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戰前的死刑廢止實踐。19世紀是資本主義的黃金發展時期，廢除死刑運動正是在這期間發展起來的。本瑟姆和羅米利在內的一些重要法學家參與到著書立作，為廢除死刑尋求進一步的理論支持。經過法學家的著書立作和宣傳，委內瑞拉、葡萄牙、荷蘭等國家開始廢除死刑。這是新老資本主義國家在死刑問題上采用共同規范的開始。但是這樣的良好發展勢頭并沒有延續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破壞了歐洲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秩序，筆耕文化推薦期刊，戰后各國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開始重用死刑。體系的不穩定容易回到“亂世用重典”的邏輯。另一方面，一戰結束后，極權主義在歐洲國家的上升也使得死刑重新復蘇。這一時期的死刑廢除運動處于低潮。極權主義與和平勢力力量上的此消彼長再次印證了死刑廢止與尊重個體生命權利的互為因果關系。遺憾的是這一點被廣泛認同是在人類經歷二戰的浩劫之后。戰爭的殘酷性使人們再次認真思考生命的價值，極權國家對死刑的濫用（如鎮壓國內反對勢力、大規模處決戰俘）充分暴露了死刑潛在的巨大危害。
　　（二）二戰后的國際死刑廢止實踐
　　二戰之后，死刑廢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體現如下方面：1、國際條約的訂立與體系化；2、相關國際組織的建立與推動；3、非資本主義體系國家的認同、接受或反對。下面試一一分析之。
　　關于1，涉及死刑廢止或死刑廢止價值認同的重要國際條約有《世界人權宣言》（1948），《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1964），《保證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護的保障措施》（1984），地區條約有《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它們共同構成了死刑廢止或限制的國際條約體系框。前面三個國際條約分別體現的是國際法對死刑制度從放任到限制再到進一步限制的趨勢，條約內容也逐漸由原則性到技術性、由粗泛發展為細致。這些國際法都有相當數量的簽約國，理論上來講，簽約國有義務切實履行承諾，所以從簽約國的數量和范圍這個意義來說，死刑廢止達到了前代從未有過的影響。
　　對于2，二戰后世界體系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國際組織的數量和類別的急劇增加。幾乎所以領域都有國際組織涉及。以死刑廢止相關組織為例，不能不提到聯合國和大赦國際組織。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組織，聯合國下屬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人權委員會會通過聯合國決議的方式表達對死刑問題的關切。成立于1961年的大赦國際更是積極致力于死刑廢止，它以限制直至廢除死刑作為其宗旨之一，提出了人人享有生命權，任何人都具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的理論主張，“死刑在根本上是殘忍、不人道與墮落的刑罰，并侵犯生命權。”而且從實際效果來看，聯合國或由于政治風險規避回避了對相關國家的批評，但是非政府組織——大赦國際卻不需要考慮這些，每年它都會發布專門年度報告，甚至抨擊一些國家的做法。在它的報告中，中國每年都在處決犯人的最多國家之列。但是拋開感情因素來說，這些國際組織確實推動了死刑廢止的進程，至少濫用死刑的國家將招致不同于以往的輿論壓力。
　　再來看3，本文多次提到死刑廢止的重要理論依據是對人權的尊重。問題就在于不同的國家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樣。冷戰時期世界上有幾大政治力量：資本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前兩大陣營之間，因意識形態對立的原因，對人權的理解就很不一樣。實踐上也就大不相同，否則，按照歐洲國家的人權標準來看，新中國“鎮壓反革命”時期槍斃數十萬人簡直是不可想象的。這又恰恰說明了死刑廢止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緊密聯系，聯系得緊，受它的影響深，就越有可能采取廢止死刑；排斥這套體系，死刑廢止的步伐就緩慢。對于前一個現象的最好說明就是地區范圍來看，歐盟國家全部實現了死刑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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