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等強國崛起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在新一輪世界權勢轉移過程中，中等強國的地位和作用凸顯、影響深遠，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關鍵性主導力量。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中國需將中等強國視作對外戰略新的著力點，及時調整戰略，明確其在中國外交中的定位，以求保持中國國際戰略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關鍵詞：中等強國崛起,中國外交,新著力點,中國國際關系論文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關系進入結構重組、問題議程重置和價值觀念重構的新階段。包括新興中等強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異軍突起無疑是促成這一轉變最為深刻和持久的動力。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為代表的新興中等強國在大致同一時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實現群體性崛起，并以具有自身特點的對外行為詮釋著國家利益。它們不再是國際秩序中心的跟隨者，而是國際舞臺積極的參與者、修正者及制定者，是主導力量之一。①

    這一趨向改變了世界力量結構，影響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應當引起中國外交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一、國際關系中的中等強國

    如何認定中等強國(MiddlePowers)一直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相當于中等強國身份的國家往往在某些領域具有明顯優勢，但整體上又暴露出實力和影響力的局限性。眾所周知，衡量一國是否是中等強國，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通常是通過其國家地理大小、經濟、政治與外交影響力、軍事、科技、地緣等多種因素作評判。按照國家規模，國家可分為超級大國、中型國家、小型國家和微型國家；按照國家實力，國家可分為強國、中等強國、初等強國和弱國；按照國家發展水平，國家可分為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初等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一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位置也可部分反映該國的國際地位。加拿大學者亞當·切普尼克(AdamChapnick)提供了有關中等強國的理論分析框架。他指出，中等強國以主權國家為分析單元，區別于政治實體或聯盟，介于大國與小國之間。他并提出認識中等強國有三種分析模式：第一種是功能型，即正確定位自身國家實力，能夠在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力；第二種是行為型，即按照自我認定的國家實力行事，以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第三種是等級制型，即確認自身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貼上國際身份的標簽，如在聯合國中所處的地位等。②

    漢斯·摩根索設計了國家實力的衡量因素：地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戰備、人口、民族性格、國民士氣、外交素質和政府素質。據此，卡斯滕·霍爾布萊德(CarstenHolbraad)把國民生產總值(GNP)和人口作為分析指標，把美蘇放在超級大國位置。然而在劃分中等強國和小國時，卻遇到了困難，即該數據邊界難以確定。羅伯特·考克斯(ＲobertW．Cox)指出，當今時代，中等強國角色與國際組織發展緊密結合并積極推動這一進程，其位于世界國家物質性權力的中間位置，但同時處于國際沖突的風口浪尖，因而國際社會需要擁有中等及中等以上的國家力量來管控風險。中等強國通過對國際秩序和安全作出承諾、推動世界體系變革、與大國保持充分獨立等方式來履行職責、踐行使命。①

    在保羅·肯尼迪看來，中等強國又是一個不斷演進的概念，英法德日是近代以來的大國，但在美蘇面前又成了夾縫中求生存的中等強國。他認為，考察一國實力，要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緣政治條件下進行，國家內部社會凝聚力、資源動員能力、地緣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都是其影響因素。②

    同時，擁有一個較強控制力與良好國內治理能力的政府也往往成為獲得中等強國身份的關鍵因素，它直接影響該國國家地位的形成。一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效率、公民技能、素質和創新精神均是中等強國實力的體現。澳大利亞學者喬納森·平(JonathanH．Ping)認為，治國方略既指國際層面的國家行為，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又指國家的政治過程。③

    也就是說，外交是治國方略的一部分，譬如一個國家總體實力不夠，卻擁有很強的對外影響力，也可視為中等強國。中等強國既表現為一國面積大小及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強弱，更體現于外交實力方面，即在某個特定的議題領域其所能投入的資源和知識。④

    無論從國家規模、國家實力，還是從國家發展水平以及其在國際組織中所處地位等角度看，中等強國都占據著重要位置，發揮著突出作用，能按照自己的邏輯實施對外行為。因此，中等強國政府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軟實力乃至軍事領域內，把國家目標確定在“中等水平”的戰略性指標上，影響著中等力量的建構。

    中等強國是國際政治中重要的行為體。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政治，國家實力以及國家間實力對比是國際秩序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國際關系是國家權力的一種體現。愛德華·卡爾強調：人類應該正視國際關系現實，政治就是權力政治。他并指出國際領域的政治權力主要有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支配輿論的力量，而軍事力量是公認的價值標準，衡量大國的標準是其可用軍力的質量和預設效率。⑤

    縱觀歷史上世界均勢的變動，真正能夠稱得上“大國”或“超級大國”的國家只是少數，即通常是那些擁有顯著軍事優勢、經濟實力、占有較大領土，并擁有較多人口規模的國家。而中等強國在人口、經濟實力、國土面積、軍事力量等關鍵領域雖不及大國(或者超級大國)，但其戰略位置或扼守要道、或位居地緣要津，其經濟力、軍事力以及軟實力也僅次于大國，在國際力量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并成為大國競相爭取的對象。此外，中等強國是均勢的關鍵平衡手，如19世紀著名的歐洲協調，其實就是一種均勢狀態和安排。當時歐洲一些中等強國認識到其任何一個均無法取得絕對的大國地位，只能通過彼此制衡，形成歐洲協調，從而相互保證安全和地位。在均勢體系內，中等強國或地理位置比較重要的小國，都能對均勢產生較大影響。

    中等強國本身具有參與國際經濟政治的強大意愿。在新自由制度主義者看來，國家是一個尋求國家利益的理性行為體，國家之間可以通過國際機制進行合作，并通過參與全球治理使每個成員受益。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言：“國際制度賦予國家進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獲得共同收益。”⑥

    而從自身所擁有的稟賦、國際行為能力和利益重點等看，中等強國由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擁有較強的地區或全球影響力，迫切希望通過參與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爭奪低端政治方面的話語權，最大限度謀求核心利益，發揮自身重要作用，因而能夠成為影響國際議程設置和國際格局形成的重要國家行為體。具有這種思維的中等強國通常更可能采取外交手段和程序，包括對多邊機制的偏好，致力于推動國際合作，并通過合作增強與大國對話的實力，以及更多地運用經濟影響力和戰略手段，走“中等實力”路線，避免與美國、中國等大國“硬碰硬”。①

    它們通常認為，與大國直接對抗極可能帶來消極后果。從歷史發展脈絡和現實表現看，中等強國這一國際社會的“中產階級”在不斷壯大，力量顯著增強。二戰后，美蘇兩極國際體系逐漸形成，加拿大國力雖與美、蘇相去甚遠，但與英、法等老牌大國的差距并不很大，然而為凸顯自身存在，加還是決定以中等強國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此后，中等強國界定逐漸進入人們視野，澳大利亞、挪威、意大利、西班牙等發達國家均將自己視為中等強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亞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其充分享受知識傳播、技術變革以及經濟格局變遷的巨大好處，并通過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經濟發展向好，成長為分量越來越重的新興中等強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興中等強國群體性崛起并不是一朝一夕現象，而是一直都在進行，此前之所以未被廣泛關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新興中等強國崛起的態勢被掩蓋在美國取得冷戰勝利的光環之下。新興中等強國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始于2005年7月于英國格倫伊格爾斯(Gleneagles，即鷹谷)召開的八國集團(G8)峰會。該次會議正式邀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加入“G8+5”對話機制，新興中等強國就此登上世界經濟舞臺。不過，與西方國家相比，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國只是“對話國”，相對于G8成員國仍處于不平等地位。新興中等強國真正被認可還是其參與二十國集團(G20)，這改變了世界經濟由美日歐主導的局面，使中等強國獲得與西方大國同樣的成員國地位，并開始從國際秩序外圍走進國際體系變革與治理的核心地帶，從國際關系的“權勢客體”華麗轉身為“權勢主體”。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新興中等強國表現得很搶眼，保持較快增長，成為“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秩序安排與對話協商的要角之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2012年世界經濟增長5%，其中發達國家增長1．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5．4%。2013年，發達國家經濟艱難復蘇，但新興國家繼續保持至少為發達國家2倍的增長速度。②

    世界力量消長變化明顯朝著利于新興國家傾斜，在氣候變化、世界經濟、能源和糧食安全、貿易、金融體系和消除貧困等當前全球面臨的主要問題上，如果沒有新興中等強國的參與，要想突破的確很難。

    中等強國雖不像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那樣，身居國際政治權力金字塔之巔，但在其所在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其地位卻舉足輕重。印度在南亞首屈一指，正從“印度象”變為“印度虎”，經濟上保持高增長態勢，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相當發達，外交上也是左右逢源。美國總統奧巴馬2010訪印時甚至宣稱：“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經崛起”。③

    新總理莫迪上臺后，外界普遍認為他將帶領印度經濟高速發展，在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印度的活躍，將深刻改變南亞乃至亞洲地緣政治格局。又比如，巴西是拉美最強國家，近年潛心發展經濟，悄悄進行“二次崛起”，成功舉辦2014年足球世界杯賽、又爭取到2016年奧運會的舉辦權；在外交方面凸顯“拉美人的拉美”，要“拉美人自己說了算”，發起拉美論壇和美洲國家論壇，請古巴新客、送美國和加拿大舊客；調解伊朗核問題，2010年5月與土耳其、伊朗簽署核燃料交換協議。與此同時，身跨歐亞、戰略位置獨一無二的土耳其正在“向東看”，在地區顯示強大領導決心，準備在伊斯蘭世界發揮更大作用。亨廷頓1993年曾警告說，穆斯林人數非常多，但是就像一盤散沙，沒有領導核心，如果土耳其真的重回穆斯林世界，那么穆斯林就有了領導核心，俄羅斯和歐洲就會受到威脅。此外，非洲大國南非也表示要在國際上發出更大聲音，特別是在2010年成功舉辦世界杯后雄心勃發，在利比亞危機中更是積極斡旋�？偟膩砜�，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上四個新興中等強國儼然已經在各自所在區域扮演代言人角色，并成長為有重要影響力的支點國家。新興中等強國之所以迅速崛起，成為大國不得不重視的新力量中心，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改革驅動。新興中等強國表現出振興國家的強烈欲望，其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卓有成效。早從20世紀90年代起，印度就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循序漸進的經濟改革，比如：放松產業和貿易管制，實行自由的經濟政策，加強市場經濟的培育與發展，推進公共部門私有化，強化財政監管。新興中等強國通過漸進式改革實現了高增長率，增強了經濟實力，對外則實行市場開放政策，降低關稅，接軌國際分工。此外，還進行治理改革，加強私有產權保護，確保私人企業融資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諸如此類的市場化和開放化措施，極大地拓展了新興中等國家的市場范圍，提高了生產效率，提升了工業能力，為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二，創新發展。新興中等強國通過將外來知識與本土經驗對接，促進外來知識的本土化，并進行重大的革命性創新，建立起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現代國家治理結構，展示自己治理模式和發展方式的創新。這些新興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加大對科技、研究事業的投入，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信息技術、航天、生物科技、低碳技術、納米技術、新能源和綠色環保技術等，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陸續進入以“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為主導的世界經濟周期。比如，印度的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突飛猛進，軟件開發在全球市場占據不小的份額。巴西航天航空、通訊、核電、半導體、軟件及制藥業取得跨越式進步，有的已經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其三，外部機遇。新興中等強國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國際環境。全球化時代，知識擴散的內在邏輯促使先進的經濟技術方式、社會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進一步廣泛擴散，而不為某一國家或地區所能長久獨占，這為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提供了外在的客觀條件。如20世紀90年代美國興起信息產業，率先進入以信息和通訊技術革命為主導的世界經濟周期，這種新經濟形態帶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世界經濟面貌呈現出“向上走”的積極趨勢。國際投資者看到新興國家的巨大市場和發展前景，樂于投資。事實證明，這些迅速崛起的新興中等強國確實抓住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以“比學趕超”的后發戰略優勢，爭得更大份額的全球化紅利。其四，先天條件。新興國家國土面積普遍較大、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規模大，國內政治穩定，并培育了一大批購買力強的中產階級，國力基礎比較好。它們長期以來擁有較強的地區影響力，也有成為世界大國的抱負。

    二、新興中等強國崛起的體系意義

    對外政策是一國內政的延伸，其首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本國利益，大國尤其如此，中小國家也不例外。冷戰結束后，兩極結構解體，一批新興中等強國不再受美蘇兩大陣營的約束，它們在新的國際體系形成之際，開始為實現自身國家利益而積極開展“中等強國外交”，在國際問題上借助國際多邊機制，日益采取對話、協商、妥協的辦法來解決分歧或爭執，著力避免同大國的直接沖突和對抗，積極充當道德行為體角色�？傮w上，新興中等強國的外交特點是：傾向于合作而非對抗、傾向于客觀而非武斷；傾向于制度和規則而非強權和武力；傾向于凸顯自身的國際存在感而非淹沒于大國背后的人云亦云，尤其在乎大國對自己的重視程度。

    新興中等強國在國際事務中遵循如下行為邏輯。其一，更依靠外交力而非軍事力。由于總體力量有限，中等強國只能集中精力于最有把握的方面，提出最有可能產生合乎需要的一些優先關注目標，提倡國際事務處理的新理念、新機制，嘗試創設議題，以先動謀求主動，尤其注重外交工作以及有效的情報收集網絡；在一些敏感性較弱的非政治性領域以及全球議題方面加深合作，著重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打擊海盜、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尋求發出聲音，如“中等強國倡議”，②呼吁和推動有核國家立即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減少核威脅，通過國際談判削減核武器。其二，充分展現協調能力。中等強國外交的精華在于強大的溝通和協調能力，以動作迅速以及充滿想法的外交創意彌補其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等方面的相對不足。中等強國謀求在國際體系內具有更高程度的外交獨立性與靈活性。它們一方面在大國間積極協調，充分展現自身價值，希望能夠引起大國的重視；另一方面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關系，在實現自己利益的同時，增強在發展中國家的分量。此外，它們還經常通過扮演中間人角色，積極參與國際危機管理以及執行維和等活動，體現出日益增強的國際責任感。

    其三，加強功能性合作�；鶜W漢認為，中等強國本身個體行為能力有限，但在一個國家集團或者一個國際組織機構里卻能發揮重大作用。①中等強國外交方面依賴國際機制，主動倡導并推動多邊合作行動，與“志同道合”者在某些問題領域進行聯合，在關鍵性的國際事務上謀求以整體姿態出現，并用同一種方式說話，如在G20內倡導改革國際金融機制，爭取更大發言權，令發達國家不得不重視；在南非德班氣候大會上，巴西、南非、印度等與中國結成“基礎四國”，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減緩、適應、資金、技術、透明度等問題上達成共識，提出可行性方案，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會議取得積極進展。其四，重視行為的可信度。中等強國外交中的公民社會參與程度相當高。

    在一個經過協商、談判獲得的成果中，中等強國并非最大獲利者，一方面因其需要對國際社會保證其所提倡議的連貫性，另一方面又因其必須向國內民眾說明其確實反映民意，從而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都博取信任。歷史上中等強國曾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過較大作用。隨著新興中等強國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其地位和作用前所未有地突出，不僅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帶來了國際權力結構和全球安全秩序的深刻變化。在經濟方面，新興中等強國崛起加速了全球經濟支配權力的轉移，增強了世界經濟結構的穩定性。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版圖正在發生劇烈變動，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推動新興中等強國群體性追趕西方的進程。世界經濟增長主導力量從西方到非西方歷史性的轉移趨勢越來越明顯。在全球經濟決策權的分配上，新興中等強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參與數量趨于均等，影響效力也更加均衡。在全球經濟議題上，新興中等強國通過團結行動和臨時性組合維護自身權益，主動倡議一些新的經濟議題，其話語權明顯增強。例如，在改革國際金融體制、消除貧困差距、提倡貿易自由，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公平合理減排等諸多問題上，新興中等強國保持更加緊密的協調，對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均衡化、持久性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戰略方面，新興中等強國崛起促進了國際政治民主化、多元化，推動了全球地緣結構重新布局。當今世界，國際政治民主化、多極化的潮流不可逆轉，美國已無力獨立承擔領導世界的責任，而中等強國這一國際社會“中產階級”的崛起，已經導致政治力量結構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宣告大國“獨裁”國際政治時代的結束，使數百年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等級結構更加多元，有可能阻斷西方人在外部靠“窮國支持富國”、在內部靠“透支未來”的財富享受模式，這無疑有助于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多極化和民主化進程，使得大國主宰世界越來越難。大國必須與中等強國協商合作、應對危機，共同參與國際性問題的解決，進而實現世界資源相對公平的分配。此外，應該指出的是，與以往世界力量平衡發生變化時總是伴隨戰爭不同，在一個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全球化時代，新興中等強國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影響過程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通過談判重構國際秩序將成為可能，世界有望進入新一輪穩定期。不過，一些身為區域大國的中等強國，往往會竭力謀求地區主導權，這勢必引起其所在地區的局勢緊張。對此，國際社會必須予以關注。

    三、中國外交須給予中等強國恰當定位

    中國外交素來以穩健著稱，但是當下全球形勢撲朔迷離，“各國各忙各國事”，世界加速進入經濟大轉型、體系大變革、格局大調整的新階段，新興中等強國的迅猛崛起尤其給中國對外關系增添了國際新變量。如何妥善處理好與這些“世界新秀”、“中堅力量”的關系，是中國外交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戰略性新課題。

    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①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Shambaugh)曾評論：中國外交有著強烈的大國導向，精力主要集中在大國和大國集團上，如美國、俄羅斯和歐盟；在中國眼里，日本、印度都算不上大國。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沈大偉的評論視為對中國外交偏重于大國關系的尖銳批評。在國際結構劇烈變動、中等強國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中國不得不調整大國外交“一頭沉”的外交思路，大力加強與新興中等強國的關系。

    由于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存在差別，以及社會制度、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市場取向、歷史傳統等的不同，加之定位不清、處置不當，中國與中等強國之間很容易產生諸多麻煩問題。一是利益摩擦增多。從發展進程角度看，中國與新興中等強國因發展階段的同期性、產品競爭的同質性，在經濟貿易、市場爭奪、產品競爭、知識安全、話語權爭奪等方面都存在摩擦的風險和分歧點。例如，中國與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國的經貿關系，頻頻遭遇反傾銷問題困擾。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年，21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共106起，同比增長37．7%。巴西、印度等中等強國的立案數量占到總案件數的66%，其中巴西已連續兩年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國家。③

    2010年4月，印度和巴西都公開表示附和西方國家在人民幣問題上的施壓立場，呼吁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幣值。巴西2014年3月宣布開啟對原產于中國等國的鋁基印版反傾銷調查。在2014年1至3月中國遭受的14起反傾銷調查中，僅巴西就占到5起。④

    二是戰略關系復雜。比如在印度國內，有很大一部分公共輿論視中國為特別威脅，媒體也特別喜歡炒作“中國威脅論”。中澳關系雖然總體態勢良好，但是近年跌宕起伏，澳《國防白皮書》直指“中國威脅”，“力拓案”、“疆獨”分子熱比婭竄訪、接納美國建立軍事基地等事件都說明中澳矛盾點多、面寬。近期的澳日潛艇技術合作也說明，由于澳傳統上與美、日存在盟友關系，中澳關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日、中美競爭的制約。

    三是一些新興中等強國對中國采取外交平衡策略，與區域內外大國聯手制衡中國。它們既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但也試圖借助大國力量防止中國一家獨大。印度尼西亞作為東盟的“駕駛員”，推動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可謂不遺余力，但也積極吸納美國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企圖以此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在與中國存在南海島嶼爭端的諸國里，印尼較好地貫徹了“擱置爭議”精神，然而它有時也會將島嶼爭端作為政治籌碼。在2014年印尼大選前期，印尼軍方特別強調與中國的領海爭議，并且在軍演中展現自身的強硬姿態。⑤

    面對這些復雜情形，中國既要借重新興中等強國，又要清醒認識到，新興中等強國也可能是中國面臨新矛盾的來源。如果不能從戰略高度規劃和布局，困擾中國與中等強國特別是新興中等強國的問題就會不斷出現。中國要對中國與中等強國的關系進行戰略再認識，外交再布局，給予恰當的定位，并在具體工作中給予足夠重視。比如，對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西方陣營中的傳統中等強國，要給予充分尊重，多傾聽意見、多談論合作；對新興中等強國，要在擴大共識基礎上協調相互立場，強調共同利益、功能合作、謀求雙贏；在國際多邊場合要加強與中等強國合作，對于目前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也要控制分歧。中國與世界中等強國的關系可謂機遇與挑戰并存，并且機遇大于挑戰。一是中國的合作空間有了新擴展。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的勢頭不減，群體性崛起的良好局面繼續保持，在世界經濟治理機制改革、全球性問題應對處理等重大問題上的影響力、塑造力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總體進入復蘇軌道，勢頭不強、勁道不夠，國際金融市場起伏不定，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世界經濟不均衡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仍然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中等強國特別是新興中等強國迫切需要加強溝通協作，共克時艱。二是中國的合作平臺有了新發展。中國注重深化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尤其注重團結“金磚國家”、“發展中五國”和“二十國集團”中的新興中等強國，提升與發達國家對話、談判的能力和地位，國際影響力和發言權得到明顯提升。三是中國國際影響力增強，世界越來越離不開中國，而中等強國有與中國相近的立場訴求，有意愿同中國合作，并將中國作為其外交重點，如加拿大近期公布的新的外交政策確認了十幾個“優先國家”，中國是其中的重點。

    歷史上一條亙古不變的規律是：當大國權勢接近均衡時，居中力量的制衡至關重要。英國數百年秉持均勢傳統政策，其與歐陸大國爭霸中，低地國家作用明顯；梅特涅建構以均勢為基礎的歐洲協調，因德國力量崛起，權勢結構失衡而崩潰。當前，美國絕對力量相對下降，中國實力加速上升，其他大國各自竭力占據優勢地位，謀求未來的“一極”席位，國際局勢可謂風云際會、變幻莫測。在此背景下，中等強國在大國競爭和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權力結構形成過程中，加強相互聯合，在關鍵的國際事務領域謀求以整體性姿態出現，并用同一種方式說話，發出與大國不同的聲音，其地位和角色非常重要，居中制衡更加明顯，將日益發揮關鍵性作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Mahbubani)認為，隨著亞洲崛起，未來世界極有可能形成美中歐三強(G3)鼎立格局，①三者中誰獲得中等強國的支持，誰就會占據優勢，就會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