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企業經營環境分析 
　　后金融危機時代是一種緩和與未知的動蕩并存的狀態，一是世界市場比危機之前變得更加擁擠，一些主要發達國家在這次危機后會提高儲蓄，減少消費；二是新興市場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體，新興經濟體將更重視彼此市場，開展更緊密的合作；三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在回歸實體經濟，積極保持和發展實體經濟；四是危機加劇了人們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欲望，低碳經濟正成為發達國家新的經濟增長點。環保和低碳會給每個行業和企業都帶來改變，企業要適應這種趨勢；五是西方大國與新興經濟體經濟權重此消彼長，國際經濟合作和保護主義呈現新態勢；六是國際金融體系變革成為不容回避的話題；七是支撐中國經濟30多年快速增長的因素發生了重大變化；八是中國企業將以此次危機為轉折點，逐步走向國際化。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30年后需要“走出去”。另一方面，這次危機創造了調整機遇，產生了并購的機會。中國的金融實力相對提高，購買能力提高，出現了“走出去”的良好機遇。……對于中國而言，這些新變化、新格局意味著新的挑戰，同時也蘊含著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 
　　（一）伴隨西方經濟企穩回暖，中國出口環境今后會有所好轉，因此，中國企業當前應努力改善產品結構和質量，以更好地利用下一輪經濟擴張周期。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中國出口今后一段時期仍具有比較優勢和增長潛力。危機過后，中國外貿企業應抓住機遇，適時走出去，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和定價權，筆耕文化傳播，為可能發生的變化做好準備。 
　　（二）來自中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及金額102億美元。今后保護主義與反保護主義可能會成為中外經貿關系的常態，中國必須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積極應對。加強對外經貿合作，有效促進海外市場多元化和合作方式多樣化，是中國突破保護主義“圍城”的有效途徑。 
　　（三）美日等西方國家已把發展低碳經濟列為應對危機的途徑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西方輿論對中國“減排責任”的空前關注表明，西方或許試圖借低碳經濟等環保議題向中國施壓。因此，中國除要應對“兩反兩保”調查等現實挑戰外，還不應忽視“綠色保護主義”的潛在威脅。 
　　（四）危機中國際金融體系弊端充分暴露。隨著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上升，新興經濟體進而在國際金融機構中不斷爭取更大話語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今后應團結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爭取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權利。中國既不能過于高估自己的實力與作用，也不應置身其外，應該以更加積極的態度來參與國際事務，承擔相應的責任，并協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業績評價與各企業自身特有的環境變量有著密切的聯系。歷史地看，業績評價的演進過程就是企業內外部環境變遷在業績評價中的具體體現。現實地看，企業要得到持續發展必須具有獨特的、不可模仿的競爭優勢，不同企業在業績評價方面應有其自身所特有的特征（周秀霞，2008）。業績評價本質上是一項重要的管理工具和方法，企業的任何管理行為都是圍繞經營目標展開的。經營環境決定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定位，而企業的經營目標決定了企業經營業績的內涵與特、評價的內容及評價體系。根據上述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營環境的分析，企業的經營戰略目標、經營業績的特點及評價的內容都應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改變。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營戰略目標的定位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所屬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的“2009·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得知：后危機時代的中國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為，一是重視企業創新與拓展內需，從低成本、低價格競爭走向差異化競爭；二是從“個人英雄”時代邁向“企業群英”時代，提升企業經營戰略決策水平；三是以內部治理和管理創新為基礎，推動企業可持續成長；四是重視環境保護和企業社會責任，把握綠色發展新商機；五是改善國際競爭地位，提升全球競爭能力。 
　　根據企業所面臨的后危機時代新的經營環境的特殊性，企業經營戰略目標應調整定位為：轉戰略、調結構、強發展。 
　　首先，金融危機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紛紛提出戰略轉型，重振制造業，鞏固實體經濟根基。世界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主要集中在一是亞洲生產、美國消費模式的“再平衡”；二是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余培偉，2010）。發達國家實行“再工業化”，主要方向是發展新能源和“低碳產業”。中國企業需要從以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為主的低成本、低價格競爭，走向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與技術創新型的差異化競爭。提高企業經營戰略決策能力、自主研發能力和融資能力。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將該減排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中。發展低碳經濟要求企業必須有效利用創新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轉變為可持續的健康發展的經營戰略。 
　　其次，從總體上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但是在國際分工中仍主要處于生產加工環節和低附加值狀態，需要盡快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品牌知名度及附加值，逐步走向產業鏈的中高端位置，那么調整產業結構，轉變企業經濟增長方式是必然的選擇。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退出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及沒有發展潛力的夕陽產業，進人低開采、低排放、高產出及成長性較好的新興行業；二是進行產品結構調整；三是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審時度勢，根據企業轉型與結構調整的要求，謹慎進行投資或者并購，實現企業成功轉型，并為企業發展打下基礎。企業應高度重視人才的儲備與培養，提升企業經營者的戰略思維能力，尤其是對動態復雜環境的把握和洞察力，對行業與競爭趨勢的判斷力；提高企業經營者的用人能力，優化高管團隊構成。 
　　最后，面對世界經濟復雜的變化，我國走進了“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放眼全球，舊的經濟發展格局難以持續，世界經濟結構深刻調整；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呼聲增大，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艱難變革；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上升。如何把握大變局中的大趨勢、應對大調整中的大挑戰、抓住大變革中的大機遇，謀求企業健康的發展成為站在這個新起點上的很多企業家必須深入思考和著力破解的重大課題。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營業績的特征 
　　企業的經營業績就是企業在市場交換和競爭中實現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這種價值越大，企業的經營業績越好；企業對戰略經營業績的追求，也就是對這種價值可持續實現的追求。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力量尋求新的平衡，國際分工將面臨重新洗牌，危機后企業經營業績的特征是：一是能否提高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和資本融資能力實現經營戰略轉型；二是管理業績評價應該嵌入經營活動之中，實現管理業績評價與經營業績評價的有機結合。對經營業績進行評價時，不僅要評價是否達到經營業績，還應該評價企業文化是否有助于實現經營業績目標、決策系統能否為目標的實現提供合理保證，企業是否按預期經營業績的要求建立相應的管理系統、有的放矢地采取相應的管理手段；三是新時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除依賴于其直接的經濟資源配置外，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和生態資源的有效配置。注重對知識和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的評價，重視創新業績的評價，整合綠色績效評價和關注社會責任業績的評價都是后危機時代業績評價內容多維化的體現。 
　　四、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營業績評價體系的選擇 
　　環境確定性程度的不同會導致企業業績評價的差異。Govindarajan（1984）的研究表明，面臨高度環境不確定性的戰略經營單位傾向于采用主觀性的業績評價系統，處于高度的外部環境不確定的戰略經營單位采用主觀的業績評價系統可以帶來更高的業績。Kaplan和Mackey（1992）發現與經營環境不穩定的企業相比，經營環境穩定的企業更多采用以成本為基礎的計量。同樣在動態的市場中經營的企業相比，在穩定市場中經營的企業，財務計量的作用更大（Nanni等，1990）。Chen和Morris（1996）的研究也表明，越面臨競爭壓力的公司越注重非財務指標。
　　多年來我國企業業績評價主要采用的是財政部、國家經貿委等于2002年2月頒布的《企業績效評價操作細則（修訂）》，此業績評價體系重點評價企業資本效益狀況、資產經營狀況、償債能力狀況和發展能力狀況，由基本指標、修正指標、評議指標三個層次共28項指標構成。2009年頒布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中提出以EVA為主的年度經營業績考核和任期經營業績考核。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訂后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將年度經營業績考核標準分為基本指標與分類指標，并以基本指標為基礎內容。基本指標包括利潤總額和EVA。修訂后的考核辦法突出EVA在業績評價中的作用。以上評價體系的建立沒有充分反映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的發展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要求。所以，企業業績評價體系的選擇應服務于經營戰略目標，結合后危機時代經營業績的特征，改進傳統業績評價體系，建立基于EVA的經營業績評價指標，并與管理業績、創新業績、低碳業績、及社會效益業績等相結合的綜合業績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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