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港臺比較文學研究源于同一傳統中做“平行研究”的美國學派，又以跨文化的異質文學比較完成理論突破，憑藉闡發法為立身之本，形成準學派特色。本文以近期成果《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為例，對港臺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再研究，明確特色內涵，分析動態趨向，重點對叢書的核心問題，即閱讀方法和理論予以概括歸納，并對跨文化闡釋中引發的相關話題作出解釋。
　　關鍵詞：《香港電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
　　　　作者簡介：陳召榮，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西方文學。
　　
　　早在港臺比較文學研究高峰期的80年代，臺灣《比較文學叢書》由東大圖書公司陸續出版，共有11種之多。主編葉維廉在序言里指出，這套書的主要方向就是企圖在跨文化、跨國度的文學作品及理論之間尋求共同的文學規律、共同的美學據點的可能性。香港譚國根教授的研究，是這一方向的延續、深化和綜合，他強調為文學的國際關系畫出一個圖譜，為文學畫出世界秩序。比較文學就是在不同文化、經驗中尋求其中的秩序，進行系統的研究。他認為：“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要懂很多文化和語言，這是很難做到的。人們往往指責西方學者以歐洲為中心，研究方法和重點都放在歐洲，但事實上，他們也有實際的問題要面對，因為東方的文化和語言傳統屬于另一個系統，另一個秩序。所以他們認為東西方文學缺乏比較的基礎”(蘇暉17)。但就像學者們所說，沒有東方的世界比較文學是殘缺的，是文化沙文主義的文學表現。
　　譚國根教授的著述尤其注重意識形態分析，從性別話語權力、英語的殖民色彩到主體建構政治，整體透視現代中國文學的變遷過程，在更深層面分析了英語全球化過程中亞洲的英語化，同時也敏銳地看到了英語的亞洲化，筆耕文化傳播，并且在“《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緣起”中指出了“西方式的分析思維配以語言的英語化，是當代亞洲學術的新轉向”，而且進一步認為：“這種趣向恰巧與比較文學提倡的跨語言、跨文化研究相配合。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本國文學研究中，都有應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泛稱為西方方法在東方文學研究的應用。……《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的構思就是為了展示近年西方方法在東方文學文化研究上的應用……是以東方文學作品檢定西方理論的應用。中文大學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所以享譽國際文學界三十年，就是因為其對西方方法提出批判性的挑戰和修訂(轉引自高辛勇218)。
　　叢書涉及中西小說比較閱讀、中國傳統文學的修辭藝術、臺灣詩歌、日本電影和中國戲曲與樂論研究。研究團隊由港臺和美國高校華裔學者組成，這是一支在東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匯的激流中崛起的知識群體，這些學者有著共同的學養基礎，目標明確，風格相近，旨在尋求中西文學互釋、互照、互補和溝通對話的文學批評新途徑，并且通過凸顯自己的民族文化個性，來求得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權利，找到自身的位置。叢書系統而全面地實踐了有地域特色的比較文學研究，矯正西方中心論者過分強調東西文化差異的偏激，從“世界”與“本土”的比照關系視角，演示了跨文化、跨學科比較研究之路的可行性與合理性，預示著東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的光明前景。
　　綜觀叢書的研究策略，首先突出的是港臺比較文學的闡發研究特色。70年代，李達三、朱立民提出用西方的批評方法來闡釋中國文學現象，遭到許多人的質異。后來古添洪、陳慧華以“中國學派”特點在“《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序”中再次重申，雖然仍有異議，但重心轉向學派之爭，結果是大多學者認同把闡發研究看作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或特征之一，只是在不斷地補充解釋中被“完善”為“雙向闡發”。現代闡釋學理論是跨文化文學闡釋的各種具體策略得以建立的哲學依據，這一點在幾部著作里都作了明確的認同。跨文化闡釋強調主體參與的意圖性解釋，肯定闡釋者意向性思考的合理性。這種思考可能只是一種推測，然而，文本原有語境的喪失使后視研究沒有了復活作者當時思想感情的可能，既是傳統的考據、訓詁仍有意圖推測之嫌。對于經典文本的閱讀來說，港臺地域文化與大陸和西方相對疏離的時空間隔對于傳統研究顯然是一種障礙，但對于現代跨文化闡釋卻是先天有利的條件。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的距離感，使解釋者脫離了與當時當地的聯系，避免受到來自功利的或解釋者自身的頑固的偏見的干擾，文本中間普遍性的東西才會顯現出來。港臺學者的雙向闡發研究，正是朝著這一目標的努力。
　　叢書的總體意向即在闡發理論的指導下進行多樣化的閱讀，其闡釋工作顯示出深厚的理論功底與觀念的前衛意識。一方面，像古兆申、高辛勇對本土文化、文學、文論和漢語修辭知識體系的捻熟；也有奚密、周英雄、鄭樹森、舒明對東西方詩學、電影和小說的深入而獨立的思考；更有學者們共同具備的東西方語言文化學養。而正是這樣的閱讀不僅使叢書的整體面貌宏曠博大，而且針對某一研究對象的闡釋及文本細讀又新意層出，無論是考據、引證、比較和一般性解讀都能信之鑿鑿。從另一方面看來，創造性文學閱讀的功用，在東方文學已經在世界文學中顯示了自身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之后，自然指向如何獲得西方文化的認同的問題?至少能更好地被西方學術界所理解。港臺學者的雙語(或多語)文化身份和雙重視角(本土與外位)，使他們成為跨越異質文化的有效的交流中介。相對于國內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出身的“鍍金”學者以及學習外國語出身的“海歸”，有著底氣更足的話語權，大多學者已習慣了的英文書寫也容易被西方學界認可。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存在之屋”，在兩間屋子里住了很長時間，對于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來說，體驗的真切和深刻總是超過了間接知識積淀和行旅后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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