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代表實體經濟“晴雨表”的股票市場也在穩定有序的發展，作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中國股票市場在快速發展的同時，股票的波動性使得企業債權人、投資者、潛在投資者、政府部門等都更加關注企業對外信息披露的載體—財務報告。財務報告作為利益相關者獲得財務信息的重要途徑，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利益相關者為了深入了解股票市場的穩定性，對財務報告信息準確性以及穩健性的關注也不斷升溫。

被稱為上市公司年報補丁的財務重述，是上市公司對以前公布的財務報告進行的重新表述，以對以前年度財務信息的補充更正為方式，以提高財務信息的完整性、真實性為目的。據統計國內外財務重述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2001—2007 共 7 年時間里，A 股市場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就有 613 家，占 A 股上市公司總數的比重達到了 38．68％；2005—2007 三年里，我國年報發生重述的公司占 A 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過了 15％；在2010—2015 年間上市公司發生了可查的 11000 次補充與更正報告，僅 2015 年一年就發生了 3743 次補充與更正，六年里涉及重大會計差錯的有 176 起，其中具有研究可行性的財務重述報告 111 次，數量之大令人深思。GAO統計表明，國外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數量從 2002 的 265 家驟升到 2005 年 9 月的 439 家，不足三年的時間里成倍的增長；僅從財務重述發生的次數看，在美國資本市場中發生的財務重述公告數從  1997 年的  90  次飆升到  2006  年的  1577  次，2001 年安然欺詐案件以及 2002 年世界通訊跨國財務作假等案件的揭露，使得財務報告的準確性以及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受到了沖擊。隨著財務重述現象的日益嚴重，加之我國對財務重述的法律規范仍有待完善，存在大量無視財務重述規范性，隨意進行財務重述的行為，這使得規范財務重述的呼聲越來越高，對財務重述的監管也引起關注，人們對財務報告的質量開始提出質疑，對財務重述的探究也越發深入。

股權激勵是所有者向員工發放的股票形式的長期激勵，作為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重要方式之一，股權激勵以調動員工積極性為基礎，以經營者與所有者利益最大程度一致性為宗旨，以減少經營者對盈余的操縱為直接目標。但在安然事件之后，美國《Fortune》雜志將股票期權認定為“財會欺詐的始作俑者”，至此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關系可見一斑。國外關于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關系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我國的股權激勵在經歷了分置改革、法律界定等步驟后才逐漸步入正軌。2005 開始進行股權分置改革，2005 年末證監會發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這標志著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正式建立，進入有法可依階段，這使得進一步深化股權激勵研究，完善股權激勵政策，優化管理層治理結構逐漸被提上日程。之后，企業開始大量推出基于股價的（股票期權、股票增值權）以及基于業績的（限制性股票、業績股票）各種形式的股權激勵。使得學者對股權激勵的研究具有了可行性。由于股權激勵政策在我國的起步較晚，其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有待完善，基于此本文選取了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關系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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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

發展迅速的股票市場使得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開始關注財務報告的質量，而財務重述的日益頻繁使得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對財務報告真實性的不信任程度逐漸加強，為了資本市場的健康有序運行，對財務重述的研究逐漸被關注起來。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層面的定性分析，缺乏實證研究，本文在參照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財務重述的原因進行了歸納總結，一方面來自于資本市場壓力，，另一方面來自于股東與管理層的相互牽制。

來自于資本市場的壓力主要是保持高盈余增長以籌集到資金，也即融資需求和避免退市的壓力，這要求上市公司有良好的經營業績，也給上市公司采取激進的會計政策導致財務重述創造了動機。然而，在來自資本市場的壓力無法完全解釋財務重述的國際普遍性和越演越烈的趨勢時，財務重述的內部原因——股東與管理層的牽制逐漸成為了研究的焦點。股東與管理層內部牽制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分為重述動機以及重述可能性兩大類。管理層主要有兩方面的動機進行盈余操縱，一方面來自股東要求管理層提升業績的壓力，另一方面來源于股東給予管理層的基于報酬契約激勵，短期表現為工資，長期表現為股權激勵。股權激勵是解決代理問題的重要方式，但運用不當也會加重代理問題，因而股權激勵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管理層錯報財務信息的動機。重述可能性也即公司治理層面的動因，在委托代理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下產生。代理理論下管理層和股東利益不具有完全一致性，管理層可能為了自身利益操縱盈余，而不讓股東察覺。信息不對稱理論下，股東獲得的財務信息要遠遠少于管理層掌握的信息，不能很好地確認財務報告真實與否，這也為管理層操縱盈余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從財務重述的內部原因入手，結合財務重述可能性（委托代理關系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并借鑒以往學者來自公司治理角度財務重述可能性的研究，選取基于報酬契約的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關系進行探索研究。

文章寫作基本思路架構參照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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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2.1 文獻綜述

據收集的文獻分析，目前國內外關于財務重述的研究涉及的領域比較廣，主要集中在財務重述的影響、財務重述的影響因素以及財務重述的動因三方面。關于財務重述動因的研究較為集中，歸納起來主要有財務重述的動機以及財務重述的可能性兩大類。財務重述的動機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層報酬、企業融資、企業虧損及管理層變更四部分，關于管理層報酬自利性的研究，其中涉及較多的有基于報酬契約的股權激勵，本文主要研究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關系，因此僅對相關方面的國內外文獻進行闡述。

2.1.1 國外文獻綜述

有些學者認為實施股權激勵導致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大，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相對于未發生財務重述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可能性更大。Warfield and Cheng實證研究發現公司內部人拋售股票與對 CEO 的股權激勵有著較強的正相關性，這體現在股權激勵可能會造成股價的下跌，導致內部人提前拋售以防套牢，究其根本是隱藏的會計盈余行為。Kedia  and  Burns通過計量管理者持有股票期權的數量，發現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相對沒有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重述公司實施了更多的期權，實施股權激勵的可能性更大。Watts  and  Smith認為基于股票、期權激勵方式的薪酬契約在一定程度上把公司的績效與管理層薪酬結合起來，但也使得經營者盈余操縱的可能性加大，迫使股價短期內得到提升以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他認為財務重述是較受關注的因素之一。Efendi通過研究 95 家上市公司發現，財務重述的發生與 CEO 股權激勵與否有顯著的相關性。

關于股權激勵程度與財務重述關系的研究，學者們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有部分學者認為隨著股權激勵比重的升高，上市公司更有可能發生財務重述，且重述涉及的盈余會隨著激勵比重的升高提升。Harris and Bromiley通過分析 6 年間 434 家財務重述公司，發現持有更高股權激勵比重的上市公司更容易發生財務重述。Kedia連續兩年通過實證，先后選取了 1500 家上市公司以及 224 家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相應選取配對的公司，數據顯示重述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行權程度比選取的配對樣本公司多行權 20%-60%，而且在重述公司中，重述的相關盈余與行權數量正相關，Efendi研究發現財務報表發生錯報的概率會隨著管理層持有價內期權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層為了達到股權激勵條件而進行內幕交易，更改財務數據，采取激進的會計政策等行為增加了財務重述的可能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隨著行權比例的加大，造成的財務重述效果越嚴重。Fama等學者通過研究也發現持有的股權激勵比重更高時，在有限的時間范圍以及監督懲處方案下，管理層鑒于所有者與監管者信息的不對稱性，進行謀取私利高報利潤的動機更大，產生會計差錯引發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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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念界定

2.2.1 股權激勵

股權激勵在我國處于起步發展階段，2005 年《公司法》規定當公司將股份作為激勵發放給內部員工時，公司可以回購股份，這一規定解決了股權激勵的股份來源問題，為股權激勵的實施掃清了法律上的障礙。2005 年 12 月 31 日，證監會出臺了《管理辦法(試行)》，這標志著股權激勵制度在我國正式拉開實施帷幕，并得到了法律上的最終認可。該《管理辦法(試行)》成為了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指引性文件，使得股權激勵的實施有法可依。至此，我國股權激勵步入政策法制化，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步實施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等各種形式的股權激勵，這為股權激勵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股權激勵是股東為了更好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建立的一種以股權作為激勵方式的長期激勵方法。按照激勵對象可分為高管股權激勵和普通員工股權激勵。國內眾多學者將高管股權激勵界定為管理層持股，但實際上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從組成部分看，管理層持股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來自與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是以本公司股票為基準對管理層進行的中長期激勵；二是管理層受讓原公司股東的股份，指公司股東將自身持有的部分股權轉讓給管理層；三是公司以增資的方式定向增發股份，管理層進而取得公司股份。也就是說，高管股權激勵是管理層持股的來源之一。

考慮到目前我國的股權激勵主要針對管理層，以及本文是從報酬契約入手研究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關系，加之管理層自身與財務重述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文所探討的股權激勵是指針對管理層的高管股權激勵，是股東為了調動管理層積極性建立的包含基于股價模式和基于業績模式的一種長期激勵方式。本文指的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是指實施或欲實施股權激勵計劃，而本文將欲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定義為股權激勵計劃已經通過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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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 15

3.1  研究假設 ............................ 15

3.1.1  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可能性關系假設 .............. 15

3.1.2  股權激勵程度與財務重述關系假設 ................... 16

4  實證分析 ................ 24

4.1  樣本選取 .......................... 24

4.2  描述性統計分析 ............................ 24

5  研究結論及建議 .......................... 31

5.1  研究結論 .................... 31

5.2  研究建議 ....................... 31

4 實證分析

4.1 樣本選取

本文研究的財務重述是關于年度財務報告的會計差錯，而不把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以 2010—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為研究對象，將樣本范圍限定在滬深 A 股市場補充與更正報告中出現“會計差錯”項目的公司。經搜集整理，在  2010—2015  年間，共發生了  176  次關于會計差錯的補充與更正，其中剔除半年度季度的公告  23 次，專項說明 7 次，未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 1 家 2 次，st公司 6 次，sst 1 次，S*ST5 次，*ST20 次，1 家搜不到數據，財務重述年度剛成立的一家，一共有 105 家公司的 111 次針對年度財務報告的財務重述。鑒于財務重述的無規律不頻繁性，進行隨著抽樣的可行性不大，而且若將這 111 個樣本與所有未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進行對比，會因為缺乏財務重述樣本的參照系而失去意義，降低了研究的可信度。因此，本文依據行業、年度、資產規模以相應選取了  111 個未發生財務重述的配對樣本。

財務重述的樣本來自巨潮資訊網中的 A 股滬深兩市補充與更正公告中的會計差錯報告，由于財務重述具有滯后性，參照以往學者的研究，自變量指標選取重述年度前一年數據。財務重述部分數據參考公司的年度報告以及銳思數據庫系統，也有部分數據是從證券交易所發布的公告取得，為了盡可能減少人為判斷帶來的失誤，本文一方面進行了集體討論來避免異常數據的混入，另一方面采用了多人勾稽核對的方法確保選取數據的可靠性。控制變量中的行業控制變量按照證監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進行分類，非行業控制變量相應數據從 CSMAR 數據庫摘錄獲得。在選取財務重述公司樣本時，首先剔除季報和半年報的財務重述報告，其中配比公司選取了同一行業，且資產規模和財務重述前一年公司的資產規模類似的上市公司，剔除了財務數據缺失的公司、金融保險業、取消上市資格的公司、預案公告實施股權激勵當年即取消的公司、st 和 pt 類公司。為便于分析，本文將 t 年度財務報表被重述的上市公司定義為財務重述樣本，采用spass17.0 統計軟件對 222 個統計樣本進行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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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結論及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我國  A 股上市公司 2010-2015 年間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為研究對象，結合相應的配對樣本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

（1）關于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可能性研究發現，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比沒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機會更大。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有較大的相關性。

（2）關于股權激勵程度與財務重述的關系，發現在股權激勵程度較低時，隨著股權激勵比例的提高，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降低，也即在股權激勵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激勵程度的增加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財務重述現象的發生，股權激勵程度與財務重述協同效應發揮主要作用。當股權激勵程度較高時，隨著激勵比重的增加，財務重述發生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即在股權激勵比重較高時，股權激勵比例與財務重述的塹壕效應發揮主要作用。

（3）研究發現在不同的領導權結構下，股權激勵程度與財務重述的關系存在差異，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利益協同效應在兩職分離時效果更顯著，股權激勵與財務重述的塹壕效應在兩職合一時更明顯。當股權激勵程度較低時，隨著股權激勵程度的增加，財務重述發生的可能性減弱這種情形在兩職分離時更顯著，相應的，在股權激勵比例較高時，隨著股權激勵程度的提高，財務重述發生的可能性增強的效應在兩職合一時更突顯。

（4）對于本文的控制變量，研究發現，公司規模、盈余增長率、周轉能力、股權集中度、監事會規模、與財務重述呈現負相關關系。公司的成長性、資產負債率、獨立董事比例與財務重述正相關。說明來自于公司內部治理的監督（監事會規模、股權集中度）以及外部監督制約（審計意見）對財務重述的影響較為顯著。此外，良好的經營狀況，健康的運營方式，有效的融資方案以及健康的資金結構（公司規模、盈余增長率、周轉能力、資產負債率）對于財務重述的影響也很顯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