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長恨歌》是王安憶的代表作,這部給她帶來巨大聲譽和影響力的長篇小說其實是重構張愛玲和海派某些小說的產物,這種對自己小說敘事策略的再次改弦更張,與張愛玲和海派某些小說明顯構成一種承傳和對話的淵源關系。《長恨歌》通過對王琦瑤從小家碧玉到弄堂少婦再到半老徐娘起起落落、悲喜無常的一生遭際來展現海派風格的“摩登女性的情愛秘史”,講述一個民間版本的“日常生活的浪漫傳奇”,但卻以僅僅關注此岸人生的日常細節、物質生活的市民哲學作為“迷茫人生的生命體驗”,揭示了當代作家的某種身份困境和精神危機。因此,厘定《長恨歌》的敘事策略,考察《長恨歌》的創作資源,對于反思當代文壇,意義尤為重大。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最初連載于《鐘山》1995年第2、3、4期,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2000年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王德威認定王安憶“為張的人世風景,真正賦予當代意義”,將其列為“另譜張派新腔”的內地作家“首選”。但王安憶在不同場合接受訪談、面對“影響的焦慮”這一共性提問時,卻刻意撇清和已成現代文學經典的張愛玲小說的某種內在聯系,甚至還在質疑學界給予張愛玲的文學史高度。一邊是官方對《長恨歌》文學經典化的著力運作,一邊是王安憶對張、王之辨的回避,這一頗為吊詭的現象,使得對這部小說再解讀成為必要。當我將目光重新回到文本自身時卻驚奇地發現,《長限歌》其實是王安憶重構張愛玲和海派某些小說的產物,這種對自己小說敘事策略的再次改弦更張,與張愛玲和海派某些小說明顯構成一種承傳和對話的淵源關系。
　　
　　一　一位作家和一代文學的體溫
　　
　　王安憶是當代著名作家,但又超越了作家身份本身,成為中國文壇的一個標桿性品牌而難以被歸入單一的類群。她以其短篇小說集《雨,沙沙沙》中的“雯雯系列”初登文壇并引起讀者和評論家注意。有過插隊經歷、耽于幻想的“雯雯”等女孩與她的個人生活構成明顯的同構性,這種以相對有限的生活經驗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觀照現實人生的現象,在中國文壇是普遍存在的。王安憶后來在回顧這個階段的小說創作時總結說,“我寫小說正處于一個類似童年時期的協調一致的情境之中,我要傾訴的情感帶有自然的形態,好比瓜熟蒂落”。隨后的《本次列車終點》、《庸常之輩》等小說描述的都是返城知青的煩惱人生,雖仍有“雯雯系列”的痕跡,但畢竟已開始直面現實,暗合了當時反思文學思潮。1983年,王安憶隨母親、著名作家茹志鵑赴美參加為期四個月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1985年問世的中篇小說《小鮑莊》,被評論家視作“尋根文學”的代表作。此后以婚外戀、純粹性愛、柏拉圖之戀為母題的“三戀”系列以及《崗上的世紀》相繼發表,因其女性作家身份和性愛話語敘事,王安憶又被視作女性敘述甚至是女權主義的代表。《叔叔的故事》、《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等后來一系列作品,又熱衷于小說敘事方式的探索,《紀實與虛構》還被看作是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作。王安憶對此曾有過自己的反思:“我現在對所謂個人自傳和紀實的東西越來越缺乏信任感,我竭力追求某種形式的東西,類的東西,超出經驗的東西,直接地說,就是虛構和抽象的東西。”通過盤點可以清楚地發現,王安憶風格多變的創作實踐,與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發展始終與時俱進地保持著同步的態勢,她的小說文本幾乎成了觸摸一個時代文學體溫的利器。王安憶的頻繁變臉,彰顯了她敏銳的藝術直覺和高揚的探索精神,同時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她不甘程式化的自我焦慮。
　　1995年,《長恨歌》橫空出世。在正式解讀這部給王安憶帶來巨大聲譽和影響力的長篇小說之前,我們有必要還原當時甚至更早些時候“張愛玲熱”這一文壇熱點現象。20世紀80年代初,塵封了多年的張愛玲小說在內地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夏志清的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愛玲的推崇引起內地學人的關注。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4)論及“孤島”與淪陷區文學時,用了八百余字篇幅來寫張愛玲,這是將張愛玲首次寫入內地的文學史,在學術研究層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隨著研究的推進與開掘,文學史已經基本完成對張愛玲小說經典化的論證過程。在出版界,人民文學出版社原本刊印了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百花文藝、花城等多家出版社接連出版了張愛玲的小說集,“看張”、“讀張”成一時之風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進人轉型期,世俗化進程迅猛加快,消費文化驟然興起。出版界可謂把準了社會公眾閱讀心理的強勁脈搏,安徽文藝出版社推出四卷本《張愛玲文集》,加上富有中國特色的侵權盜版,印數和受眾無法精確統計。1994年轟動一時的文學大師重排座次這一文化事件,客觀上讓張愛玲的人與文更為遠播。1995年9月,張愛玲海外黯然謝幕,再次引發“張愛玲熱”。張愛玲日益為內地讀者接受,其根源在于她感性的人生體驗和理性的藝術追求與當時的宏大敘事退隱、日常生活突顯的文化語境實現跨越時代的對接,同時也與當時的消費懷舊的社會風潮形成合乎時宜的契合。《長恨歌》即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作、出版和得到讀者、評論家接受的。
　　王德威先生可以說是最先敏銳地洞察到了《長恨歌》與張愛玲小說文本的某種精神關聯,但這種印象式的妙悟點評畢竟缺乏精細的學理論證。近年來亦有不少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涉及到了王安憶與張愛玲的比較,但大多流于人云亦云以致少有創見。實際上,當我們試圖把握一部小說文本時,最直接、最靠譜的方法就是回到文本自身,首先厘清作家在小說中到底在講述著什么。
　　
　　二　尋情記:摩登女性的情愛秘史
　　
　　《長恨歌》究竟展示了一個怎樣的敘事圖景?這是解讀這部作品的問題關鍵。但令我深感困惑的卻是:不管是“城市的肖像”、“現代性寓言”還是“解構的‘典故”’、“反浪漫的懷舊戀語”,抑或是“女性經驗與女性敘事”、“以女性風情閹割女性主體性”,這種意義的“增值”,雖有片斷的局部真實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僅憑直觀感覺印象造成的誤讀,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說原本要表達的“摩登女性的情愛秘史”這一主題。如此浮躁的情緒心態,使得解讀本身變成了“意義”對“意義”的簡單取代,而不是出自于研究者靈魂深處的生命體驗。這無疑是藝術審美的巨大悲哀!
　　讓我們還是先把視域回到小說的具體文本。在《長恨歌》如細水般流淌的二十九萬言中,我注意到一個貫穿小說始終的、十分重要的象征意象——“夾竹桃”。之所以將“夾竹桃”這一景物意象單列出來特別強調,就是因為這個幾乎被人為忽略的意象,不僅體現著《長恨歌》的情節主線,同時也隱含著王安憶的創作資源。如果對“夾竹桃”意象視而不見,那么我們對于《長恨歌》的解讀和釋義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嚴重偏離文本的主觀性“誤讀”。根據我的統計,“夾竹桃”意象在小說中一共出現14次。在開篇長達一萬二千多字對弄堂、流言、閨閣、鴿子的略嫌拉雜的自轉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