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在30、40年代，羅隆基的法哲學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是那個時代的標志性言論之一，因而頗有回顧與評論的價值。
　　羅隆基生于1898年，江西安福縣人。1912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2年到美國留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后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1925年，羅隆基離開美國，去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師從費邊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
　　1928年秋天，羅隆基從英國回到上海，就任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的主任與教授，1930年11月4日下午1時，羅隆基正在中國公學的教員休息室里翻閱演講筆記，幾個警察把他抓走了，并把他帶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論反動，侮辱總理”。幸運的是，當天傍晚，他就被釋放出來了。積極營救他的，正是校長胡適。
　　1931年，羅隆基從上海遷到天津，就任《益世報》的主筆。稍后，又做了南開大學的講師與《北平晨報》社的社長。由于羅隆基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比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報》遭遇過停止發行的處分。
　　上世紀50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委員。1956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業部部長。1957年，他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從此沉默下來。1965年12月7日，他死于北京寓所。直至1986年，在民盟中央舉行的紀念羅隆基誕生90周年的大會上，才算是給他正式恢復了名譽。
　　羅隆基說：“人權，簡單說，是一些做人的權。人權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衣，食，住的權利，是身體安全的保障，是個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個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達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達到最大多數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須的條件。”
　　這段話，從四個方面講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條件，揭示了人權的四個層次。首先，是維持自然生命的物質條件，這是最低層次的人權。譬如工作權，通過工作獲得報酬，就是滿足這個條件的一種人權。這樣的條件，主要針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次，是排除別人侵害的條件，它滿足了人對于安全的需要。它針對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再次，是個性與人格發展的條件。它針對的是身與心之間的關系，或者說是人的生物性與精神性之間的關系。它意味著，人不僅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層面上的追求，這種追求也是一種人權。最后，是個體向群體作出貢獻的條件。它針對的是人與人類的關系，或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它表明，人是一種類的存在，人要通過為人類作出貢獻的方式，來實現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融合。這種條件的實質，是個體在群體中獲得承認、獲得尊重的權利。這幾種條件層層遞進，讓人聯想到人本主義哲學家馬斯洛關于人的需要的“五層次說”。
　　在闡述自己的人權概念的同時，羅隆基還批評了若干經典作家關于人權的看法。譬如17世紀的霍布斯，“認人權是滿足一切欲望的東西”。但羅隆基認為，人有許多欲望，根本就不應該得到滿足，“許多自命的大偉人有專制欲，有多妻欲，我們就不能根據人權的理論，說這種欲望，應該滿足”。再譬如18世紀的盧梭，“認人權是天賦的，說我們要歸真返樸，到自然的環境里去自由發展我們的本性。”但羅隆基的觀點是，“我始終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沒有法再變成五百年前的原野。”這就是說，徹底的歸真返樸也是不可能的。還有19世紀的邊沁主張“人權依賴法律根據。”對此羅隆基也不贊同，他說：“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國過去的歷史。強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國近來的現狀。”這種實證意義上的法律，顯然也不可能為人權提供根據。
　　羅隆基認為，人權是要爭取的，中國爭取人權的運動也一定會成功。至于“爭回人權的手段，原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紙筆墨水，可以訂定英國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槍彈鮮血，才能換到法國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在不同的環境下，爭人權的手段亦隨之而不同，這是歷史的事實。”這兩句話，在不經意之間，揭示了兩種不同的人權傳統：第一，英國式的，或經驗主義的、漸進主義的人權傳統；第二，法國式的，或理性主義的、激進主義的人權傳統。他對這兩種不同的人權取得方式，是有比較的，也是有自覺的。
　　人權與法律既有聯系，也有顯著的區別。他說：“法律與正義公道是兩件東西，這是世界各國普遍的通病。從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現在有些什么權利，找不到我應有什么權利。”他還說：“人權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從的責任，這是人權的原則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們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為他們本身謀幸福。謀取本身的幸福，這又是人權之一。所以說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權。所以說法律是人權的產物。人權與法律的關系，我的結論是法律保障人權，人權產生法律。”
　　這段話表達了羅隆基關于法律與人權的基本觀點：法律規定了人權，但人權的范圍，絕不限于法律的具體規定；法律也不可能羅列所有的人權——這是就兩者的形式關系而言。在實質上，法律與人權還有更深層的聯系：“法律為保障人權產生的。法律為人權所產生的。第一項，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項，指法律的來源。”所謂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權。”所謂法律的來源，是指法律產生的源頭與緣由，也是為了保障人權；若不是為了人權，就不會出現法律這個事物——這層關系表明，人權是法律的根據，法律為人權而存在。法律應當保障人權，人權應當作為評判法律的尺度。
　　羅隆基還進一步認為，“法律，用簡便的話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為憲法，筆耕文化傳播，一為憲法以外的普通法。憲法，是人民統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統治人民的法。在一個法治的國家，政府統治人民，人民同時統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義是全國之中，沒有任何個人任何團體處于超法律的地位。要達到政府統治人民，人民統治政府，非有憲法不可。”他說，“在蹂躪人權方面，所謂個人或私人團體，其為害實小。……明火打劫的強盜，執槍殺人的綁匪，雖然干的是‘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的勾當，其影響所及，遠不如某個人，某家庭，或某團體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著政府的招牌，同時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這才是對于人權的更大的威脅。更可怕的是，“憲法有時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權，且為某個人，某家庭，或某團體的蹂躪人權的工具。這又非歷史上統無的事，這也是爭法治的人所應顧慮之點。”因此，“談人權者固然要談憲法，但在憲法上必要附帶著憲法的來源的條件” ——羅隆基所說的這個條件，其實就是盧梭所說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如果取消這個條件，憲法與法律就可能異化為某些強勢者蹂躪人權的工具。
　　如果說，法律是為人權服務的，那么，國家與人權的關系又當如何理解？對此，羅隆基一語道破：“國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權。就在保障國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條件。什么時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條件失去了保障，這個國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時我對這個國家就失去了服從的義務。”
　　這句話表達了兩個值得注意的觀點：第一，國家的正當性在于保障人權，一個不能保障人權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無效的國家，或不具有正當性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上看，國家必須履行保障人權的義務，否則，國家就不能得到個體的承認。第二，國家與個體之間存在著一種契約關系：國家保障個體的人權，以換取個體對于國家的服從；而個體對于國家的服從，就是以國家保障個體的人權作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勞動大學的章淵若院長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約法芻議”的文章，認為人權已經過時，應當提倡民權。對此，羅隆基給予了批評，他認為，以民權否認人權是錯誤的。因為，人權與民權含義不同。人權是做人的權利；民權是在政治國家里，做國民的權利。政治國家是人類許多組織中的一種，有不是國民的人，沒有不是人的國民。因此，人權范圍比民權范圍更大、更基本。民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既做國民，更要做人；要民權，更要人權。換言之，人的義務，要在社會上做人，不只是在國家做民，因此，國家的職權不是萬能的。國家承認我們在社會上做人的必須的條件，就是承認人權。
　　在“論人權”一文中，羅隆基還論述了人權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由于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具有不同的生活訴求，因此，人權的具體內容會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本文編號：6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