑，御用文人。??再有一種是當年魯迅先生所說的二丑? ? 魯迅先生當時感到痛心甚至絕望的，一個是中國的農民，一個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 在談到“文學創作如何求新”的問題時，他說：“從‘傷痕文學’到所謂的‘鄉土文學’，莫不是開始屢受指責或冷落，后來卻一度成了模式，被競相效法幾近成‘災’!” 正是對魯迅文學思想精髓的繼承使得韓少功跳出了當下鄉土文學的種種桎梏得以遠距離的審度，筆耕文化推薦期刊，其作品與眾不同。而最能集中體現韓少功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的則是其在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上的獲獎感言—— “獲得以魯迅先生命名的文學獎，使我想起了先生當年的孤獨、沉痛以及決絕。作為一名后來人，我愿在立國、立人、立心的文明薪傳中奉獻微力，哪怕最終成為可笑的吊客或失敗的小卒。” 景仰之情、謙遜之心溢于言表。

　　從韓少功的自我言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其關于鄉土小說創作的基本理念必然順承了魯迅先生，但韓少功獨特的人性觀內質也會促使其在汲取前輩精華的過程中自覺地走向某種變異和發展：而這恰恰成為了文學發展的助推力。

　　二、走進鄉土：人性的書寫與重塑自“鄉土文學”植根于中國文學土壤以來，有關“鄉土”、“鄉土中國”、“鄉土小說”等概念含義的闡釋層出不窮，幾乎從未離開過評論者們的視野。在本文中，筆者試圖以一種簡明的論述概括自己的認識：在中國作家的心中，“鄉土”——心靈精神的鄉土，它的意指有著很大的伸縮性，即可大可小。感性中的鄉土有種水乳交融的親切，是對游子深情的召喚，理性中的鄉土又是對其重新且冷峻地審視，意味著某種背叛與回歸。表達鄉土其實是一種追問歷史和感悟文化的方式。所謂“鄉土小說”，就是以“鄉土中國”為依托，記錄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幕幕悲喜無常的命運，熔鑄感性中的依戀與理性中的反叛，展現作家風格各異的人性觀，從而探究人性背后隱藏的民族文化心理缺陷，重塑現代人的精神。

　　仔細研讀魯迅、韓少功的鄉土小說，我們會發現，文本中始終存在著一個敘述者“我”。而它的存在有時是顯性地跳躍在文本之中，參與進敘述的故事，如《孔乙己》、《藍蓋子》，有時是隱性地潛藏在敘述之中，凌駕于敘述故事之上，如《阿Q正傳》、《爸爸爸》。但不管怎樣，作品中的各色人物還是緊密地聚焦于這一敘述者的視野觀照之下，向讀者展現人性的扭曲、迷失及復歸。

　　1．“人性”的扭曲。“農民”是魯迅和韓少功筆下的一大人物類型。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社會，統治者憑借封建傳統文化牢牢地禁錮了農民的思想，使他們不僅成為中國最穩固的統治基礎和經濟基礎，而且形成了愚昧、麻木、奴性的群體特征。隨著西方現代文明的入侵、時代的風云變幻，固有秩序的支離破碎并沒有喚起這一群體的人性復蘇，反而走向了人性的種種扭曲。《故鄉》中閏土的生活遭遇之所以讓人心痛，就在于那一聲“老爺”里滲透了已經扭曲的人性罩在閏土身上的無形的卑微、自賤。《阿Q正傳》之所以被人們奉為經典，也在于阿Q身上集中演繹了一幕幕中國農民人性扭曲的悲劇。在隱藏于敘述故事之后的“我”看來，阿Q算不上真正的農民，他比普通農民的境遇還要悲慘，因為他沒有土地，沒有安身立命的資本。雖然他可以做短工、割麥、舂米、撐船，有著基本的生存技能，但卻得不到作為一個勞動者起碼的尊重。作為中國封建傳統社會縮影的未莊是不會留給阿Q這類人勉強存活的空間的，阿Q的悲哀在于其“精神勝利法的精髓”已完全滲入他的思維意識。作為生命個體的他不具備基本的主體意識，他的思想被封建倫理所控制，生活欲望被壓制，他的“自尊”建立在現實的虛無之上，無法擺脫的群體特征，最終將阿Q一步步引向了人性的扭曲，進而與周圍環境構成了一種越來越緊張、焦灼、失語的矛盾關系，直至走向自我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