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全球目前實現了死刑廢除的國家在數目上已達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強。但實際上，一些大國并未包含在其中，如中國、美國和日本等。這些國家人口基數大，雖然死刑率低，每年執行死刑的絕對數量可能較大；從國際法本身來講，雖然一些國家簽訂了旨在廢除死刑的國際法，但仍處于條約的保留階段，所以關于死刑的國際法在實際上并不具有強制性。國際人權組織也僅能從道德上對這些國家進行譴責，無法采取一些強制的懲治措施。其次，無論是主張支持使用死刑還是廢除死刑，其目的都在于通過刑罰的作用來維護社會穩定，減少犯罪率。但現在仍然缺乏有效的數據來證明適用死刑和廢除死刑，究竟哪一種主張在實踐領域能夠對犯罪起到更好的威懾和預防作用，這也成為許多國家保留死刑的借口。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死刑廢止的困境來說，本文將以中國為例，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敘述：不同文明價值觀的滲透與排異；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優先性問題；社會環境的穩定與波動對死刑政策的選擇。最終回到普遍意義上對死刑廢止的探討。
　　（一）不同文明價值觀的滲透與排異。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對人權理解的差異性問題。以中國為例，作為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重要成員，今天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官方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價值學說差異甚大，現實上來說，中國對人的主流看法不同于西方；歷史上來說，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更大，“殺人償命”的邏輯有很深的土壤。所謂滲透，是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對外開放促進了中國人意識、觀念上的改變，對死刑的態度變得慎重起來。“保留死刑，少殺慎殺”；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復核權；2011年2月25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近年來較少適用或者基本未適用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使我國的死刑罪名由68個減少至55個。但是越接近文明核心概念，外來價值觀受到的阻力就可能越大。根本上，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東方文明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至今對人權的理解還是不同于西方的，只要這種差異存在，死刑廢止就面臨很大阻力。對文明核心概念的理解涉及到了主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刑廢止涉及主權。
　　（二）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優先性問題。原則上來說，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問題歷來很復雜，因為牽扯到了主權。以涉及死刑方面的國際條約為例，1997年10月27日，我國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10月5日，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國人大未批準）。理論上來講，筆耕論文，簽署了國際條約就有義務履行條約，但是中國的現階段的死刑制度顯然同上述兩個條約的精神具有較大差異，如目前某些經濟犯罪也適用死刑。如何處理國內法和國際法的優先性問題是許多國家在加入限制或廢止死刑的國際條約都將要面對的問題。技術上，每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千差萬別，但是死刑廢止的要求是統一的，本土的法律制度如何與國際法對接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三）社會環境的穩定與波動對死刑政策的選擇。通過本文第二部分的描述，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趨勢：死刑廢止更容易在穩定的社會體系中實行。中國目前處于轉型期，社會矛盾有一定積累，廢止死刑存在較大爭議。201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就指出“2009年1月至10月，全國公安機關共立各類刑事犯罪案件444.3萬起，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全國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立案數與2008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刑事犯罪案件依然處于高發時期，維護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的壓力不斷加大。”目前既有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如“3·14”事件和新疆事件），也有激發社會公憤的偶發事件（如新近塵埃落定的“藥家鑫案”）。對于上述群體性事件中涉及命案的兇手，殺還是不殺關乎國內民族和諧的問題；而對于后一種偶發事件中的兇手，殺不殺關系到的是平民憤與法律獨立公正的問題。這些情況中死刑扮演了政府的一種政策選擇，它的存留、寬嚴涉及這套制度存在的體系穩定與否。這應該是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和80年代“嚴打”期間槍斃不少人的邏輯。美國同樣如此，“1846年密歇根州廢除了除叛國罪以外所有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之后，美國就開始了廢除死刑的運動，最高峰時曾經有24個州廢除死刑”，但是經過100多年的反復，“到目前為止真正廢除了死刑的只有24個州從司法轄區的比例來看，美國仍然有約80%的司法轄區維持了死刑制度。”原因就是美國社會有龐大的犯罪數量，死刑仍然有使用的必要，1994年國會通過了《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該法案增加了不少死刑罪名數量。國情是死刑廢止必須考慮的變量，中外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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