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局限性
　　其一，由于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具有不成文性質，因而在確定雇傭軍概念與雇傭軍活動問題上存在模糊性。國家依據該習慣法承擔的義務也不明確。因而影響了它的法律效力。因此，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還不能形成施加于各國在限制雇傭軍活動上的強有力的義務，國家通常不會因雇傭軍活動而承擔國際責任，受到實質的懲罰。加之，國際刑事法院對“雇傭軍活動犯罪”不具有管轄權，國際社會還沒形成針對雇傭軍犯罪的國際刑事機制以追究參與雇傭軍活動或成為雇傭軍個人的刑事責任。規制雇傭軍的國際法規則還處于“弱”的態勢，其作用有限。
　　其二，各國與國際組織在雇傭軍犯罪化方面的實踐表明，雇傭軍犯罪行為的范圍似乎限于成為雇傭軍以及與雇傭軍相關的招募、資助與訓練等行為，且行為目的在于反對民族自決進程、危害另一國家的穩定或領土完整的行為。那么，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對于為各種客戶提供廣泛軍事與保安服務的私營軍事公司還不能形成有效的規制。
　　其三，從私營軍事公司興起的深刻國際政治背景看，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強的國際政治格局與非洲國家出現的暫時的權力真空成為私營軍事公司興起的重要條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推行其國家外交戰略與對外動武中十分借重私營軍事公司的力量，不僅因為這些公司尤其軍事專業上的優勢，筆耕論文，更因為使用私營軍事公司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乃至內戰，可以避免雇傭國或國籍國的國際責任。因此，私營軍事公司的雇傭國與國籍國對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的適用可能予以抵制，從而弱化其法律效力。
　　二、雇傭軍犯罪化習慣國際法之適用于私營軍事公司
　　進入21世紀，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與私營軍事公司問題相關的決議，表達了其對私營軍事公司問題的關注。在這些決議中，大會要求各國高度警惕與防止提供國際軍事咨詢和安全服務的私營公司招募、訓練、雇用或資助雇傭軍，明文禁止這類公司干預武裝沖突或破壞立憲政府穩定的行動。在大會第59／178號決議中，大會請特別報告員特別注意在國際市場上提供軍事援助、咨詢和安保服務的私營公司的活動對人民行使自決權利造成的影響。在利用雇傭軍作為手段阻撓人民行使自決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經由國際人權理事會改為利用雇傭軍作為手段阻撓人民行使自決權利問題工作組后，大會在第61／151號決議中對工作組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大會在63／164號文件中表示，鼓勵進口由私營公司提供的軍事援助、咨詢和安保服務的各國建立國家監管機制，對這些公司進行登記并發放許可證，以確保進口這些私營公司的服務在接收國不妨礙人權的享受，不侵犯人權；對一些國家通過了限制招募、集結、資助、訓練和轉運雇傭軍的國家立法表示贊成；并譴責不追究雇傭軍活動行為人罪責以及不追究使用、招募、資助和訓練雇傭軍的責任人罪責的任何形式的做法，并敦促所有國家依照國際法規定的義務，將這些人一律繩之以法。
　　聯合國大會決議表達了大會對私營軍事公司涉及雇傭軍活動的關注，認為它們的雇傭軍行為破壞了立憲政府的穩定，并對人民行使自決權利造成了影響。但是。大會要求各國保持警惕，防止私營軍事公司招募、訓練、雇用或資助雇傭軍。大會又進一步指出雇傭軍活動正以新的形式、面貌和模式出現，此處是指私營軍事公司正在以公司的合法形式從事雇傭軍活動。從大會決議以及相關條約看，雇傭軍的構成應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雇傭軍應是私人武裝組織，二是該組織實施的軍事活動意在干涉、推翻與顛覆一國的政府，對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危害，妨礙民族自決權的行使等。那么參與了此類活動的私營軍事公司理應屬于雇傭軍的范疇。因此，私營軍事公司從事雇傭軍活動也應被視為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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