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與規范相結合的三段論推理模式是以兩個嚴格分立的、時間先后相繼的行為（即先客觀中立地認定事實、再不帶政治立場地尋找法律）為基礎，然后以推論的方式作出判斷”[6]。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僅是我國訴訟法所確立的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而且是我國司法審判實踐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審判中運用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時，除了應該遵守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的一般規則外，還須注意以下事項：
    （一）有關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項
    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律規范，是關于某一類思維對象的一般性情況。其具體要求主要有：一是運用定罪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必須保證大前提是正確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應以我國現行刑法分則明文規定的某種犯罪的罪名定義為根據，既不能運用籠統的類罪名，也不能把數個罪名融合為一個罪名。但是，也有個別刑法條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顯定義的形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審判人員應特別注意仔細分析，把握該罪名概念的本質屬性和特征。不過，對于刑法中明文規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將其簡單化，因為，筆耕文化推薦期刊，我國刑法對罪名的定義，不僅僅是簡單定義，實際上還存在一種復雜定義。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運用復雜罪名定義作為大前提時，必須首先把它分解、細化為若干個直言命題，然后才能將復雜罪名的定義作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5條關于“過失犯罪”的定義就屬于這種復雜定義，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這一定義包括了“過失犯罪”的兩種情況，可將其具體分解、細化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和“已經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兩個直言命題。某種行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種情況，就可以定其為過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據需要選擇上述的任何一個直言命題作為大前提，認定某種行為是過失犯罪。二是運用量刑三段論法律推理必須做到大前提正確。因為國家法律條款是國家的法律規定，具有嚴肅性和相對穩定性，所以，要準確地援引法律條款。
    （二）有關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項
    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實。其具體要求主要有：一是運用定罪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必須做到小前提真實可靠。小前提是對犯罪行為特征的認定，應把握該行為的屬性特征，而且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既不能弄虛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運用量刑三段論法律推理時要求小前提對犯罪事實及其情節的認定必須準確。在刑事司法審判實踐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質的定性是否準確，又要仔細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節、法定的處罰情節和從重、從輕情節等。如果審判人員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證據判斷有誤，勢必會導致量刑三段論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虛假，從而導致量刑不當。
    （三）有關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中項的注意事項
    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的中項就是在前提中重復出現而在結論中不出現的概念。其具體要求主要有：一是運用定罪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時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實特征的中項與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項要保持一致。這就要求刑事司法審判人員根據刑法犯罪構成的理論，認真分析犯罪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主體以及犯罪的主觀方面四個犯罪構成的要件。因為任何具體的犯罪都有其必須具備的要件。比如受賄罪，根據法律條文的規定，其構成要件是：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故意；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侵犯國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廉潔性。如果所審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這四個要件，就應當定為受賄罪。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實特征與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說明中項沒有保持同一。二是運用量刑三段論法律推理時，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論法律推理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準確，而大前提中關于何種犯罪應處以何種刑罰又有明確的規定，這時量刑三段論法律推理的中項一般來說比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對于犯罪情節缺乏較為全面的分析，不能準確地掌握犯罪情節，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節嚴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節輕微，雖然犯罪性質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義不同，仍然應當認為是沒有保持中項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錯誤。
    實踐證明，法律推理是現代法治條件下司法審判得以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隨著法律技術日益專門化、職業化，作為刑事司法審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在推進法治化進程中日顯重要，如何在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正確地運用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以彰顯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審判人員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審判人員在運用具體法條對案件事實和證據認定時，必須通過嚴密的直言三段論法律推理將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有利于提高審判質量，有利于制約審判人員對自由裁量權的不當行使。只有這樣，刑事司法審判人員才能不斷增強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法治建設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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