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是國際社會事實層面的內容，而國際法則屬于價值層次的內容，兩者之間既存在張力，也存在作用反作用的關聯。始自2月的利比亞事件，暴露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在各種反思中，國際法視角的思考在人類社會日益組織化、機制化的今天尤有價值。此次國際社會干預利比亞危機，盡管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出現爭議，總體上并未脫離現代國際法的框架。2月26日，安理會1970號決議對卡扎菲等相關人員禁止出境、凍結資產。3月17日安理會1973號決議認定利比亞局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據此啟動聯合國集體安全程序，授權會員國采取行動執行決議。3月19日，巴黎峰會召開當晚法國率先開始軍事打擊；30日，有聯合國、北約、阿盟等國際組織及近40個國家代表參與的倫敦利比亞問題國際會議后，北約開始接管軍事行動。這是安理會歷史上第七次依《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使用武力，也是第一次完全因為人道主義理由而授權使用武力。由于聯合國的權威性，作為其集體安全制度唯一決策機構的安理會就成了最后的裁決機構。重要政府間國際組織決議已被中外國際法學界接受為國際法淵源之一。安理會所做出的不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還是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建議（也可以認為是一種“軟法”），都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即時國際法。
　　不同于國內法，國際法是一種橫向之法，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國際社會中國家的權力與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是合二為一的。國際法也因之被界定為是“軟法”或“弱法”。已故著名國際法學家王鐵崖指出，研究國際法就必須研究國際關系，否則國際法就會脫離實際。而從利比亞事件早期發展來看，不光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甚至連多數阿拉伯國家和部分非洲國家也主動尋求并支持對利比亞平民的人權施加國際保護。國際社會正經歷著“第四波”，人權的保護需要通過作為現行國際秩序基石的主權，筆耕論文新浪博客，在國際國內兩個層面積極落實。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完善，正日益明確當主權無力或者不愿保護人權時，通過合法途徑對于人權施加國際保護的合法性。而在此過程中，西方國家對軍事干預利比亞的熱衷既是其力量的體現，也將對國際法上人權與主權關系的未來走向產生深刻影響。
　　回顧國際法史可以發現，國際法的發展正呈現為從區域法到全球法，從戰爭法到和平法，從實體法到程序法，從國家間法到人類法等等特點。而“習慣國際法”是國際法最早的也是重要的淵源之一，其形成是緩慢的國家實踐積累過程。安理會1973號決議將成為影響“對人權施加國際保護的習慣法”確立進程的重要一環。國際習慣的確立包括“國際實踐”和“法律確念”兩個要素。國際法學者德·維舍曾對其過程有過形象闡述，概括起來就是魯迅先生的那句話，“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西方國家之所以熱衷于以人道主義理由干預他國事務，除了價值觀的差異，不能忽視其基于國際法形成規律的長遠盤算。如果說北約對前南的介入僅僅是西方群體價值的體現，那么此次利比亞事件的安理會授權無疑將成為今后確立相關習慣法所需普遍認可的重要佐證。
　　利比亞事件對中國的啟示之一就是要重視國際政治斗爭決策的國際法意義，也應善于利用甚至有意創設國際法，來進行和約束國際斗爭。
     其一，特別注重與發展中國家保持認知上的一致，闡明非西方世界的人權觀和對人權的不懈追求；
     其二，推動完善國際人權法，明確人權國際保護的條件、機構、途徑、程序以及責任，盡可能減少西方國家以人權干涉主權的法律模糊性；
     其三，把對安理會的改革主張引導到規范授權的方向上來，加強安理會軍事參謀團對授權強制行動的指揮，并建立責任制度，避免安理會在授權做出之后的邊緣化，同時限制對決議解讀的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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