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me”出自英國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在《擴展的現象型》(1982年)中，道金斯把生物世界生命中的“基因復制”這一本質現象的分析運用到對人類文化演進機制研究中。把“文化傳播單元”和“行為模仿單位”稱作“meme”。

　　該詞源自希臘詞“mimeme”。道金斯刪除了希臘詞“mimeme”中的詞根“mi”而構成了“meme”。

　　這樣一來，“meme”既與英文單詞“memory”相近，又與法語“meme(同樣、自己)”拼寫完全吻合 。據道金斯，meme這一概念所指和可指甚為廣泛，諸如音樂旋律、某一觀念、能被人們接受的新名詞、流行服裝式樣、瓦罐和瓷器形狀、建筑風格、科學家或思想家的某一見解或理論，以及宗教信仰中神的概念和圣人的箴規等等，均可視為摹因。換言之，在文化體系內部，任何一個能向人傳播并能自我復制的微觀文化單元都是摹因。文化會以摹因的形式代際相傳，這一過程從歷時角度來看就是文化濡化。因此，文化濡化從實質上來說就是使人接受某種文化摹因從而型塑他的文化“品格”并使其“文化化”的社會機制過程②。

　　如同種子生長離不開土壤、水分、空氣、陽光等，一個人的成長亦必有其背景。作為2O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之父”、世界著名的結構主義大師和現代音樂先驅的趙元任先生，他融會古今、貫通中外、橫跨文理、精通音樂，當然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法國史學家和批評家丹納(HippolyteAdolphe Taine)曾經強調種族、環境和時代三原則對偉大藝術家成長所起的作用④。因此，本文以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為視角，從家庭濡化、地域文化和社會氛圍三個方面著重分析文化坐標系中影響趙元任先生的中國文化摹因。

　　一、家庭濡化“濡化”由美國人類學家赫斯科維茨(MelvilleJean Herskovits)在《人及其工作》(1948年)中首先提出，該詞的英語含義有“在文化中”或“進入文化”的意思。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獲得和傳承機制。它關注的主體是人，指整體性的、作為傳統模式的文化與人類個體在成長中人格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是一個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人類個體適應其文化并學會完成其適合其身份與角色的行為過程 。在文化的濡化過程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著濡化的內容、方式和結果。尤其是家庭內部的耳濡目染，對每個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為被影響的人來說，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影響，并不會刻意注意，甚至不易覺察到，但影響非常深刻。趙元任生于清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日(1892年l1月3日)天津紫竹林的一所深宅大院@。他的六世祖趙翼乃是中國清代詩人、史學家、進士，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合稱乾隆三大家。其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廣為流傳。

　　其祖父趙執詒是同治年間舉人，曾做過冀州直隸州的知州等。父親趙衡年，曾中過舉人，能吹笛弄簫，也是位多才多藝的人。母親馮萊蓀，是一位世家女，很有才氣，能寫詩填詞，寫的一手好字，還善昆曲，能唱能吹，這對趙元任以后喜歡音樂、成為有名的音樂家影響是很大的。在蘇常一帶她對于昆曲有專長，不過在那時一個女人根本不興把這類專長宣露給外人知道(她的外甥和侄女們以后在北京都是出名的昆曲家，如龐敦敏等)，因此元任也有音樂的天賦。至于他的音韻學大約也是家學淵源 。由此可見，其濡化過程中家庭教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吳天義文 化濡碲化憶吳地文化的區域包括蘇南的太湖流域以及上海、浙北等江南地區，其中蘇錫常一帶是吳文化的發源地與核心區域。吳文化具有尚武崇文、外柔內剛、厚德載物、經世致用、海納百川、兼收并蓄、詩性智慧、詩性精神、詩性生活和詩性文化等特征。這里有為之士可謂燦若繁星。吳地是一塊神奇的“文化富礦”，出現了許多引導時代潮流的思想大師和文化巨匠。近當代有華羅庚、周培源、茅以升、錢學森、錢偉長、竺可楨等科學家，陳去病、柳亞子、朱自清、顧頡剛、葉圣陶、費孝通以及陸文夫等文化名人，梅蘭芳、周信芳、趙丹等著名表演藝術家④。根據周欣所著的《江蘇地域文化源流探析》，“從歷史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看，蘇州是吳文化的中心，無錫和常州可以看成是吳文化的亞中心”。身處該文化中心的趙元任先生，自然會受吳文化這一摹因的濡化。趙先生的身上深深烙下了吳文化這一摹因印跡。筆者認為，他體現了吳文化學術以下特征：

　　第一，兼收并蓄，重視吸收不同文化營養。首先，趙先生自幼便游歷、體驗不同文化摹因，吸收、比較方言摹因。具體講，趙先生雖生于天津，次年到北京，四歲住磁州，五歲祁州，六歲保定，七歲冀州，八歲住保定，九歲住冀州，十歲回常州⑧。《趙元任生活自傳》中《我小時候說的話》那一節便足以證明。其中提到當時趙先生形象生動地模仿保定話“ha個東西fou咧田下咧”和學著冀州話“ chu遛chu遛”玩兒 。可見，孩提和少年時代，筆耕論文新浪博客，趙元任就開始特別敏感于各地方言的差異，并常常細加辨別和摹仿。其次，趙先生深受西方文化摹因的濡化。在美留學期間，雖相繼主攻數學、物理、哲學，但他興趣多樣，涉獵甚廣，尤其對于當時作為新興學科不斷成長的語言學始終抱有鉆研的志趣。1912年就讀康奈爾大學期間，他選修過音韻學課程，他回憶道：“學了國際音韻字母，使我大開眼界，也大開耳界。以后在哈佛大學我選修更多音韻學課程，興趣更為提高。”。9此外，趙元任借鑒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漢語。

　　4O年代，趙元任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語法，出版了中國現代語法學的奠基作之一《國語人門》。60年代，又系統地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這一西方文化摹因，對漢語的語法事實進行了全面的描寫和精辟的分析，出版了《中國話的文法》一書。該書至今仍是國內外稱引最多的漢語語法著作 。而1959年上半年，趙元任受臺灣大學的邀請，攜楊步偉第一次登上臺灣島。

　　2月2日至4月1日在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作語言學理論方向的系列演講。由于善于借鑒，從而使看起來枯燥無味的語言理論問題變得通俗易懂，妙趣橫生，揮灑自如，受到學生熱烈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