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工業革命以來，在人類享用了科學帶來的幸福的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上世紀二十年代，人們開始了對生態倫理的關注，在學者們的討論中，基本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生態環境與人類的利益息息相關。環境被破壞了，人類的生存就受到了威脅。作為地球上最具智慧的人類，我們有責任也有能力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更好，于是我們要保護環境。這是最簡單、最樸素的觀點，學界稱之為人類中心主義。持此觀點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康德，康德認為：“人是目的”。“在目的國度中，人就是目的本身，那就是說， 沒有人（甚至于神）可以把他單單用作手段，他自己總永遠是一個目的。”[1]人類中心主義將人從神的藩籬下解脫出來，是人類倫理學的進步。在人類中心倫理價值觀的作用下，生產力突飛猛進地發展著，尤其是科學技術的進步 更是呈現出近乎無限的可能性。然而，絕對的人類中心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境地。人類的恣意妄為使得我們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我們的動植物種類依然在減小，我們的空氣、水源、食物依然在受到各種各樣的污染。于是一些人提出：人類中心主義是錯誤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索貝特·史懷澤的大聲疾呼要“敬畏生命”。史懷澤認為 ：“過去的倫理學是不完整的，因為它認為倫理只涉及人對人的行為。實際上，倫理與人對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圍之內的生命的行為有關。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只有體驗到對一切生命負有無限責任的倫理才有思想根據。”美國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思想最有代表性。羅爾斯頓指出:舊倫理學是一種人類利己主義或人類沙文主義的倫理學，它只關心人類的生存利益，而不關心其他生命物種的利益。而環境倫理學承認自然具有不依賴于人的、不以人為價值主體的價值。人應當尊重自然，承認自然存在的價值，承擔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道德義務，將道德調節的范圍從人類擴展到整個自然界。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屬于自然地一部分，和人類一樣，動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的物質都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都有著自己的內在價值，和人一樣，即是目的，也是手段，是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的統一。因此，他們同樣擁有受到道德關懷的權利。人類不應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剝奪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的權利。這是不道德的。我們應該站在整個自然的角度而非僅僅人類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
    無論是人類中心還是非人類中心，都有合理的一面，同時也有牽強的一面，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對待自然呢？這還要從生態倫理的本質談起。
    二、生態倫理概述
    （一）人與自然的關系
    要討論生態倫理，我們首先要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談起。首先，我們認為，人類不是世界的中心。和其他生物一樣，人類只是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并且，這個生態系統一直是人類生存的基礎，這個系統運行的優劣，直接影響到人的利益，關系到人類的存亡。因此，我們必須尊重和敬畏她。其次，人類作為生物界中最具智慧的物種，她的特殊在于擁有了非凡的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擴大自己生存的空間，提高生存的質量。但是，“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第三，如何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是基于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之上的，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態倫理的形成的基礎。
    （二）生態倫理調節的是人的行為
    生態倫理即人類處理自身及其周圍的動物、環境和大自然等生態環境的關系的一系列道德規范。通常是人類在進行與自然生態有關的活動中所形成的倫理關系及其調節原則。也就是說，人們用善惡評價的方式來評價和約束人類對待自然的行為。比如生態倫理學認為：善——對生 態系統有益，惡——對生態系統有害。很顯然，這里行為的主體是人，生物及非生物是不受其約束的。正因為如此，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具有內在價值，就是一種“價值虛無主義”。就像抨擊自然中心主義的一些文章經常舉的例子一樣，如果一草一木都具有“內在價值”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話，那就更不要提人類每天都要進食的肉類食品，豈不更是不道德的對生命權利的野蠻剝奪。所以，如果說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是一種“價值霸權”的話，那么自然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就是一種價值泛化而最終導致價值虛無。生態倫理是關于人們以何種方式作用于自然的問題，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一個人的生態倫理觀往往起源于群體文化，并且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來約束自己和評價他人。可見，生態倫理所規范的是人的行為，通過規范人的行為來影響到人與自然的關系。
    （三）生態倫理的變遷
    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歷史時期，人類的倫理觀是不一樣的，比如，在原始社會是不允許有私有財產的，私藏食品被視為是不道德的，而在當代社會，人們對于私人物品的所有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隨意侵犯他人的財產，盜竊他人財產同樣是為世人所不齒。同樣，人類的生態倫理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人們在強大的自然面前軟弱無力，面對大自然的各種現象，人們無法理解，更無力對抗，于是產生了對自然的敬畏，將一切歸結于神的安排。隨著人類文化的積累，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逐步加深，更加上人類活動能力的加強，自然在人們心中的那種神圣逐漸減弱，隨之而來的是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自信極度的膨脹。工業革命以來，逐漸地人類開始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全然不顧整個生態環境的平衡與發展。但是現在，人類的這種極度的自大正逐漸將地球和自己趕上滅亡的邊緣，我們發現，人類原來并非地球的中心，自然也并非那么順從的受人類擺布。我們正在受到來自自然地懲罰。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很遺憾的看到，并非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保護自然的重要，或者即便認識到重要，也知道如何保護，但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而不去理會，當代社會反而成了人們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最迷茫的時代。
    可見，人類對待自然的規則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需要討論的是，是什么引起了這些規則的變化呢？當代社會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和準則來對待自然呢？
    三、決定生態倫理形成的因素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歷史上人類生態倫理的變化取決于如下因素：
    （一）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水平
    自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以來，就從未停止過對自然規律的探索，筆耕文化傳播，而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也決定了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比如遠古時代，人類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賜生存，在自然面前軟弱無力，他們深感大自然的威嚴與強悍。于是把大自然看成是與自己一樣的具有靈性的生物，并高高居于人類之上。于是有了對大自然的崇拜。中國古代的拜天地、拜日月星辰、甚至于崇拜山川樹木，飛禽走獸。隨著人類對自然規律的不斷認識，人們開始理性的對待自然。比如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就多有人類如何對待自然的論述：《禮記·祭義》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仲春之月”，“勿竭川澤，毋漉陂地，毋焚山林。”……。此時的人類已經開始有意識的認識自然，探索自然，并懂得順應自然規律來安排自己的活動。老子《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表達了這樣一種樸素的生態倫理觀。
    隨著人類自然知識的不斷豐富，人類的活動也漸漸的深入。然而，人類對于自然的認識始終是有限的。工業革命時期以后，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是人類誤以為自己完全征服了自然。然而我們沒有認識到，自然規律是整體的在起作用。我們認識到了石油是可以帶來能量的，是可以制造各種各樣的有用的東西的，卻沒有認識到石油的燃燒和分解是會破壞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的。我們認識到了野生動物的活動規律，再也不會受到他們的威脅，并且完全掌握了這些物種的生殺大權，但沒有認識到一種生物的滅絕可以導致整個生態平衡的失衡，使我們的氣候越來越惡化……。雖然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保護環境的重要，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依然還有更多的自然規律還沒有被認識，因此，在人類的文化當中，怎樣對待自然才算正確將會不斷地改變。
    （二）群體文化的價值取向
    除了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影響社會群體的生態倫理觀外，群體文化的價值取向也深深的影響著生態道德。群體的道德決定于群體成員的需求。例如：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為了使群體成員的生存和發展得到保障，群體所承認的道德可能就是為了生存，寧可破壞生態環境。
飽受戰爭之苦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區的人民，在自身生存和安全未能保證的情況下，恐怕很少會有人去考慮野生動物的生存問題。另外，不同群體的文化也影響群體的價值取向，西方文化傳統重視個人價值、自我價值，忽視群體價值、社會價值，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群體價值、社會價值，忽視個人價值、自我價值．因此，在我國古代傳統的生態倫理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思想廣泛被接受。而馬克思·韋伯認為，西方之所以能夠成為資本主主義的發源地，也正是源自于西方人傳統的個人主義的廣泛影響。但不容置疑的是，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同時也促生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絕大多數人為了自己的生存環境而達成保護生態的一致，是西方生態倫理形成的機制。
    四、當代生態倫理的困境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的人民的文化正在趨于融合，與此同時，人類的文化價值也正在趨于多元化，在價值多元的今天，人們受多重價值觀念的影響，反而處于一種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之中，原先的生態道德秩序被打亂，新的道德規范還未建立。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人們的價值沖突。
    （一）個人自由與人類整體利益的沖突
    資產階級革命之后，資本主義社會崇尚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逐漸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念，個****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成為各民主國家憲法的重要內容。尤其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這種思想更是根深蒂固。然而，要解決當前面臨的全球生態問題，卻需要人們以全人類的生存為重，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影響到一些個人的自由。譬如：為了世界人口數量不會過快增長，我國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剝奪了一些人生育的自由。為了使我們的大氣環境不致惡化，我們加大了提高了購車的稅收，限制一些車輛的通行。為了生態平衡得以保持，我們限制了一些農牧漁的生產等等。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們發現這些政策和法令的實施必須以國家強制力量為后盾才得以實施，人們對于生態問題的關注遠沒有對自己的利益和自由熱心。個人自由和人類整體利益的沖突是解決當代生態問題的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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