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屈原還是楚辭，與其說是矗立在歷史曠野的價值偶像，更不如說是橫陳于民族心理時空的神話符號和美學象征。作為仕人群落的道德化身和浪漫主義詩藝的巍巍昆侖，屈原與楚辭，一直都在時間的那一端召喚著后世的應答者與回響者。顏翔林先生的《楚辭美論》?，即是對屈原與楚辭這一超越歷史召喚的美學應答。

　　走進屈原與楚辭的精神空間，也意味著步人一種人格范式，登臨一種諍陛人生的生命境界。

　　屈原和楚辭，交融浪漫情懷、哲學運思、道德律令、審美超越等精神要素。也許只有與屈原大體一致的意識結構和心理模式的稟賦，存在著基本相同的人生旨趣和生命意志，才能深切體悟到屈原的詩性精神和藝術追求，也只有在生命價值與意義上對屈原有著高度認同的主體，才有可能對屈原與楚辭做出精湛和唯美的闡釋。令我們欽佩贊嘆的是，顏翔林先生和他的《楚辭美論》達到這種美學意義的對話。《楚辭美論》之所以能與屈原與楚辭達成情思的默契、心智的通融從而展開靈魂的對話與心性的交流，正是因為兩者精神肌理是同構的，生存脈息是同步的。顏翔林先生數十載寄寓學府，埋首書齋，養成了嚴謹素樸和理性沉思的學人秉性，但閃現著深厚的詩人、文人與哲人的風神。而闡釋和解讀屈原與楚辭，是其釋放生命詩性和哲學領悟力的一個心靈通道，是寫作主體張揚浪漫情懷和文人品性的途徑之一，也是作者宣泄審美理想和藝術追求的一種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顏翔林先生的《楚辭美論》，得以優游深入屈原與楚辭的精神空間，發掘其璀璨豐厚的哲學蘊涵、道德人格、藝術神韻、詩性風采，正是起源于研究者對屈原和楚辭有著思與詩交融的共鳴，《楚辭》文本則是一座溝通作者和古人，進行超時空心靈對話的橋梁。另一方面，研究者具有文學、美學、哲學等豐厚的學術經歷和專業背景，其開闊的學術視野、扎實的學養功底與廣博的學術積累，又使得《楚辭美論》對屈原和楚辭的解讀中，在充滿詩性和美感的同時，彰顯出凝重的學理與哲思。

　　詩歌是創作主體人格結構的顯影和心性修養的聚型，對于以“直抒胸臆”為美學標識的浪漫主義詩歌而言尤為如此。因此，《楚辭美論》對屈原這位東方華夏民族最富有浪漫情懷的詩人的心理情結進行邏輯分析和理論綜合，確立了論著的邏輯起點。透過“詩意地思，浪漫地言，最終選擇美學化地死亡”的形象表征，作者把捉到了潛存于屈原精神結構和創造心理的內里事實：孤獨情結、癡狂情結、戀美情結、死亡情結。作者既探究這四種情結各自的內在基質，又注目于它們之間辯證聯結的邏輯關聯，采取歷史主義和邏輯主義相結合的策略，經由分析、演繹和歸納、綜合的方法論，將孤獨情結界定為屈原的精神內核：

　　孤獨情結是屈原心理的核心結構和原初情結，它影響其他情結的形成及其功能。揭示與孤獨情結的事理邏輯和情感邏輯，是作者觀照和把捉其他三類情結的重心之一。對于癡狂J情結和戀美情結、死亡情結的生成機制，作者無不精到地指出：由于孤獨情結的主導性作用，屈原的心理平衡漸趨失調，產生了突變，呈現出癡狂的跡象，更因為詩人沉淪在孤獨的人生境遇，他的生命體驗和審美感悟更滋生出“后皇嘉樹，橘徠服兮”??等戀美情結，孤獨情結作為諸種情結的起始和核心，最終導致主體的死亡情結或死亡沖動的產生。

　　一個人精神生命的形成，自然與其先天性的本源因子存在著關聯，更與后天的外在生存情狀密不可分。由于外在事實的激發、促成，主體的內在氣質稟賦、心性修養、精神情懷才得以呈現彌散。因此，《楚辭美論》在以美學視野闡釋屈原的審美心理結構的同時，援引了文化學、歷史學、社會學、神話學、心理學等人文科學的思想資源，將其還原到客觀的歷史場域、文化環境中，得以全面與深入地把握屈原的靈魂品格，描摹出生命事實中的立體形象：政治家、詩人、哲人和失意人、孤獨個體、放逐者、精神貴族等復合形象。

　　“兩次放逐，流浪于荒涼僻遠的蠻夷之地，追憶故國和幻想未來的‘美政’，充滿對君王和蒼生的深情關切。然而，國破家亡的悲慘遭遇，筆耕論文，令詩人跌落對政治理想和人生價值徹底絕望的黑暗洞穴，最終選擇自沉汨羅”是屈原的顯在生命事實，《楚辭美論》緊扣這一顯在“文本”，讀取屈原的隱在“文本”，借助于對詩人的孤獨情結、癡狂情結、戀美情結、死亡情結等相互交融的心理構造的分析，揭示出屈原的深層精神和人格意義。

　　如同將孤獨情結視為屈原心理情結的內核，《楚辭美論》將詩人的政治生命看做是屈原悲劇人生的關結點和樞紐，從而展開對其生命情態的合乎邏輯的辯證理性的描摹。顯然，對屈原外在生命事實的掃描和內在精神世界的呈現，只是《楚辭美論》“作家研究”的基礎和依據，其邏輯終點在于展示屈原的詩性人生和哲學人生，也就是作為詩人主體的屈原“詩意地思，浪漫地言，最終選擇美學化地死亡”所噴薄的浪漫情懷、審美理想和生命意志。

　　作為中國文化原野上浪漫主義文學的高峰之一， “楚辭”是屈原的人格構型、精神稟賦、審美趣味、藝術理想的“話語形式”。雖然詩人自沉汨羅而“美學化地死亡”了，但其生命凝聚的唯美結晶——楚辭，卻留存著屈原行進在歷史之路上，成為永恒不朽的藝術意象。無論是詩人的綺靡傷情、朗麗哀志、奇詭惠巧的藝術天性，還是屈子對歷史、生命、美、價值、信仰的深刻穿透力的直覺領悟，無論是屈原對現象界最敏感直觀的心靈洞察，還是詩人獨立不徙、秉德無私、愛國憂民的實踐意志和崇高人格，九死未悔、上下求索、赴湘懷沙的充盈不屈的精神力量?? ，一切之一切，屈原的“內美外修”，都“書寫”于楚辭文本的話語之中。所以，《楚辭美論》將闡釋楚辭文本確立為論著的主體和重心。

　　顏翔林先生以美學家的身份聞達于學界。在美學理論研究上成就斐然，其懷疑論美學、后形而上學美學、死亡美學、莊子美學、當代神話美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顯示出卓犖精湛的理論素質和知識譜系，豐厚扎實的學養功底和充沛旺盛的思辨能力。然而，他還有著詩人感性氣韻的一面，《楚辭美論》對《離騷》《天問》《九章》《九歌》《卜居》《漁父》《招魂》等詩歌文本的解析品評，正是其敏銳的審美悟性和詩歌鑒賞力的有效應驗。然而，顏翔林先生畢竟是以學人的態度和動機探索屈原與楚辭，從辯證理性和歷史理性的綜合上，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美學原則，運用“中西參照、古今互證”方法，從學理層面深入地研究楚辭的詩歌話語，因而遠遠超出了感性鑒賞和印象式點評的層次。發揮主體的詩歌悟性和對文本的想像力，收獲細微的藝術體驗和審美感受，這只是《楚辭美論》作者“面對”和“處理”楚辭的基礎和人口，其學術旨趣根本在于從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的視野，運用傳統的訓詁、考據等方法，對楚辭文本進行新批評主義的“細讀”(close reading)，展開深人細致的具體研究，由此獲得一些新的美學觀點并作出進一步的邏輯推論。這構成了《楚辭美論》不同于其他楚辭研究著述的特質之一。

　　對于堪稱中華文化版圖上和文學園地里的藝術瑰寶—— “楚辭”，從西漢迄今，歷代學人對它進行了比較細致深人的探究。然而，顏翔林先生的這部《楚辭美論》，從美學視野對屈原和楚辭文本，進行了新的歷史語境的考查和闡釋，誕生了新的意義與價值，它至少還體現如下的幾個特性：

　　其一，著述將楚辭文本視為文化綜合體進行全方位研究。一方面，作者把楚辭確立為純粹的“美的對象”，以美學家的眼光探視其“美的規律”；另一方面，更是把楚辭理解為文學、歷史學、哲學、美學、文化學、神話學、宗教學、倫理學等聚合而成的精神產品，從多學科綜合的維度上進行深入細致的探索，由此作者游刃有余、駕輕就熟地對楚辭從事著既單科突進又綜合化成的“泛美學”闡釋。

　　其二，“文本研究”與“詩人研究”在論著中作為同一肌體的兩大結構，兩者相契相合，和諧呼應。以單篇釋讀為結構單元，建構起整體性的理論探索。詩人的孤獨情結、癡狂情結、戀美情結、死亡情結等心理結構，既是文本細讀以及相應的理論升華的依據與資源，又是文本研究的對象、動因和結果。如此而已，對每一詩歌文本的具體研究都含納、統攝于共同的邏輯框架之中，使得整個著述形成渾然一體的結構，同時獲得理論上的自洽性和合理性。

　　其三，以對前人研讀的辨析、評判為契機，最終確立自己的見解和發現。楚辭作為中華文明軸心時期的經典文本，任何人對它的體認和闡釋，都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感和學術史意識。《楚辭美論》操守著嚴謹的學理原則，作者始終敬畏歷史和尊重古人，能夠將諸種代表性的解讀，客觀地梳理分析，在經由歷史和邏輯相統一、感性和理性相結合考察之后，再以辯證邏輯的思維，綜合提煉出自己的觀點和思想。

　　其四，該著蘊藏著精湛深邃、嚴謹透徹的哲思，洋溢著空靈流動、詩意勃發的文采，猶如相輔相成的行進兩輪，令人賞心悅目。作者的瀟灑筆墨，行云流水般話語，以及敬畏前賢、仰慕古人的情懷亦使該著成為一個煥發詩性和美感的精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