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行政行為的種類與方式不斷創新,相關法律也不斷出臺,這都給行政審判帶來新的挑戰。由于法官還沒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去應對新型復雜的訴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及其行政庭需要發布司法解釋以及沒有被標記為司法解釋的司法文件,來指導、規范各級人民法院的行政審判活動。但是,司法解釋制作程序復雜、成本高、時間長,不能滿足行政審判活動的現實必要性與緊迫性。因此,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便成為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法律適用、統一裁判制度、規范審判行為的重要方式。然而,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相關法律規范尚未完善,使得其在實踐中存在內涵不清、程序不規范、內容混雜、具體適用混亂等問題。因而,對這種常態性的司法現象進行理論分析與現狀考察,對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制定與適用進行辨證的分析,是使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釋法技藝更好的發揮其功能的重要一步。本文以2000年~2018年的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為基本素材,~((1))首先對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界定,明確其與司法解釋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探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合法性以及現實必要性;其次,從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外在形式,到制定的實質內容,再到具體的適用等方面,對其進行規范描述,力求通過對其從產生到適用進行全方位的分析,來還原其最真實的存在樣態;再次,通過分析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的存在現狀,提出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缺乏明確法律規定,內容不準確、與上位法相沖突、與司法解釋內容重疊甚至超越司法權界限,以及實踐適用方式偏離現有法律規定等問題;最后,由于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內容不同,角色定位不同,不可能對其進行一攬子規定。因此本文旨在以內容為劃分標準,對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進行類型化,分別闡述各類文件得以發展的路徑,以便使行政司法解釋性文件能夠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部分,發揮其獨有的作用。
【學位單位】：湘潭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年份】：2019
【中圖分類】：D926.21;D926.13
【部分圖文】：

根據圖 4 我們可以看出，行政庭作出的文件的數量基本等于答復、批復的數量，答復與批復的數量=某一具體案件的數量+某一具體法條的數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文件數量基本等于通知、會議紀要、意見的數量總和，也等于某類案件或法律與審判規范的數量總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活動中的某一具體法律或案件請示的回應，主要由行政庭作為責任主體，以“答復”的形式作出指導；對某類案件或法律的整體性法律適用問題，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為責任主體，以“通知”、“意見”的形式作為指導。出現這種責任分工的主要原因是答復只有經高級人民法院的申請才可以作出，其制作過程具有被動性，請示的數量繁多，僅靠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制作主體無法完成如此龐大的工作量，而且請示針對的是某一法條或者某一具體案件，與具體行政審判實踐密切相關，行政庭具有更多的實際運用法律的審判經驗。而某類法律適用問題往往是對實踐中的疑難復雜、新型案件的總結，或者是在特定形勢下作出的與政策相結合的法律適用方法，這類問題往往意義重大，與行政訴訟當事人的重大權益息息相關，因此，需要代表最高審判權威的最高人民法院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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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9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