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讀整個中國法制史的教材，我們會發現中國古代法制史實際上記錄了整個中華法系的形成過程。在這一進程中，春秋決獄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開啟了大規模的禮法結合的法律傳統，是將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相融合的有益嘗試，對于中國封建法律傳統乃至整個中華法系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春秋決獄概述春秋決獄就是以儒家經典，尤其是《春秋》中的經義和事例作為審判的依據指導司法實踐。其出現在漢代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眾所周知，秦朝的法律是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而在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政治理論的影響下，筆耕文化傳播，秦朝的法律體系表現出“嚴而少恩”的特色。在秦朝，法律被推崇為規范一切社會行為的唯一準則，加上秦朝秉承法家“重刑輕罪”、“以刑去刑”的立法原則，使得其法律被后世評價為“繁于秋荼，而網密于凝脂”(《鹽鐵論·刑德》)。秦朝僅存二世而亡，應該說與其嚴刑峻法不無關系。陸賈也在《新語·無為篇》中指出：“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

　　漢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采取了輕徭薄賦等與民生息的做法。在法律的制定方面亦采取了相對緩和的態度，約法省刑。有歷史資料顯示，漢高祖入關時，僅與鄉親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史記·高祖本紀》)。實際上后來漢高祖劉邦亦認為三章之法太簡略，難以適應統治的需要。

　　于是命相國蕭何作律九章，史稱《漢九章》又稱《九章律》，自此漢朝律令才基本成型。從內容上來看，《九章律》是在秦朝《法經》的基礎上又加人戶、興、廝三律而成的。盡管其以約法省禁為原則，對一些定罪和刑罰亦有所減緩，但是實際上秦律的指導思想乃至秦律中定罪科刑的標準并未加以改動，且一些酷法和苛法也都保留了下來? 。可見，一方面漢朝統治者忌諱秦朝的嚴刑峻法，而另一方面在法律的制定上卻又不得不沿襲秦朝律令。這就造成了立法原則與實際立法中的矛盾。為了調和這一矛盾，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加入禮的思想和精神便成了較為適宜的選擇。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期，采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當然，實際上當時的儒術已經不僅僅是孔子時期的儒家思想。從孔子到董仲舒，其問經過了孟子、茍子等人對儒家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可以說當時的儒學在經過改造后已經形成了兼具各家學派之長的儒學，其中也包括法家理論中的有益部分。這一學說體系的中心思想就是建立一套長幼有序、尊卑貴賤有別的封建等級秩序。而這樣的儒學恰好能夠滿足當時漢武帝鞏固政權、治理國家的需要，故為漢武帝所大力推崇。

　　漢武帝對于儒術的推崇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學儒之風，自然而然官吏中的儒生也漸漸增加，且古代官吏身兼行政和司法之職，加上當時的儒學大師董仲舒時常引用儒家經典尤其是《春秋》進行司法審判，這樣司法領域內儒家思想的推進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原心定罪及其價值評析原心定罪可以說是春秋決獄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原則。其基本含義就是在對相關行為進行法律評價(主要是刑法評價)時要充分考慮行為人主觀方面的動機，甚至行為人之客觀行為及行為所造成的客觀結果都是次要的。對此董仲舒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著其論輕。”

　　2 解釋起來就是說，按照《春秋》進行斷案，首先要查清案件事實，在案件事實清楚的基礎上還要考量行為人的主觀動機，如果行為人的主觀動機是惡的，那么不需要等到犯罪完成時就可對其進行處罰，為首的人即主謀的人罪行最大，處罰也最重，而對于主觀動機是善的人，則可以從輕處罰甚至不處罰。以當時董仲舒審判的案件來說則更加清楚明白：

　　例：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日：“毆父，當梟首。”論日：“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執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該例中甲作為兒子傷其父乙，按照當時的法律，甲應被判死刑。然董仲舒對此援引《春秋》中的經典事例，解釋道：甲雖然誤傷其父，但分析其主觀方面可以發現其實際上是想救他父親的。即其主觀動機符合儒家的經義，所以“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客觀地說，原心定罪有其積極的一面，其強調在對行為人進行刑法評價時應該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這一點應該說在當時是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的。因為在此之前的秦朝是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司法審判的。即只要行為人之行為從客觀上來講符合刑法的某一個條文，則不管其主觀方面如何，直接按照法律來定罪處罰。如在著名的大澤鄉起義中，被大雨所阻導致趕去戍守的陳勝、吳廣等一批軍人失期，而按照秦朝法律，軍人失期就是死罪，而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考慮主觀方面，這才導致一干人等揭竿而起。總的來說，秦朝的法律實際上就是一種客觀歸罪，而從上述史實我們也可以發現客觀歸罪往往有失偏頗，應予以糾正。而原心定  罪要求在考慮行為人客觀行為的基礎上將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納人法律評價的體系中，就這一點來說是進步的。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原心定罪消極的一面，即當原心定罪被運用到極致后，就會導致“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亦即只要主觀動機合乎儒家的精神，就算客觀上違法也可以被免責，而主觀動機不合儒家精神的就算行為在客觀上合法也不可被免于追究責任。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思想罪”，是徹徹底底的主觀歸罪。且其中作為評定志善或者志惡的標準的儒家的道義和精神又具有不確定性，極易導致司法的}昆亂。

　　然而盡管以當代的法律思維來看，原心定罪是荒有其荒唐甚至可笑的地方，但是站在歷史的高度上我們又不得不考慮這些，即當時的原心定罪主要是為了加強對于人們思想的控制，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將人們的犯罪行為扼殺在尚未萌發的狀態中。

　　在沒有民主而又強調等級觀念的封建社會，這一做法是符合當時統治者的治國需要的。

　　三、親親得相首匿及其價值評析親親得相首匿，是漢代刑罰適用原則之一，大概的意思就是指親屬之間相互隱匿包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其來源于孔子宣揚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法家是反對相隱的，而且商鞅還為此制定了連坐之法，鼓勵告奸。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秦律是區分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其中非公室告包括子女盜竊自己父母的財產，以及父母對子女、主人對奴妾肆意加諸的各種刑罰等案件是不允許告訴的，即使相關人員進行告訴，官府也是不予受理的，甚至還要追究告訴者的責任。可見在對家長父權和尊卑等級的維護方面儒法兩家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儒家思想的進一步影響下，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下詔明確規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據此，卑幼隱匿有罪尊長，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尊長隱匿有罪卑幼，犯死罪的可上請廷尉決定是否追究罪責，死罪以下也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舉例來說：

　　例：時有疑獄，日：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罪?仲舒斷日：“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贏負之。’

　　《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梢�，在當時對于一定范圍內親屬間的隱匿法律上是允許的。不過，～方面其范圍僅限于幾種直系親屬關系，另一方面其也并非適用于所有的犯罪類型，如其對“謀反”、“不道”等重罪就是不適用的。對于這幾種特殊的重罪案件，則另以春秋“大義滅親”為據，其親屬非但不得首匿，相反還要告發；否則，法律將嚴厲制裁 。

　　在筆者看來，親屬相隱有其存在的倫理基礎，應當予以準許。如果強迫犯罪嫌疑人親屬承擔告發親屬犯罪的義務，一方面在現實中無法很好地落實，容易導致相關法律成為一紙空文；另一方面，強行要求當事人背棄親情倫理，將會導致親情淡化，人格扭曲，人與人之間相互不信任，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

　　目前，很多國家在訴訟中都不要求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承擔提供不利證據的義務。而我國最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強制出庭作證義務的例外，筆者認為這雖然不是親屬間相隱的直接立法規定，但其也算得上是親屬間相隱的精神在我國刑事訴訟法領域的一個體現。

　　除上述內容外春秋決獄中還有很多原則值得具體分析。像“惡惡止其身”原則，又稱“罪止其身”，是指在斷獄時只對犯罪者懲罰，而不株連無辜。這一原則與當今世界刑法理論中的責任主義原則不謀而合。不過遺憾的是這一原則一不適用于相關的重罪，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也并沒有加以貫徹。還有號稱是古代中國疑罪從無的名言的“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亦是春秋決獄所倡導的準則。其基本含義是，在處理兩可的疑難案件時，寧可偏寬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這一原則即使在當代也被認為是具有相當積極意義的。此外，春秋決獄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則或準則，筆者在此不再一一展開。

　　綜合來評價春秋決獄這一歷史現象，其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方面兼顧了個案的正義，在法律沒有相關規定或者按照相關規定會導致結果的實質不公正的情形下引用儒家經典作為法律原則，從而有利于案件的妥善解決。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到，首先春秋決獄對司法官要求很高，即其要精通儒家經典，否則將無從斷案，而這又是不現實的。其次儒家經典是一套十分龐雜和瑣碎的體系，且其語句簡短，而內容豐富，從而極易導致不同的儒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而將其作為評判案件的依據則未免太過隨意，給司法者留下了太多自由裁量的余地，也為官吏的枉法裁判提供了借口。對此，有的學者認為，無論哪一時代的法律條文都只能針對社會的一般狀況做出規定，法律的確定性會導致法律的僵化，而司法實踐中的個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又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因此原心定罪體現了法律的實質理性，這遠比形式上的理性要重要得多 ]。筆者對此不敢茍同。誠然法律是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統一，法律的確定性容易導致其僵化，而法律的不確定性則會破壞其作用的發揮，走向“人治”，導致法律虛無主義。因此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尋求法律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的那個平衡點，使法律在對行為人之行為進行評價時既能夠作為準則得出相對確定和唯一的結論，而又不失其靈活性。在這個意義上講春秋決獄存在的根本問題就是，作為對行為進行法律評價的春秋經義所具有嚴重的不確定性，從而極易導致不同司法者依據春秋經義進行司法審判時的結論的多樣性，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這不僅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而且有走向法律虛無主義的嫌疑。

　　當然，對待歷史，我們還應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評價春秋決獄。春秋決獄開啟了以經義審判案件的司法傳統，在過去一味強調客觀歸罪的大背景下主張對行為進行法律評價時應該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這一點應該說是春秋決獄對于司法審判實踐最大的價值所在了。且在春秋決獄的影響下，禮法進一步的結合，乃至在后世出現了引經人律的立法實踐，如“八議”制度、“官當”制度、“準五服以治罪”等制度的相繼人律都或多或少受到春秋決獄的影響。乃至唐朝作為封建法制的巔峰，在致人死亡中區分“謀殺”和“過失殺”也與其不無關系。而在立法中加入禮的觀念和道德因素，從而使“惡法”向“良法”轉變又可謂是中華法系的一大特色。所以說，春秋決獄對于整個中華法系的形成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