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內涵與外延不斷演進的歷程，反映了中國應對國內安全問題時所承受的外交壓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應新安全觀治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政策措施。中國安全外交體現了中國綜合運用外交手段應對和解決國內外安全問題的新思維，超越了將安全問題與外交手段簡單結合的傳統思維，滿足了當前形勢下各國處理全球性安全問題的新要求。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下對國際和國內安全治理的認知，已經超越了國家安全、傳統安全和聯盟安全，增強了對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與可持續安全的認識。中國在參與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等地區多邊機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國試圖促進更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消除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對地區安全形勢的負面影響。近年來，中國在國際和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中國安全外交也處于快速演進過程中，效果已經逐漸顯現出來。隨著中國提出并逐漸充實和完善亞洲新安全觀，中國安全外交也將對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穩定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安全外交,地區多邊機制,中國國際關系論文
 

    從2013年中共中央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以來，中國外交和周邊形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中國更加積極地促進地區合作機制建設、規范塑造和熱點處理，“奮發有為”的大周邊外交正處于構建與形成之中。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新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①

    同一天，外交部長王毅在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談后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第四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峰會（簡稱“亞信峰會”）的主題定為“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穩定與合作的新亞洲”，中國希望在亞信峰會上推動各國樹立亞洲新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積極探討建立亞洲安全與合作的新架構。②

    2014年5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四屆亞信峰會上系統闡述了亞洲新安全觀，并提出，“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③

    這充分說明，安全外交正對中國總體對外戰略產生重要影響。近年來，國際關系中的安全概念出現了普遍化和擴大化的趨勢。從學術上看，以往的戰爭研究和戰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具有廣泛意義的安全研究所覆蓋甚至取代。即使單純意義上的戰爭概念，也已經從時空的有限性延伸到無限性，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轉移到任何角落甚至任何時候，成為國際關系領域難以忽視但又更難以解決的問題。從實踐上看，具有剛性的聯盟關系和聯盟體系往往是以預防戰爭和獲取戰爭勝利為目標的，但隨著安全概念的演變，其已經成為應對和解決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障礙，甚至本身也成為了新問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新安全觀雖然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從消極因應到積極作為的轉變，但并沒有建構出自己理想的國際安全秩序和機制，也缺乏正式的、具有約束力的和可操作性的規范。這些都為中國安全外交提出了新時代的戰略使命。

    一中國安全外交的概念與政策

    2008年6月，時任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求是》雜志上撰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①在對外關系及外交政策中最早使用了“安全外交”一詞。他指出，要“積極開展安全外交。全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在國際上與“臺獨”“藏獨”“東突”等分裂活動進行堅決有效斗爭。嚴防和遏制“法輪功”等境外敵對勢力的分裂干擾活動。大力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積極開展和深化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同年12月26日，他在《光明日報》發文《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做好新形勢下外交工作》，再度提到“安全外交”的概念。他認為，“人文外交、經濟外交和安全外交正成為外交工作中分量越來越重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積極開展各個領域、各種管道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增進了我國同其他國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維護了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②

    2009年3月7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楊潔篪首次在全球媒體面前專門闡述了“安全外交”的內容。他表示，我們現在需要更重視具體領域的外交，比如說像經濟外交、安全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等，并強調要抓好三項工作，第一項就是搞好安全外交，切實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利益。③

    2010年9月出版發行的《中國外交》白皮書，可以算得上是將“安全外交”首度列入官方文件之中，完成了對中國安全外交的基本界定。在對2009年中國外交概述“大力加強安全外交，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部分中，白皮書指出“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全力、深入、細致、有針對性地做有關國家工作，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就某些國家領導人會見達賴的行徑進行嚴正交涉和斗爭，堅定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努力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勢頭。”④

    另外，在專題評述“大力推進安全外交，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部分中，提出了安全外交的幾項具體工作：全力做好烏魯木齊“7·5”事件涉外工作，堅決遏制達賴集團“藏獨”分裂活動，與西方反華勢力進行堅決斗爭，積極開展和繼續參加國際反恐合作，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⑤

    安全外交概念的提出是以中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時越來越面臨難以應對的非傳統威脅的新形勢為基礎的。安全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指中國政府針對國家內部事務免受外部干涉而采取的外交政策與行為。中國安全外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與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安全利益高度相關的傳統安全問題；針對包括“藏獨”“東突”“臺獨”等分裂活動，“法輪功”敵對勢力的分裂干擾活動以及注重新安全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梢哉f，中國安全外交是以維護國家核心安全利益為導向，以新安全觀為指導，努力為國家和平發展創造有利安全環境的外交政策和行動。美中不足的是，盡管許多國家領導人講話也涉及安全外交的內容，但并沒有直接用這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一概念的政策宣示效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專門討論安全外交的論述并不是很多。其實在楊潔篪提出安全外交之前，2007年，時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的美國學者季北慈（BatesGill）在其專著《崛起之星：中國的新安全外交》①中，闡述了其對中國安全外交的理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中國積極參與地區安全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和上海合作組織；推進反擴散和軍控的制度建設；高度重視主權，反對外部干預。他強調，中國雖然仍堅持傳統的主權觀與安全觀，但在國際維和與反恐等具體問題上的態度已經出現了較大的變化。他認為，作為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中的佼佼者，中國及其新安全外交對國際社會提出了巨大挑戰。美國若想有效應對這些挑戰，就要堅持“更加廣博的現實主義，機敏的處理方式和靈活的外交策略”，②

    選擇雙方具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存在分歧的議題。國內學者也有一些涉及“安全外交”的闡述，但專門討論的并不多。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吳莼思認為，中國安全外交具有三項內涵和兩項意義。在內涵方面主要表現為：第一，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政治軍事安全仍是安全外交的核心內容，但是，其側重點已不是外部軍事入侵或政治壓迫造成的威脅，而是國內因素可能引起的安全問題。第二，在冷戰結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由全球化帶來和強化的問題成為全球安全關注的焦點，中國外交也無法置身事外。第三，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外交對安全問題的關注更需具有前瞻性，因為正在迅速擴展的中國發展利益及其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將成為安全外交需要更多維護的重要內容。在意義方面主要體現為：第一，中國安全外交由主要關注外部環境轉向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中國界定國家利益與安全議程的主動性正在上升。第二，中國安全外交在內容上的擴展和在側重點上可能出現的變化，生動地體現了新安全觀在中國政府和社會得到了廣泛的認同。①

    兩位學者是在中國安全外交正式推出一前一后的兩個階段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在概念界定和政策分析上是存在區別的。季北慈延續了對中國在傳統安全方面的看法和外交傳統的慣性分析，同時反映了中國在安全領域的外交政策與方式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因此，雖仍是以傳統安全觀為主要內容，但也兼顧了中國積極參與周邊外交與地區外交時提出的新理念和新觀點。吳莼思基本上延續了外交部長楊潔篪關于安全外交的基本思想，指出安全外交是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提法，反映了中國外交突破了傳統的區域分布，出現了領域外交與區域外交相輝映的局面。全球化已經要求日益增多的功能性問題以“合”而不是以“分”的思路進行應對，體現了中國在國力上升的背景下外交工作的積極進取。

    安全外交因此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闡述，也可以從內外兩個方向來理解。從廣義上看，一個國家以維護和促進國家安全以及國際安全為目標，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和采取的措施與行為都可以稱得上是安全外交。在這里，安全外交實際上是安全與外交的集合體，但外交手段主要體現在安全領域內。安全外交不僅要應對傳統安全問題，而且要有效消除傳統安全威脅，體現了安全外交的復雜性與廣泛性。從狹義上看，安全外交強調使用外交手段維護國家的內部利益不受威脅或干涉，通過外交宣示和具體舉措為國家解決內部安全問題提供合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促進國際社會的了解和理解，尋求在一些具體的國內問題上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安全外交在廣義上具有內外兼顧和統籌的特征，體現了安全問題在當今全球化形勢下的彌散性，任何國家都需要通過在綜合安全問題上加強合作，才能促進和實現共同安全。而從狹義上看，安全外交更多是國家為應對內部安全問題可能外溢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強烈的預防性或防御性，體現了國家維護安全利益的能力與信心。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安全外交已經超越狹義的理念界定，從應對、處理和解決問題的目標與手段、內容與范圍、態勢與趨勢等方面來看，都已經呈現出增強和擴大的特征。這既是與國際安全形勢發展的總體情況相適應的，也體現出中國快速崛起促進了外交政策“奮發有為”的預期特征。

    二中國安全外交的規范演進

    隨著冷戰的結束，兩極格局的終結，新的國際安全環境對中國參與國際安全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戰，成為中國安全外交亟須考慮的重要議題。首先，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國家間相互依賴關系遠勝從前，競爭對手與合作伙伴替代了敵人的位置，國家間博弈“非零和”的情況越來越多。其次，國際安全威脅也日益散化與泛化，戰爭已經不再是解決國際安全問題的有效手段。大多數國家已經不再將國家生存視為國家安全的起始點。再次，國際安全與國家內部安全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國際安全的國內動因越來越多，國家的安全邊界已經超越了國家邊界安全的范疇，①正變得日益模糊。最后，國際安全的最終目標不是維持在國際安全穩定的低層次上，而是治標與治本、中短期任務與長期目標相結合。

    第一，從安全主體及其關系上看，中國安全外交強調從國家安全，相互（確保）安全，再到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指，隨著各國在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上的相互依賴日益增加，單方面的安全已經不可能存在，在相互猜忌驅動下的軍備競賽已經無法維持長久安全。安全應當以相互保證共同生存，并承認他人的合法安全為目標。1975年8月的《赫爾辛基最后文件》指出，“歐洲的地區安全需要各國緊密合作，尤其是創造安全環境”，②

    就表達了這種思想。1982年“關于裁軍和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帕爾梅委員會”）在《共同安全：生存的藍圖》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安全”，表示“避免戰爭，尤其是核戰爭，是各國共同的責任。世界各國的安全與生存是相互依賴的。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避免核災難依賴于相互都承認需要維持和平關系，保持克制和削弱軍備競賽。國際形勢的穩定絕對不能靠軍備競賽維持”。“保障安全的有效方式是創造促進和平與裁軍的積極進程。共同安全應該為各方的組織原則，努力減少戰爭風險，減弱軍備競賽和采取裁軍手段，和平應取代對抗成為解決利益沖突的主要方式。”③

    1985年，聯合國政府間研究小組發表了題為《安全概念》的研究報告，認為“沒有核武器的和低水平常規武器所維持的和平與安全，可以促進國家和國際資源的再分配，改善人類的生活質量”。④“共同安全”意味著，即使在傳統安全領域，中國與其他國家也有必要“與對手協作尋求安全，而非通過打擊對手來尋求安全”。“共同安全”的基本邏輯是，對手之間的安全關系并不總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不主張向對手進行威脅，特別是核威脅；通過共享而非對抗同樣能夠獲得安全。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加，單邊的相對安全既難以維持，也不得人心。軍備競賽不僅會讓國家之間在相互猜忌的陷阱中難以自拔，而且最終大家都無法獲得安全感。因此，中國強調，各國需要在相互保證共同生存、維護自己安全利益的同時，也要認可對方的合法安全，效果則會好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建立和促進多邊安全機制就會順理成章，各國可以通過這些機制進行協商與合作，通過建立信任措施和預防性外交等緩和緊張態勢，更有效地管理爭端或沖突，擺脫現實主義安全困境的思維窠臼，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從安全議題上看，中國安全外交強調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到綜合安全。從層次上看，安全問題已經從“高政治”延伸到“低政治”，從“硬安全”延伸到“軟安全”；從議題上看，已經從單純的外部威脅擴大到內外威脅。傳統安全主要指國家或國際社會面臨的軍事威脅，它通常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情報等領域的國家主權安全。冷戰時期，傳統安全成為美蘇兩大陣營關注的主要安全議題。核武器威脅競賽更是美蘇軍備競賽的重要目標。非傳統安全主要是除軍事安全以外的各種安全狀態，主要包括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人口安全、環境安全、恐怖主義、毒品走私、民族宗教沖突和傳染病疾病等。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家之間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往往容易溢出成為國際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協同解決。由于非傳統安全具有彌散性和傳染性強等特點，其帶來的危害不僅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難、越來越迫切地需要得到解決。中國高度重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并警惕兩者在某些場合下可能相互轉化。國際安全中的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明顯的零和特征，一個國家如果對其他國家構成安全威脅，受威脅國家被迫采取的自認為是自保的措施雖然有助于防御來自外部的安全威脅，但同時對發出安全威脅的國家也會構成威脅。這樣，任何一方都不愿，也不敢漠視對方對自己構成的安全威脅，都不得不采取應對措施，從而造成安全威脅的增強和相互敵意的螺旋式上升。①

    國際安全中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明顯的擴散性和跨國性等特點，許多國家在應對非傳統安全的過程中都面臨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例如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消除氣候變暖日益加劇的危險，任何國家破壞游戲規則都猶如獵鹿博弈中的參與者，②不能因為個體的利益而忽視整個團隊的利益。因此，非傳統安全要求國際體系的成員必須同心協力才能保障個體利益，只有加強信息、信任、責任和技術共享，才能夠推動非傳統安全的有效解決。

    第三，從互動方式上看，中國安全外交強調超越聯盟安全，更重視集體安全與合作安全。新中國成立伊始，積貧積弱的中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和共產國際，曾一度選擇聯盟政策。聯盟的邏輯起點是防御外部力量的威脅，強調外部勢力對任何成員的侵略可以視為對所有成員的侵略。國家結盟的目的是制衡對自己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不一定是實力最強大的國家。①

    在無力單獨應對外部威脅時，國家可能選擇以集體力量進行制衡，確保國家利益損失最小化。因此，聯盟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國家集合體為應對共同對手而形成的一種國際安全機制，體現了現實主義“人人自危”的安全理念。從組織結構來看，聯盟不僅強調集體內部管理，而且強調成員國均具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或威脅，是一種集體的防御機制。中國重返聯合國體現了中國逐漸認同國際集體安全的重要性。集體安全與聯盟是國家尋求集體的力量以保障國家和國際安全的重要機制。在集體安全機制中，每個成員均認為任何成員破壞和平的行為是對所有成員共同的挑戰，其他國家的安全是所有國家的安全。它強調國家集團的內部管理，以集體的優勢力量和穩定有效的安全保障體系制止戰爭和侵略行為，不僅保障大國的利益，而且保障弱小國家的主權獨立與安全。②

    集體安全體現了國家希望增強彼此間的安全信任，減弱甚至消除安全恐懼；③國際問題應該通過和平手段，使用外交談判、而非武力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爭端或改變現狀；國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身份或利益認同，依靠集體力量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從制度規范的角度來看，集體安全要求成員拋棄“人人為己”的自助性安全理念，建立“所有對單一”的制度規范，以維護機制穩定，并在必要時采取協同行動共同對付侵略者。④

    隨著冷戰后國際安全局勢的變化，中國開始選擇合作安全促進和改善中國的國際和周邊安全環境。合作安全指某個地區或全球有關國家通過在綜合性的、共同性的安全領域開展“磋商而非對抗，確保而非威懾，透明而非秘密，預防而非糾正，相互依存而非單邊主義”，①包容而非排斥的合作，使各個國家的安全都得到保障，從而維護地區或世界的和平。合作安全不認為軍事手段高于非軍事手段，強調建立對話習慣的重要性，②國家與對手或潛在對手之間進行安全對話，或是相關國家為了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而進行的合作與對話，以促進雙邊或多邊加強危機管理、避免爆發沖突和消除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③

    合作安全有助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國家通過協定的機制，為減少安全和相互猜疑、建立信任、解決或減輕沖突、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地區穩定而共同行動。④

    三中國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安全外交

    冷戰結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地區安全機制建設也相應出現了新特征。美國冷戰后的幾次重大軍事行動都是發生在中東地區，東亞成為美國戰略關注和投入相對較少的地區。在撤出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后，美國已經開始更多借助在日本與韓國的軍事基地遏制朝鮮，借助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基地盯住東南亞，讓東亞地區的盟友自己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這為東亞地區安全機制的建設提供了可能。隨著東盟崛起及其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抱負日益增強，其在地區安全機制建設方面發揮了塑造者的作用，其內部安全機制也擴展成地區安全機制。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周邊地區多邊安全機制主要有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香格里拉對話會（SLD）、上海合作組織（SCO）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簡稱亞信會議）等。當然，各種雙邊、小多邊和多邊的地區峰會等也會討論地區和國際安全問題，成為中國安全外交的重要舞臺。

    中國是東盟地區論壇的創始成員國，也是堅定維護東盟地區論壇進程的重要力量。東盟地區論壇是中國宣傳新安全觀最為集中的重要平臺，符合中國與其他成員國協商地區安全會議的精神與原則，也迎合了東盟成員國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下進行平等相處的愿望。東盟地區論壇不僅討論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也關注一些地區傳統安全問題，但更多是就加強應對解決傳統安全問題進行協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在2013年第20屆東盟地區論壇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指出，東盟地區論壇為增進亞太各國互信、合作做出了積極貢獻，各方積極倡導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堅持以建立信任措施為核心，推動非傳統安全合作不斷走實，在共識基礎上穩步推動預防性外交進程。他表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繼續把周邊作為外交優先方向，致力于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中國是亞太穩定發展的正能量”。中國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官員和學者一樣，對香格里拉對話會持有比較矛盾的心理，認為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對話平臺，參與對話的人員廣泛，交流得比較深入，但也擔心任由域外大國的智庫主導地區安全問題的討論，會留下當地智庫被邊緣化的不好印象。因此，中國在2007年才首次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參加，到2010年一直由副總參謀長出席。國防部長僅在2011年參加過一次，2012年僅派遣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參加，2013年又恢復了副總參謀長參加的舊例。以2011年為例，香格里拉對話會設計了6個議題，即亞太地區正在出現的安全挑戰，亞洲新軍事理論及軍事能力，亞洲軍力調整及其影響，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應對新的海上安全威脅，建立戰略互信、避免最壞結果。時任國防部長梁光烈就“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作專題發言時表示，冷戰思維與當今世界趨勢格格不入，因此呼吁各國不要“人為制造敵人”。“積極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互相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亞太地區才能和諧穩定，長治久安”。①

    由于香格里拉對話會不產生任何決議，形成的輿論環境對各方也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重要性在逐漸降低。然而，作為一個相對自由的對話交流機制，香格里拉對話會仍可能繼續長期存在，成為中國捍衛安全外交政策的重要平臺。中國參與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在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第一，在中國國力持續增強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防政策和地區安全關切需要得到地區其他成員的理解，中國本身對地區安全的影響和變化也需要在地區范圍內進行溝通。第二，不同層次和范圍的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需要中國不同程度的參與，因此政策層面的多邊磋商與合作已經成為地區安全合作的重要環節，需要各國官方之間的協調。第三，中國倡導新安全觀，強調非傳統安全在地區安全中需要更多的重視與合作。而地區面臨來自非傳統安全方面的挑戰是多元和多方位的，除了現有的合作以外，還需要地區更緊密的協調與合作，尤其是在國防政策、軍隊參與、組織實施、科學研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多邊協調與合作。①

    2010年10月，中國國防部部長梁光烈出席了在越南河內舉行的第一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闡述了中國的國防政策和中方在地區安全合作上的立場主張，②并在雙邊、多邊場合與各國防長進行了會晤。2013年8月29日，中國國防部部長常萬全在文萊斯里巴加灣市舉行的第二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上表示，中國是亞太安全合作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加強與地區國家防務部門和軍隊的對話交流，致力于積累相互間的戰略互信；積極參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機制的務實合作，致力于提高共同應對威脅挑戰的能力。③

    2013年6月，參加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的18國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舉行了第一次人道主義援助救災和軍事醫學聯合演練；同年9月，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郊區仙圖市舉行了反恐怖主義演習。這些都對中國參與地區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途徑。由于中國國防部高官與地區其他主要國家的安全官員能夠借此機制定期交流，降低了他們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愿望與迫切感。

    相比之下，上海合作組織的組織層次更高，涵蓋的層次也更多，目前已建立國家元首、總理、總檢察長、安全會議秘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經貿部長、文化部長、交通部長、緊急救災部門領導人、國家協調員等會議機制。每個會議機制的運作，均有相應的文件予以規范。上海合作組織建立了較完善的機構體系，以維護地區安全、促進共同發展為己任，確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組織的任務主要體現在安全領域，加強成員國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維護和加強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毒品走私、非法販運武器和其他跨國犯罪。因此，盡管覆蓋范圍主要在中亞地區，成員之間的規范性并不是很強，但相應的活動已經相當完善和充分，已經成為中國安全外交的試驗區，也是效果最為顯著的示范機制。2013年9月1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上表示，“安全穩定的環境是開展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繁榮的必要條件。要落實《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及合作綱要，完善本組織執法安全合作體系，賦予地區反恐怖機構禁毒職能，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為本地區各國人民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環境”。①

    上合組織在2013年舉行了“和平使命-2013”中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邊防聯合決心-2013”反恐演習和“使命行動-2013B”三場大型軍事演習，大大促進了相關國家在防災以及面對危機時的組織協調與應對能力。此外，中國還參與了其他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活動，并發揮著建設者與推進者的作用。亞太經合組織（APEC）盡管是一個主要討論經濟合作的機制，但近年來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幾年里也增加了一些關于非傳統安全的內容。由東盟10國+8國（“10+8”）政府首腦參加的東亞峰會（EAS）更多是一個政治對話機制，但由于安全與政治密不可分，其許多議題也涉及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中日韓三邊首腦對話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對話機制，雖然主要的議題限于東北亞地區，但廣泛意義的安全問題、特別是東北亞安全問題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各方協商的重要內容。亞信會議是促進亞洲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加強合作、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平臺。第四屆亞信會議2014年在上海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闡述的“亞洲新安全觀”得到了與會其他國家代表的積極響應。當然，東亞地區也存在許多討論安全問題的一軌半對話——如雅加達國際防務對話（JIDD）和亞太圓桌會議（APR）等和二軌甚至多軌對話機制——如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東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ASEAN-ISIS）和處理南海潛在沖突研討會等。

    四地區形勢與中國安全外交的前景

    東亞地區安全形勢在相當長時間內仍難以改變美國占較大優勢的局面，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國在東亞地區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并將繼續向這個地區增加軍事存在。美國正在增加在新加坡的駐軍，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隊，并將重返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二是隨著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美國準備將其60%的海空力量轉移到亞太地區，維持其霸主地位不會被顛覆。這表明了亞太地區已經成為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重要基礎。三是維持甚至加強與盟友的紐帶和關系，并試圖將其亞太地區雙邊聯盟多邊化，同時加大與其所謂“伙伴”和“朋友”的關系。四是增加盟友在地區安全中的責任與作用，甚至不惜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讓其在前沿對沖制衡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延長美國對東亞安全事務的主導權。美國及其盟友過多強調地區傳統安全問題，對東亞地區安全多邊機制的建構構成了嚴峻挑戰，阻礙其他國家能夠平等地享有管理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愿望與能力。也就是說，美國試圖通過地區傳統安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綁架地區國家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優先政策選擇，對中國主張和提倡以新安全觀處理更符合時代要求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并以平等包容的方式構建地區多邊安全機制，造成了較大的羈絆和障礙。

    東亞地區多邊安全機制雖然較多，但同時也符合新安全觀，滿足中國安全外交目標，即通過與地區國家共同應對和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促進國內安全利益的并不多。比較來看，東盟地區論壇的成員太過廣泛，不僅有亞洲國家，而且有歐盟、美國等域外組織和國家，最終形成的宣言或聲明是各方相互妥協的產物，具有較為中性的性質，對于涉及問題的解決僅提供建立信任措施，但并未形成真正的約束力和執行力。香格里拉對話會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機制，參與方不穩定，既有域內國家，也有域外國家；主題不明確，每次都有所區別，不能形成一致性與連貫性；許多討論不透明，甚至不形成任何的文字材料或聲明。這種混合型的安全對話甚至受到了地區許多國家及其智庫的敵視甚至敵對，不愿接受這個“指手畫腳”的舶來品。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更具有實質性，雖然包括了美國這樣的域外大國，但都是對本地區安全局勢具有重大影響的國家，東盟的核心地位約束了美國的主導傾向，非傳統安全議題也符合新安全觀與安全外交的基本要求。另外，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已經由原先設計的三年一次縮短為兩年一次，有望將來成為年度定期會議，并形成與之相配套的合作機制，逐漸侵蝕甚至消融美國在本地區聯盟體系的負面作用。亞信會議仍處于發展時期，成員太過廣泛和多樣，議題有待整合與更加具有針對性，尚需要在很多方面加以完善和加強。

    從目前來看，新安全觀和安全外交方面最為成功的是上海合作組織，不僅成員固定、議題連貫、決議有效、行動有力，而且在國際上也享有極好聲譽，吸引了眾多的觀察員國。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功能與成就最為符合2010年版《中國外交》對安全外交使命的界定，更關注中國國內安全問題引起的國際效應以及因為要妥善處理國內問題而需要進行的安全交流、協商與合作。自成立以來，上海合作組織在安全領域形成了許多值得稱道的規范性文件，對維護和保障地區和平與穩定提供了政策支持，覆蓋了更多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并采取了許多切實有效的聯合行動。近年來，為了支持和促進上海合作組織取得的進一步成就，各國在經濟、金融、互聯互通和社會人文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逐漸增多和增強。2013年11月29日，李克強總理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十二次會議上講話時表示，上海合作組織要加快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加強金融合作、推進生態和能源合作和擴大人文交流。①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繼承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促進文化互動和貿易往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和平的、包容的與發展的性質，能夠完全反映和印證安全外交，維護地區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同樣，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具有這方面的含義，與美國在2011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覆蓋范圍更廣，包容國家更多，和平性質更強，發展目標更清晰，建設互聯互通為優先選擇的特征更明顯。

    從這個意義上分析，東亞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尚需要進一步整合和建構。如果要建立一個與亞太經合組織相對應的地區安全合作組織，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可以算得上是這方面的雛形。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的成員國與東亞峰會的成員是一致的，這樣，有關議題可以直接上升到政府首腦級別進行交流和討論，更有利于問題的處理和解決。這樣的話，在東亞峰會機制下東盟“10+8”成員之間還需要建立相應的機制以發揮更多的補充作用，如仿照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建立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二者可以平行或聯合舉行，發揮真正意義上的地區多邊機制作用。當然，這一機制首先需要明確自己的議題是非傳統安全問題，①

    成員是開放包容的，將來有可能包括更多的國家。在這一機制建構過程中，隨著成員和議題的增加，東盟要保持其核心地位將越來越困難，是否以及如何適當照顧到東盟國家的利益，避免東盟國家不愿推動這一進程以及消除美國拉攏盟友和部分地區國家主導機制議程和規范，將是非常關鍵的。然而，從東亞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角度來看，東盟10國+中日韓3國（“10+3”）合作機制應該是最適當的。近年來，東盟“10+3”合作機制已經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機制，從政府首腦年度定期會議到清邁倡議多邊化的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聯合會議，還有中日韓三邊首腦會議作為支撐，會大大增加其適用性與效率。從目前來看，由于會涉及歷史與現實等敏感問題，東盟“10+3”合作機制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并不是太多，作用也不是很明顯。然而，正是如此，在其他領域合作已經取得一定成績的基礎上，加強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以新安全觀指導下的安全外交促進各國在其他領域合作的信心，應該更符合時代與地區發展的切實需要。

    隨著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成立和開始運作，總體國家安全觀將促進未來中國安全外交在內涵與外延、目標與手段上都有所發展。中國的安全外交雖然仍將關注自己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國家內部事務不受干涉，但重點是總體安全觀所關注的較具普遍意義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通過與其他國家加強非傳統安全合作，甚至通過增強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建設，促進與地區其他國家的合作建立和增進信任，反過來也有助于國內安全問題的解決，或緩解國內安全問題引發地區和國際關切。“疆獨”“藏獨”“臺獨”“恐怖主義”“環境破壞”“傳染病防治”等雖都屬于國家主權范圍內的安全問題，但往往與國際和地區總體環境具有相當大的關聯性，中國既需要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解決問題的意圖、動機、實力和手段，也要讓國際社會知道中國采取具體行動的效果，增加和平發展的透明度。同時，中國也有必要告誡任何國家，中國絕不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去做交易，①

    換取國家持續發展的和平時間。也就是說，中國安全外交要適應亞洲新安全觀的需要，內外兼顧、長中短期并重，既要穩定和推進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系、與俄羅斯的全面協作戰略伙伴關系、與東盟的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也要從大局著眼、小處著手，宏觀考慮頂層設計，從具體問題出發，不斷塑造有利于地區和平穩定的安全新秩序。

    從南海問題來看，安全外交在涉及傳統安全問題管理與非傳統安全問題治理兩個方面的區別表現得尤為明顯。南海問題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主權問題，即中國與部分東盟國家之間的島嶼與領海歸屬問題。這是傳統意義上的疆域邊界問題，具有強烈的零和性質，因此相互間不愿讓步的可能性較大。中國一方面強調這是常規意義上的傳統安全，應通過雙邊談判和平解決問題，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明顯是在促進與其他聲索方的“共同安全”；另一方面反對其他非聲索方選邊站隊，，拒絕此類問題的東盟化、地區化和國際化，導致問題更趨復雜、更難以解決。二是海權問題，即南海海上航行自由、打擊海盜、消除恐怖主義、海洋生態治理、海洋地質勘探等更具有非傳統安全性質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有所區別，但總體上強調南海地區秩序需要各方努力維護。所謂的“南海航行自由”僅與地區安全與穩定存在聯系，但與領土主權爭端不是一回事，并不能成為美國和日本等國干涉南海問題的借口。中國和東盟國家已經對這類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需要各方共同維護才能得到保障。從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來看，明確了主權問題與海權問題的區別，并強調《南海各方行為準則》主要涉及如何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圍繞南海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治理建立相互信任，共同促進和維護南海地區的整體局勢朝著有利于向好的方向發展。

    中國與東盟國家協商的“南海行為準則”就是在評估《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同時，如何規范性地約束各方不要采取破壞現狀使事態升級的事情。雖然這兩類安全在性質上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屬于安全外交的范疇。

    五結語

    中國安全外交的指涉對象最初主要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內部安全問題，后來逐漸擴大到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問題的挑戰，從具有一定獨立自主處理國家內部事務、避免外部干涉的特征，發展到通過建構和促進新安全觀，與其他國家增進合作、建立信任。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在安全治理認知上出現的諸多變化：從國家安全過渡到共同安全，從傳統安全過渡到綜合安全，從聯盟安全到合作安全，適應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①的時代特征。盡管中國安全外交的任務仍然是為促進國家利益與和平發展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但在具體實踐上更有柔韌性、更顯靈活性、更具有效性，在需要各國共同協商、協同努力、應對共同關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在應對共同威脅的過程中促進共同利益。這種非零和的合作戰略思維對崛起中的中國尤為重要，不僅有助于維護中國作為現有國際體系維護者、保障者的形象，而且有利于使人相信中國的崛起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而會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從而讓其他國家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安全外交對維護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此基礎上，中國安全外交不僅要夯實和促進上海合作組織進一步發揮實際作用，而且要完善亞太和東亞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最終減弱甚至消除美國同盟體系對地區安全形勢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同盟體系是一種容易觸發戰爭的體系。任何同盟體系雖然以避免戰爭為目的，但其行為方式是通過戰爭或戰爭威脅迫使對方屈從自己或自己集團的政治意志和戰略利益。在當今國際安全已經逐漸彌散的時代，衍生于零和博弈、爾虞我詐、以鄰為壑的舊安全觀必然會對新安全觀的治理理念構成傷害。中國需要努力以新安全觀理念為主導、以安全外交實踐為動力，促進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與完善，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促進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因此，中國安全外交在理念上將更趨完善，在實踐上更為有效，在行動上更加有力，在國際上更受歡迎，進而塑造和維持對中國和平發展有利的國際與地區安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