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1.1 選題背景與意義

1.1.1 選題背景

Becker（1994）指出，家庭的教育資源分配決策決定了這個家庭的興衰，也決定了代際流動性。Hannum（1998）指出在如今的中國，受教育水平逐漸成為人們的未來收入和職業地位的決定性因素。Knight 等（2011）認為，由于上世紀90 年代中國在就業制度、工資結構和企業管理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實施，引發了工資差別的現象，并產生了對技術性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至此我國一直低迷的教育回報率開始攀升，從而使得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進一步拉大。Fan（2014）等進一步指出，相對于緩慢增長的國家財政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從 1992 的 2.4%增長到 2012 年的 4.4%），學費占國家財政教育支出比從 1991 年的 5%迅速攀升到 2004 年的 35%，而這種收入不平等與不斷攀升的教育成本導致富裕的家庭比貧困家庭更具有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從而導致我國家庭代際流動性逐年減緩，文章進一步指出政府應積極采取減緩家庭人力資本投資負擔的相關措施來促進我國社會公平的實現。Heckman和 Yi（2012）也認為我國財政分權導致中小學受教育的進一步不平等，且 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后，由于缺乏相配套的資本市場和更充裕的國家財政支持，家庭已經成為教育支出的主要承擔者。Zhang 和 Rozelle（2012）等針對我國當前高度收入不平等和人力資本投資不平等的現狀，指出未來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將等于在當前基礎上受人力資本投資不平等程度的影響而進一步惡化的程度。

同時，我們總結有三方面原因導致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總消費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從家庭教育成本負擔角度出發，Yao（2008）統計出自 1999 年至2008 年，我國本科生與碩士生的數量保持每年 30%的速度增長，且所有層次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的數量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這 6 年間翻了 4 倍。根據秦宛順和劉立紅（1992）指出的中國教育經費從投資主體上可分為政府，社會團體和家庭教育經費支出。首先，政府方面，博旭東（2003）指出相比美國和歐洲等其他國家的與經濟發展相匹配、逐步推進的教育發展路徑，中國的教育制度改革則略顯突進式，且教育資源分配也突顯出區域不平等的狀況。戶口制度和被分割的勞動市場導致教育投資積極性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差異，同時，富裕的省份在人均教育資源的分配上也要優于貧窮的省份。龐大的人口基數引起的巨大教育需求缺口，加上跳躍式的教育改革，導致我國政府無力承擔全部的教育成本，且從 1999 年高等教育進行擴招和實行收費制；其次，社會團體方面，Yao（2008）認為這些社會團體給予大學的資助金額的增長速度遠遠不及其團體的收入和利潤增長速度；最后家庭教育經費方面，拋開義務教育和其它教育費用不說，就高等教育費用這一最關切民心的一項而言，楊汝岱和陳斌（2009）指出從 1998 年到 2005 年, 高等教育支出由 598 億元上升到 2660 億元, 增長了 345%，面對著龐大的高等教育需求，我國對其相關支出的扶持力度盡管有所加強，從 300 億左右上升為 1000億左右，但仍然顯得杯水車薪。同時高等教育的學費也在 7 年之內翻了 10 倍左右，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支出大幅上升，導致教育支出成為我國居民在解決基本生活需求之后首要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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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與研究內容

1.2.1 本文的研究思路

歷數我國的發展改革歷程，從鄧小平同志談到“三步走”時認為搞好教育和科學是關鍵，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創新高校人才培養機制，促進高校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推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繼續教育改革發展。都顯示出教育事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而 Huy 和 Quang（2012）指出旨在提升發展中國家教育水平的教育供給端政策對人力資本發展推動的效果不竟如人意，文章進一步指出由于子女受教育成果還受到子女個人能力的影響，故關注家庭教育支出比關注子女受教育成果更能體現對教育產業的需求。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在于：（1）探究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教育支出行為的決定因素，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人口結構特征是否會影響家庭教育支出行為及其消費支出；（2）2009 年與 2002 年教育支出的收入彈性及支出結構是否存在顯著變化；（3）城市人口規模對家庭教育支出有何影響；（4）完整的已婚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在決定家庭教育支出方面誰的影響力更大；（5）不同收入階層的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有何影響。

1.2.2 本文的研究內容

綜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分為以下幾個章節：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思路、結構及主要內容；與以往研究的差異及可能的創新之處。

第二章，文獻綜述。首先我們明確了本文有關的相關概念，并梳理了國內外人力資本理論與消費儲蓄理論的發展脈絡，再針對國內外不同研究主體、不同切入視角的家庭教育支出相關文獻進行了一個綜述。

第三章，中國城鎮家庭教育支出決定因素分析。本部分首先說明數據來源及處理等相關內容；并建立計量模型，再利用 Logit 回歸與 Tobit 回歸估計出我國城鎮家庭教育支出決定因素的影響情況。

第四章，擴展分析。本章在第三章的基礎上首先比較了 2009 年與 2002 年教育支出的收入彈性及決定性因素的差異性；其次，從城市人口規模角度探究不同人口規模的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有何差異；最后，基于夫妻不同的生命周期視角，研究了夫妻在家庭教育支出中的決定權差異。

第五章，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的影響分析。本章基于微觀家庭消費結構視角，就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 7 大類消費支出到底是具有替代效應還是互補效應進行了探究，并針對不同收入階層家庭進行了差異分析。

第六章，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本章首先對全文的研究結論進行歸納總結。其次，根據研究結論依次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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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相關概念的界定

2.1.1 家庭教育支出

遲巍等（2011）指出，，一國迅速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的核心途徑就是發展教育，宏觀上，國民受教育水平為一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強大動力；微觀上，個人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個人及家庭未來收入。在面臨國家財政教育支出疲軟和教育資金借貸市場的不完善的情況下，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享受公平以及良好的教育資源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因此，對家庭教育支出決定因素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與迫切。關于家庭教育支出的概念，李軍（2006）指出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總消費中投入于個人受教育用途中的那部分支出，同時又可根據家庭個人年齡和教育階段，把家庭教育支出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在初高中以及大學中所繳納的學雜費和其他教育培訓費用；第二類為用于成年人的教育支出，主要包括成年人增加工作能力相關的培訓費用和其他提高綜合能力的教育支出。但到底家庭教育支出算是一種消費支出或是投資，國外學者如 Hashimoto 和 Heath（1995）認為在人力資本模型中，教育支出由投資和消費兩部分組成，家庭教育支出一方面算是投資，并以終生收入的形式獲得收益，另一方面又有消費的含義。國內學者如吳強（2011）也認為從微觀角度出發，教育支出具有投資于未來和消費于當期的雙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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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關理論淵源

2.2.1 人力資本理論

Kiker（1966）認為從“財富之父”威廉·佩蒂 1691 年左右在對一國財富進行評估并首次試圖估計勞動力的價值開始，人力資本這個概念的雛形逐漸被許多經濟學家既非為了估算人力資本回報率也非一些特定的目的而持續在文獻中提及，并逐漸在經濟學各領域得到發展。第一位指出教育是一種具有可獲得收益性質的投資行為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斯密認為資本的積累、就業人口的增加和技術進步是構成經濟理論發展基礎的三個重要要素，經濟在這三個要素的循環作用下成螺旋型上升。其中，斯密特別強調了國家財富的源泉是勞動者的熟練技術與技巧，而勞動者為了提升自己的技術和技巧必須付出一定的學習成本，但這種成本在日后的工作中會得到償還并獲得利潤。直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對教育投資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闡述了教育對一國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專業技能的提高對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的提高至關重要，而專業技能提高的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加大教育投資，提出了“用于人的教育的投資，是最有效的投資”。但 Kiker（1966）認為馬歇爾因人不可交易和市場化而覺得“不切實際”而摒棄了“人力資本”這一概念。熊皮特是馬歇爾之后再度重視教育投資的經濟學家，他提出要通過掌握知識和技術來實現技術創新，主要靠教育，教育雖然不能增加勞動供給，但能提升勞動力的素質。二戰之后，世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期，各國開始潛心致力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以日本和德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致力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和教育制度的發展，因此經濟恢復迅速，而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從國外引進大量物質資本，但經濟發展仍不見起色。這讓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光注重物質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強調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于是關于人力資本的研究開始如雨后春筍，大大促進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直到 Schultz（1960）“人力資本”學說的提出，才正式開創了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新紀元。Schultz 在傳統理論無法解釋國民收入增長與國民資源增長之間的缺口時，發現并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是當今時代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國民產量的增長比較土地和按人時計算的勞動量以及能再生產的物質資本的增長更大，這種情況已經普遍可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大概就是這個差額的主要說明”。多年研究之后，他進一步指出：“人所獲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釋的生產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其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來自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二，教育主要通過促進人們處理不均衡狀態能力來促進經濟發展；三，有效分配和利用時間的能力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四，教育是促使個人收入分配平等的重要因素。

在 Schultz 的基礎上, Becker（1987）將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領域延伸到微觀家庭領域，他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作為一種非實物資本投資，不僅僅只包括日常的學校教育，還包括工作培訓、醫療和移民等，這些投資都對人的綜合素質具有一個增強作用，主要體現在增強人們的工作效率和知識水平，讓人們保持身心健康，并通過綜合素質的提高，給人們帶來更高的貨幣收入和心理收入。Becker 在人們進行人力投資是為了福利最大化這一假設前提下，通過構建年齡-收入曲線與財富最大化模型，探討了完整的生命周期中人們是如何合理安排自身的消費支出、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工作。同時，他還填補了馬爾薩斯和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理論缺陷，將與經濟增長息息相關的人力資本作為模型核心，更好的解釋了人力資本、生育率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Becker 所構建的人力資本微觀邏輯基礎，為我們研究家庭經濟行為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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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城鎮家庭教育支出決定因素分析.......................13

3.1 模型設定、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13

3.1.2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13

第四章 擴展討論與檢驗.........................20

4.2 城市人口規模是否顯著影響家庭教育支出.............. 21

4.3 夫妻雙方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差異分析.................... 22

第五章 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的影響分析..........24

5.1 特征事實觀察................................ 24

5.2 家庭教育支出對其他消費支出影響的實證分析....................... 26

第五章 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的影響分析

5.1 特征事實觀察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統計口徑，我國將居民消費支出分為 8 大類，分別為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教育文娛及服務、居住、雜項商品和服務，但我們的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UHS)是將居民消費支出按照商品或服務的用途進行分類，包括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服務、其它商品和服務等八大類。雖然稍有偏差，但總體上還是與《中國統計年鑒》統計口徑一一對應的。下面我們將采用 2002-2012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分項消費支出數據來分析近期我國家庭消費支出的結構變化趨勢。

圖 5-112展示了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比中排名前三項的變化趨勢，其中人均食品支出呈現明顯的逐步下降趨勢，從 2002 年的將近 40%下降到 2012年的 35%左右，這表明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水平正逐步提高，溫飽問題得以基本解決。同時隨著近年居民對汽車等交通工具的需求增加，且通訊技術的不斷提高，交通和通訊人均支出占比則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而教育文化及娛樂人均支出占比自 09 年以后基本持平，但結合圖 3-1 的人均教育支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我們可以發現娛樂人均支出占比其實也是略有上升。圖 5-1 展示了城鎮居民其余 4項人均消費支出占比的變化趨勢，其中衣著人均支出不降反升，居住支出人均占比在 2009 年達到峰值后，隨著近年來居民住房需求的逐漸飽和，開始略有下降。而醫療保健與家庭用品及服務均在 2004 年有一段增長趨勢，但 2010 年后均不存在明顯變化趨勢。總體來說，我們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呈現明顯的升級趨勢，但由于家庭教育支出在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比重較高，并在我國存在強制性的特點，且伴隨著人們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逐步重視，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到底是存在替代效應還是互補效應，以及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到底如何面對家庭教育支出的攀升來調整其消費支出結構，這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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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6.1 結論

本文基于人力資本理論，利用中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六個省份與直轄市2009 年與 2002 年的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對家庭總教育支出與主要分項教育支出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與擴展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2009 年家庭教育支出行為及其消費支出與戶主年齡之間的關系呈現顯著的倒“U”型特征；女孩比男孩將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但 18 到 22 歲子女人數占比對家庭教育支出行為及其消費支出存在顯著負效應；戶主受教育程度較高、戶主就業以及已婚的家庭發生教育支出的概率較高且家庭教育支出也較高；國有部門就業人口占家庭總人口比增加將顯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行為發生的概率和家庭教育支出；但家庭就業人口比與家庭發生教育支出行為及其消費支出存在負相關關系；此外，我們并未觀察到戶主是否為漢族、戶主是否為女性、戶主是否擁有住房與家庭教育支出行為及其消費支出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2）采用 Tobit 模型對 2009 年主要分項教育支出實證結果顯示，各分項教育支出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對培訓費支出的影響最大；戶主為女性和家庭擁有住房僅和培訓費支出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從年度對比來看，2002 年家庭教育總支出的收入彈性要大于 2009 年的家庭教育總支出收入彈性，且收入彈性大于 1，故相對于 2009 年家庭的教育的消費支出已經屬于生活必需品消費支出而言，2002 年家庭教育支出對大部分家庭來說仍然屬于奢侈品；2009 年戶主受教育程度對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主要分項教育支出的影響普遍高于 2002 年；另外其他變量的影響效應也存在顯著差異。

（3）2009 年城市人口規模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顯著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即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能夠顯著促進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

（4）總體而言，家庭中妻子對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顯著大于丈夫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受夫妻教育年限方面，妻子受教育年限占比與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妻子和丈夫就業對家庭教育支出有顯著正影響，且影響系數差別不大。

（5）總體而言，我國家庭教育支出對生存型消費的抑制作用正逐漸在降低，比如家庭食品支出、衣著支出；且對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正逐步初顯，比如交通、娛樂支出；但低收入家庭仍然難以擺脫家庭教育支出負擔過重的困境；而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其他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則主要體現在中等收入及以上家庭。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