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依據及意義

《時報》創刊于清末 1904 年 6 月 12 日，1939 年 9 月 1 日停刊，存續時間長達 35 年之久，經歷了清末新政、民初共和、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日偽侵略等中國社會嬗變最重要的時期。在政治、經濟、社會急劇變化的大背景下，《時報》順時而為，做出了多次重大政治轉折、報紙內容以及報館經營上的轉型。今之視昔，《時報》大體上經歷了如下三種形態：黨人報（1904-1908）、文人報（1908-1921）、商人報（1921-1939）。

自 1904 年創刊至 1908 年前后，《時報》是康梁黨人的喉舌，是維新派的宣傳機關之一。1908 年，康梁撤資，狄葆賢獨資經營《時報》。自此，《時報》不僅在經濟上獨立，政治上也不再預設立場，開啟了《時報》文人報的新形態。狄氏主持《時報》時期，不以“論政”為主要訴求，而是注重業務革新。《時報》報人繼承了傳統文人的報國情懷，經營不為盈利、論政又參政，實踐了文人辦報的另一種模式。1921 年，地產富商黃伯惠從狄葆賢手中購進《時報》產業。黃伯惠將歐美大眾化報紙理念付諸實踐，重視社會新聞、體育新聞報道，標題夸張煽情，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讀者。黃伯惠所創造出的“黃報”模式，成就了中國近代報刊史上黃色報紙的典型。

35 年間，《時報》經歷了從黨人報到文人報再到商人報的轉型，不僅深刻地記錄和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而且也折射出了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圖景。《時報》歷次轉型的歷史過程究竟如何？三種辦報模式分別呈現了怎樣的形態與面貌？《時報》何以實現轉型，其轉型背后有無更深層次的原因？學界目前的相關研究、文章尚付闕如。因此，本文擬對此進行較為詳盡和深入地探討。

本研究屬于新聞史研究，是基礎性研究，其意義主要體現為填補新聞史研究的空缺或者彌補當下新聞史研究的不足。本文試圖從整體上展現《時報》三個形態和兩次轉型的過程，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為后續研究打下良好基礎。本文關于文人辦報的研究，也有可能豐富和發展“文人辦報”、“文人論政”的含義，因為狄葆賢時期的《時報》從辦報主體上看，確系文人，但其并不以“論政”為主要訴求，而是注重業務革新。這也是本研究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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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現狀

1.2.1 關于《時報》本體的研究現狀

上海《時報》是我國新聞史上與《申報》、《新聞報》鼎足而三的商業大報，但是相對于學術界對《申報》、《新聞報》的研究來說，關于《時報》的研究明顯不足。這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時報》以業務革新著稱，政治上無大作為，以革命史范式為主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當然不會過多涉及；第二，日本侵華時期，《時報》曾經接受日偽檢查，有不光彩的一頁，被時人視為“漢奸報紙”，以致在后人的新聞史研究中，少有提及。第三，研究一家報紙，一定要有原始的報刊資料為基礎，《時報》的原始資料非常珍貴，全國館藏屈指可數。后期《時報》也沒有影印出版，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十分不易。

鑒于上述原因，有關《時報》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關于《時報》綜合屬性與形態的整體性研究，尚付闕如。經細致檢索，關于上海《時報》綜合屬性與形態及其轉型的研究，尚未發現。學術界雖對《時報》的轉型這一問題未有系統性整體性的深入研究，但對《時報》的單個階段及其特征有“斷代式”的研究。現有研究慣常把《時報》分為兩個時期，狄葆賢時期和黃伯惠時期。關于狄葆賢時期的《時報》研究，多注重分析《時報》政治態度的轉變，以及《時報》作為宣傳機關的性質。如閔杰的《辛亥革命前的時報（1904-1911）》、張朋園的專題論文《時報——維新派宣傳機關之一》等。關于黃伯惠時期的《時報》研究，則特別重視《時報》本身的特色研究，尤其是黃色新聞。例如董新英的碩士學位論文《黃伯惠時期<時報>特色研究》、邵綠的《從“參考”到“表達”：黃伯惠時期<時報>的黃色新聞與上海的都市化》等。

時報以時字揭名海內，創始時固嘗為報界革新巨子。創辦伊始，《時報》特別注重在報紙內容與體例方面之革新，最先采用對版式，首創時評、專電、特約通訊及專刊等，給當時沉悶的報界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時報》的這幾件新改革因為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后來的報紙也不能不盡量采用，就漸漸的變成了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鑒于此，當前《時報》研究的另一焦點就集中在《時報》的業務及其革新研究上。如彭倩的學位論文《犀利峭拔的冷血體——陳景韓及其時評研究》、宋三平的《上海<時報>的改革創新與黃遠生的成名》、張振亭的《我國報紙創辦專刊的最早嘗試——上海<時報>專刊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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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黨人報：康梁國內的喉舌及其夭折

2.1 《時報》創刊及其所有權

戊戌政變失敗后，康梁等人逃亡國外，檢討變法失敗原因，“咸認三年鼓吹為時短暫，未能喚醒國人一致支持。唯有再接再厲，冀有卷土重來之日，決心以言論為依歸”。海外流亡期間，康梁組建了保皇會，創辦了《知新報》、《清議報》、《新中國報》、《文興報》等數十種報刊雜志，繼續把報刊作為保皇會的重要宣傳工具，大張旗鼓地進行保皇立憲宣傳活動。

保皇會的全稱是“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又稱“保救大清光緒皇帝公司” ，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于 1899 年 7 月在加拿大域多利（今譯維多利亞）成立的機關組織，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得到了廣大華僑的參與和支持，使廣大華僑、華人以捐款或入股的形式加入保皇運動，并相繼在美國、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港澳等地建立總會 11 個，支會 103 個。但是為其所在地區所限，保皇會及其報刊雜志的影響多限于華僑，幾乎難以觸及清廷和大陸；更加難以實現報館的兩大天職——一曰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一曰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有鑒于此，在 1904 年的保皇大會中，康梁決定在內地創設言論機關，向大陸宣傳保皇立憲主張。

光緒三十年（1904 年），保皇大會在香港召開。大會研究了保皇會日后行動的各項計劃與規章，會中達成了若干積極決議，向大陸發展宣傳是重大決策之一。大會決定在香港設《商報》、在廣州設《羊城日報》、在上海設《時報》、在天津設《日日新報》、在漢口設《大江報》。結果，廣州、天津、漢口計劃均未成功，只有香港和上海的計劃得以實現。上海《時報》成為了康梁在內地設置的唯一綜合性大型宣傳機關。

在人事上安排上，狄葆賢任總經理，羅孝高任總主筆。戊戌政變前后狄葆賢在政治上追隨康有為，是康唯一的江南（私淑）弟子。1895 年，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狄葆賢身在其中。狄氏與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相交甚厚，引為“莫逆之交”。梁啟超稱其故交中“復生、鐵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關系。相愛相念，無日能忘”。戊戌變法失敗后，狄氏思想漸趨激進，曾寄望于武力革命。自立軍起義再度失敗后，狄葆賢棄武從文，從此決心入言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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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時報》經理狄葆賢與康黨之復雜關系

狄葆賢，字楚卿號平子，又號平等閣主、六根清凈人，江蘇溧陽人。狄葆賢出生于書香門第，官宦人家，少年聰慧，工詩善畫，是光緒二十年（1894 年）的舉人。狄葆賢雖得小功名，但無意進取；有政治頭腦，常以滿清腐敗，甘受列強欺侮為恨。戊戌政變以前，狄葆賢身在北京，結納了許多名流之士；康有為公車上書，他列名其中，并成為康有為弟子。狄葆賢特別敬重康有為，對康有為的“北京演說”十分欣賞，甚至倒背如流。“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的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圣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有一次聚會上，他曾邊飲，邊唱，邊擊樂，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以泄心中塊壘。此事曾一時傳為佳話。

狄葆賢與維新運動諸子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志同道合，交往甚密，詩文相尚，酬來唱往。

狄葆賢與梁啟超，最是莫逆之交。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嘗云，“余故交中，復生、鐵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關系。相愛相念，無日能忘”。在此條詩話中，梁啟超記錄了自己 1903 年游歷美洲時，狄葆賢感“洲別東西，時異晝暝……戲占小詞一闕以寄遙思”。狄氏詞云，“故鄉日影初亭午，郵書電話渾無據。兩面總高山，盈盈一水間。頻思穿地脈，一望君顏色。皓月正當天，知君眠未眠？”足見狄葆賢視梁啟超亦甚為親密。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有狄葆賢詩事記錄十二處之多，對狄詩常有知音之賞。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梁啟超與狄葆賢、湯覺頓等人同游箱根，有康有為先生的手書字軸懸于旅館壁上，梁與同行“摩挲玩讀，不勝今昔之感”。同游者狄葆賢感時傷逝，賦有《壬寅九月游箱根》：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即物即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回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云。各抱相思無可說，為誰西望一沾巾。當日維新人士，滿懷愛國熱情，一心變法救亡，卻無處施展，無力回天，只得亡命海外。狄詩念此而作，情真意切，引起了同行者強烈的心靈共鳴。梁啟超讀詩之后，不禁嘆道：“個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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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人報：狄葆賢與文人辦報的另一種模式................ 17

3.1 文人狄葆賢與《時報》業務革新................. 17

3.1.1 革新編排打破陳規................ 18

3.1.2 首創時評獨領風騷.................. 18

3.1.3 登載小說抓住讀者....................... 20

第 4 章 商人報：黃伯惠與《時報》的大眾化............... 26

4.1 黃伯惠接手《時報》....................... 26

4.1.1 黃氏父子與《時報》淵源................. 26

4.1.2 黃伯惠醉心辦報................... 27

第 5 章 結論.......................... 40

第 4 章 商人報：黃伯惠與《時報》的大眾化

4.1 黃伯惠接手《時報》

4.1.1 黃氏父子與《時報》淵源

黃伯惠，名承恩，松江朱涇人，是黃公續的長子。黃氏經營地產、錢莊等業，家產豐厚，積資甚富，在上海公共租界浙江路以及楊樹浦一帶也有不少房地產，是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1921 年，經前《時報》編輯陳冷撮合，黃伯惠以巨款購進《時報》全部產業。從此，黃氏躋身報界，獨辟蹊徑，銳意改革，在《時報》的報紙內容、版面形態、編制印刷、經營策略方面著力改進，開創了中國大報實踐“黃色新聞”的先例，《時報》也正式進入了商人報時期。

黃伯惠之父黃公續，一生熱衷辦學，在家鄉創辦明強高、初兩等小學，以家屋為校舍，兼任常年經費，令家鄉辦學風氣為之一變。此外，黃氏不惜重金，捐資助學，先后捐助復旦公學、南洋中學、城東女學、女子蠶桑學校、體操學校等二十幾所學校，資助額巨者萬余金，甚少者百數十金不等，總計有十萬余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黃公續與同樣熱心教育事業的《時報》館主狄葆賢、報人陳冷、雷奮、史量才等人時有交往。

1904 年，史量才創辦女子蠶業學校，黃公續與狄葆賢一起擔任女子蠶業學校的校董，《時報》報人陳冷、雷奮、包天笑、林康侯等人都曾在此任教。在黃公續出資資助的另一所學校南洋中學，黃公續出任校董，期間陳冷、史量才都曾擔任過南洋中學的教員，襄助學務。黃公續與《時報》報人狄葆賢、陳冷、史量才等人同校任職，多有共事。不僅如此，黃公續和狄葆賢、雷奮等人還是江蘇教育總會的發起人，并在會中任職，狄葆賢任招待部干事、黃公續任經濟部干事、雷奮任專門部干事，都是教育總會的骨干人員。由此可見，在教育事業上，黃公續與《時報》報人可謂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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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論

我國近現代報刊的構成形態是多樣而復雜的，不能將其簡單化、標簽化。慣常認為，黨人所辦報紙是政治集團的輿論喉舌，亦步亦趨；文人辦報，論政而不參政，長于言論而疏于報紙本身業務革新；商人辦報則意在逐利，將經營置于第一位。

上海《時報》的蛻變經過，卻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上述認知的另類形態：它由康黨創辦，卻宣傳不力，無法有效充當耳目喉舌，最終分道揚鑣；轉為民營身份后的《時報》，在以狄葆賢為首的一幫文人經營下，極力革新報紙本身，引領報界風尚，卻在言論上聊無影響，甚至搖擺不定，報人自己也積極參與政治；對報紙抱有一腔熱情的富商黃伯惠接辦《時報》后，仿效歐美報界，走大眾化路線，購置先進設備，改良印刷，賺夠讀者眼球，卻無法實現經濟上的盈利。最終，刻意回避政治的《時報》終逃不脫因政治而被迫走向終結的命運。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復雜而又快速變換的政治生態，報刊缺少自主性，不允許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按照自身規律、根據中國本土實際來生長、發展、壯大。狄葆賢試圖突破康梁把《時報》作為保皇黨耳目喉舌的限定，辦有品質的報紙，短短時間內聲名鵲起，但還沒來得及盈利就不得不轉讓出去。黃伯惠照搬歐美大眾化報紙的做法，辦得也算有聲有色，發行量增大卻連家產都賠了進去，從反面證明了民營大眾化報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狄葆賢棄康梁而親近江浙立憲派，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以及黃伯惠刻意避開政治最終還是為政治所累，無不表明民營報紙的生存空間極其狹小。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