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東亞地緣政治，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布。

　　《聯合早報》5月20日評論文章，原題：東亞地緣政治和北京軟肋

　　緬甸總統登盛破天荒訪問華盛頓，并且獲得受邀到白宮會見奧巴馬的殊榮，，說明中國的傳統“后院”已經成為美國地緣戰略的重要目標。雖然緬甸軍人專制體制的民主化進程，尚未出現實質性結果，華盛頓的外交攻勢顯然已經獲得了長足進展。美國助理國務卿尹汝尚（Joseph Yun）在國會作證時，甚至提出兩國進行軍事交流的可能性。

　　緬甸可以說是東南亞地區受到中國經濟影響和資助最多的國家，而華盛頓對緬甸的地緣攻勢，除了外交姿態和動作，至今談不上有顯著的經濟援助成份，更不用說可以與中國在緬甸的大手筆相比了。

　　由此延伸到整個東南亞，在經濟上越來越離不開中國，與中國的經貿成為區域發展的主要動力。近在十年前，這一雙贏經貿關系為北京贏得東盟（亞細安）各國不斷上升的好感。相比之下，國債高筑的華盛頓對本區的經濟援助日益微不足道。但是在奧巴馬的樞軸轉向之下，多數東南亞國家與北京的態度顯著趨冷，甚至出現與華盛頓“合圍”制約中國的跡象。

　　或許應該提到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對北京外交處境惡化的作用，令人質疑北京在領土爭議上高調“全面出擊”的策略智慧。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和北京毫無領土爭議的澳大利亞，澳中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早就超過澳美貿易。近在新世紀初，多次民調顯示，澳大利亞民眾的對華好感程度超過了對美國的好感。然而曾幾何時，從提供新的軍事基地到邀請美軍進駐，澳大利亞成為華盛頓面向亞太的樞軸轉向的“急先鋒”。

　　可以從多種角度解釋，雖然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持續上升，北京的周邊外交處境卻不斷惡化的現象。但是我們無法忽視其中或許最重要的原因：在東南亞普遍的民主化進程中，“民意牌”成為華盛頓在經濟影響力越來越不濟時的外交利器，而北京對內對外的道德權威赤字，大大削弱了經濟力量帶來的外交影響。緬甸政府在民意壓力下凍結中國投資的水電和礦產項目，是個很好的例證。

　　無論北京如何稱頌權威主義的“北京模式”，亞洲政治大勢是無法阻擋的政治多元化。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的軌跡，到緬甸和新近的馬來西亞大選，無不顯示這一多元化和民主化潮流。就是在越南，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近日對政治局增選結果的無奈不滿，也顯示了黨內競爭性的民主化進程。北京可以堅持認為，自己權威主義體制相對于多元化體制的效率優勢，但是這兩種政治體制的巨大反差，是北京對華盛頓不費經濟成本的“民意牌”外交攻勢無可奈何的主要原因。

　　北京的另一軟肋，是毛周時代遺留下的歷史包袱。我在十多年前指出：釣魚島爭議的一個主要動因，是日本重占琉球。而后者是意識形態驅動的毛周外交策略的結果。二戰后，美國其實長期有將琉球據為己有的意圖，在當地禁用昭和年號，并提倡一種與日文頗有出入的書面語言。直到1960年代后期，美國還在各種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沖繩”這一日本稱呼。除了毛周公開宣揚“沖繩”屬于日本，北京全力支持造成的越戰泥沼，是華盛頓把琉球“私相授受”送還日本的主要因素，形成今天西太平洋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戰略環境。

　　英語《亞洲時報》披露：華盛頓對緬甸發起全面外交攻勢的契機，其實并不是軍政府表面上的民主化姿態，而是泄漏的內部文件顯示，軍方擔心緬甸遭到中國的全面控制。這樣的“亡國”憂慮，顯然上溯到北京全力支持緬共武裝奪權的“前科”。這也是華盛頓可以在東南亞輕松重挑“中國威脅”的歷史因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怕在北京傳說的“七不講”禁令下，上述歷史教訓也成為政治禁忌，阻滯中國外交策略的改進。

　　作者：于時語 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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