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古希臘體育被認為是現代體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奧運會，其中蘊含的人文思想、哲學意味都被體育哲學各位論家詮釋、闡發。在此中，古希臘哲學思想與古希臘體育運動之間的關聯成為解釋的關鍵所在。在先前較多的研究中，古希臘體育運動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表現”、“實現”特定哲學觀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則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厘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臘體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臘哲學思想中蘊含的實踐智慧，對古希臘體育作哲學認識論層面上的詮釋，使之有著更為飽滿的哲學思考內涵是該文的思維導向。
　　 當在體育運動領域論及古希臘哲學家及其思想時，筆耕文化傳播，最常被引用的一個例證是古希臘為數不少的哲學家，尤其是偉大的師徒三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運動家，其中還不乏奧運桂冠獲得者［1］［2］。以此為依據，在較為寬泛的歷史文化層面來樹立體育運動在古希臘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強調古希臘哲學與古希臘運動在形成伊始所具備的緊密關聯。而在古希臘哲學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內涵和論述與古希臘體育運動之間的關聯則能開出另一條研究徑路。
　　 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說
　　早在古希臘時代，哲學被稱為“愛智慧”（希臘語為philosophia）［2］，意旨于對睿智的追求、熱愛。但是凸顯智慧的實踐性，換言之確定實踐智慧的內涵與意義的卻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區別為三類：“第一類是理論知識或科學知識；第二類是實踐的智慧、實踐的知識或者明智、審慎；第三類是技藝、技巧或生產的知識、制作的知識” ［3］（這三類分別對應希臘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關注的就是亞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實踐智慧這一概念。不同于理論知識，實踐智慧包含著倫理學與政治學，他們的研究目標是善和善的行為。國家和個人的善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而在實現善的過程中，實踐智慧作為“一種體現為行動的知識”即實踐知識，得到了凸顯。
　　 1.1 實踐智慧與實踐知識
　　 亞里士多德崇尚知識，崇尚求知的生活，“他堅信人類光輝燦爛的未來只有通過持久不懈的學術研究、逐漸積累知識才能達到，并因而告誡我們說，按照求知的欲望行事、實現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標，從事理智活動、進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且這種求知的過程——“一種從事智識活動并進行思辨的生活”，是一種人追求不朽的過程，是人最接近神的一種狀態［4］3。然實踐智慧中包含著實踐知識這一維度。通過挖掘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存在的知識因素，尤其是當擺脫亞里士多德所提到的第一個知識類型（理論知識和科學知識）的束縛后，古希臘體育運動中具備的實踐性知識，即亞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第二種知識類型（實踐知識）得以彰顯，這是實現認識論層面上對體育運動理解提升的一個途徑。
　　 然而實踐知識卻是豐富的，首先它是一種屬人的知識，更是一種“讓我們的欲望行正道”的知識。而如何“行正道”則與亞里士多德之后提出的兩個概念——權衡與直覺，及由這兩者構成的話語性知識和直覺性知識密切相連［5］。
　　 亞里士多德關注人的行為，尤其關注人行為的目的和方式這兩個方面，而由權衡形成的話語性知識就是解決人行為的方式問題，而由直覺形成的直覺性知識就是解決人行為的目的問題。
　　 首先在亞里士多德眼中，“實踐的智慧必須是一種能夠在與人類的善相關的事情上作出行動的合理的正確的狀態”［3］，而實現這一合理、正確的狀態就需要人來“整體性”地判斷“什么是對他有利的”［5］，這一行為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權衡。所以說“實踐的智慧的本質是權衡的”，且權衡的對象就是“那些我們并不永遠如此的事情，比如醫療、航海”。從對實踐智慧的界定出發，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著名的中道原則——以權衡的方式“在恰當的方式，對恰當的人，有所行動” ［3］，而并非是一種無原則的一味“折中”，同時這也是人最好的一種行為方式。
　　 而直覺來自于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思想。作為一位古典經驗主義肇始者，亞里士多德對感覺經驗在人的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的強調是必然的，但它同時也區別了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列舉的方式，即從“大量的特例中找到邏輯層面上的共同點”；第二種則是當人面對只能在整體中被觀察到的原則時，人的直覺體驗就至關重要，他便如斯定義了直覺理性——“區別于在推理過程中展現的邏輯理性”，而是一種“本質性的定義”［6］。所以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強調直覺與實踐經驗的重要性，重視人的參與過程和直覺體驗，更為甚之的是，直覺成為了直面本質的一種方式［7］，是跨越特殊到一般，從一般回歸到特殊的途徑［3］。所以通過直覺，人們就能把握行為的目的。
　　 1.2 實踐智慧的身體性
　　 在論述完實踐智慧中存在的實踐知識維度及其權衡和直覺兩個方面，但是真正要與個人和國家的生活發生關聯，知識和德性需要與個體發生關聯，那么身體這一概念卻在此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但由于哲學界的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關注多從倫理學和政治學的角度，身體維度存在一定的漠視，時至今日，對身體問題的關注已是炙手可熱，對亞里士多德對身體的描述的挖掘無疑有著對當今身體問題追根溯源的意義。
　　 亞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圖，雖然兩者都承認人身體的不完美性，但是亞里士多德卻認為身體是人實現“理智生活”的一個中介［8］。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有著兩個基本的界定。首先亞里士多德認為，“善已然被分為三個層次：一些被稱為外在的善，另外一些則與靈魂與身體有關”［9］13，與身體相關的善即可被認作是“身體的善”，其中包含了“健康、強壯、健美、敏銳” ［10］，而在現代看來這些描述靜態身體的形容詞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必須“在于行動”，“獲得奧林匹克桂冠的不是那些長的最漂亮和最強壯的人，卻是那些參與競技的人” ［9］，所以身體的行為是實現善的一個必要途徑，身體的善是實現幸福的必要條件。再者，亞里士多德并不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樣避諱身體的快樂，而相反他認為在身體的快樂中可以體現人“自制”的品德，并且這種“節制”的形成并不來自于道德、心靈的掌控，而更多的是身體快樂本身所具有的兩種特性：第一身體快樂能驅開痛苦，只有過度的身體快樂才能治愈過度的痛苦，是從快樂的匱乏走向正常的品質，所以毫無疑問是一種向善的過程；第二身體快樂是強烈的，是天生的。［9］
　　 可見，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中的權衡與直覺概念都在他對身體的闡述中得到體現和印證，如果沒有身體，直覺經驗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對身體快樂的正面肯定，實踐智慧的善就無法在個體身上得以實現。同時身體也是古希臘時期個人參與政治和公共活動的一張必要的門票，亞里士多德也說過，“身體丑陋的人，不是我們所說的善的人” ［9］，所以身體也是個體通向集體的一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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