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消費者權/確立/演變

內容提要: 在消費者權的前時代，消費者作為具有平等性與互換性的民事主體，通過享有民事權利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隨著消費者保護運動的興起和蓬勃 發展 ，民法通過自身修正仍不能完全勝任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消費者權在世界范圍內得以確立并發展。考察消費者權的發展史，可知消費者權的確立與變遷是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結果。消費者權已成為 經濟 法視域中的權利，應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重新建構消費者權的 法律 概念體系，主要包括擴大消費者權的保護范圍、消費者權外延的擴張、消費者權實現機制的創新。
 
 
近年來，我國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雖然政府及時承擔了對受害消費者的社會救助責任，但對于消費者權益保護與救濟方面顯示出的法律制度的諸多無奈與困境是明顯的。制度出現不均衡的但又不能通過制度變遷做出及時和恰當的反映時，可能導致制度的失靈與失效。法律制度變遷的可能路徑是“制度—問題—理論—裁判實踐—制度”循環往復不斷上升的過程。據悉，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即將修改，這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作為 自然 人的消費者當然享有民事權利，消費者權（注釋1：筆者認為消費者權屬于經濟法的特異性范疇，有別于民事權利與公民權利。此外，程信和與楊忠孝教授也都分別從不同視角明確提出消費者權屬于經濟法特異性范疇。（參見程信和·經濟法基本權利范疇論綱[J]·甘肅社會 科學 ， 2006（1）·楊忠孝·經濟法上的權利與權力之爭[J]·法學，2009（8））。）為何從民事權利中分離而成為經濟法語境中的權利范疇，作為經濟法特異性范疇的消費者權在《消法》中應如何構建才能更好保護消費者權益？如何才能使將消費者權益的保護與救濟納入法律與制度的正式軌道？本文從 歷史 考察與制度變遷的視角來對這些問題展開探討。

一、消費者權的前時代

（一）作為平等性、互換性的民事主體權利早期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時代生產力水平低下，產品數量有限，交易范圍狹窄，消費者糾紛事件鮮有發生。同樣，在商品經濟發展初期，人們自己負責收集有關商品的信息，并根據所收集的信息自主作出判斷，自己對自己的選擇結果負責，按行契約自由原則行事。“貨物出門，概不退還”是當時商業通行的慣例[2]。到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初期，這一狀況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作為自然人的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交易關系一直是由民法加以調整的。在當時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沒有發生像今天這樣的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和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傳統民法基于平等性和互換性的兩個基本判斷，運用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則，對各種民事主體之間的活動及其產生的社會關系就能進行有效的調整。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現了自由主義思想，亞當·斯密（AdamSmith）的見解對其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市場經濟中，單個的個人成為中心。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認為，個人能夠知道什么最符合他的利益，并且其行為總是符合經濟原則的（所謂的“經濟人”）。私人自治意味著個人在經濟領域自負其責和自由行動的權利[3]。理性的市場主體能實現自己的想法，自愿參與競爭并且承受風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私人自治在法律上受到民事主體權利的保障，經濟自由主義使得人們可以去創造并且占有財富。“在典型的市民社會中，消費者是根據人格平等和契約自由（合同自由）的原則，自我負責地選擇商品和勞務，對其蒙受的損害，可以不履行合同或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這是以訴諸于一般市民法的手段保衛自己，并以此保持市民法上的平衡。這里的法益，屬于私法益。而有關消費者，公法益能成為問題的，也只不過是圍繞著商品和勞務的交易，追究詐騙罪行的刑事責任而已。”[4]民法作為人類社會最早出現的法律之一，從簡單商品經濟社會一直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作為調整人們之間商品交易關系的主要行為規范，很好地解決了人們之間商品或服務交易過程中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因此，消費者作為民事主體，通過享有具有平等性與互換性的民事主體權利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社會主體的地位喪失平等性與互換性引起“消費者”概念出現的必然性

19世紀下半葉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以來，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市場勢力的濫用和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第一，信息不對稱；第二，壟斷現象；第三，公共產品供應不足；第四，外部性。市場缺陷既是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也可以說是市場機制的內生性弊端[5]。近代民法在解決這些新發生的社會問題時無能為力，最終引發了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相應變化，使近代民法演變為 現代 民法。近代民法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的社會經濟生活，而現代民法的物質基礎是20世紀的社會經濟生活[6]。20世紀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于經濟、科技及社會的發展，專業分工細化與職業化發展，平等性與互換性判斷所依賴的基礎條件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社會主體逐漸開始分化。一方面，互換性開始喪失其基礎，社會成員在市場交易中逐漸演變成兩個固定的集團，一方是以生產、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為職業的經營者，一方是依賴于經營者獲得商品和服務而不再從事經營活動的消費者，雙方之間作為賣者與買者的地位相對固定，不再存在互換的可能；另一方面，平等性開始瓦解，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在經濟實力、信息獲取能力、組織力和市場支配力等方面逐漸拉大了差距，演變成強弱、優劣明顯的兩種群體。在這種背景下，基于平等性與互換性判斷而建立起來的傳統民法的理念、制度，不僅已經不能有效地對這種新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而且在其追求形式正義的價值目標、將社會成員抽象為自然人與法人的主體制度及一系列規則的調整下，導致嚴重歪曲的社會正義，使消費者處于“結構上的弱勢”并遭受“結構上的損害”。正如金澤良雄所言：“在當前現實經濟社會中，消費者與其對手之間在交易中之關系，實質上，通常并不是平等的關系。消費者雖基本上也許是‘王爺’，但在現實上，可以說，是一個‘弱者’。這一認識還正在不斷提高。因此，為了作為‘弱者’的消費者，作為社會法的要求，便產生了必須確保相對于市民法上形式平等而言的實質平等的要求。”[4]（P461）為此，法律體系需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新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第一類調整模式是改造傳統民法，修正其平等性與互換性的基本判斷，以實質正義作為現代民法的價值目標，并對其主體制度、責任制度等作出相應的改革，即民法社會化的內設形態。星野英一指出：民法上對人的對待向現代法變遷，可以做如下概括：首先是“從對所有的人的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承認到承認人格權”這一轉變。關于“法律人格”發生了“從自由的立法者向法律的保護對象”、“從法律人格的平等向不平等的人”、“從抽象的法律人格向具體的人”的轉變，在其背后則是“人理性的、意思表示強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轉變。進而他將這種“不是平等地對待一切人，而是向保護弱者、愚者的方向大大地前進了”的法，解釋為民法中的“人的再發現或復歸的方向”[7]。現代民法的模式主要表現為：第一，具體的人格；第二，對財產所有權進行限制；第三，對私法自治的限制；第四，社會責任。現代民法雖在違約責任及一般侵權行為責任中仍然堅持自己責任即過失責任原則，但對于許多特殊侵權行為規定了無過失責任，此外還導入了與民事責任無關的損害補償制度[6]（P25-26）。民法社會化理論，既強調民事主體的抽象平等性，又承認民事主體在具體生活中經濟社會地位存在強弱差別；既倡導合同自由，又認可強制締約；既強調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又承認特殊侵權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其以“民法社會化”名義實施的被動、殘補式的理論推進，常常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私法是建立在個人（自由）法律觀基礎上的法律形態，它以個體私益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而社會法是建立在社會連帶法律觀基礎上的法律形態，它以集體公益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如果私法可以徹底丟棄個人（自由）主義，那私法就變成了“社會法”。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私法的徹底社會化是為私法準備的墳墓[8]。確保民法普通法地位及普遍適用性的關鍵之處在于民法：抽象的人與抽象的規定，忽視或破壞這個“人”的一般性，就會將民法降格為特別法[9]。毫無疑問，民法、合同法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構建了市場經濟基礎性法律規范體系。其基本理念是：主體地位平等、契約自由、意思自治（自愿原則）、過錯責任、權利義務對等（等價有償原則）。民事權利的本質在于意思自治和維護個體利益，否則對民法所作的修正就違背了民法的基本宗旨。正如默茨、賴澤爾、梅迪庫斯和拉倫茨所共同意識到的那樣：誠然，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今天，社會關系的發展是否已接近一個臨界點，表明私法的發展已經脫離了私法的基本原則。（注釋2：相關論述可參見：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M]·王曉曄，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0·）

《德國民法典》的最新修訂（2002年1月1日生效），也就是德國債法現代化法。它增設了兩條，分別規定了消費者的定義（第13條）、經營者的定義（第14條），并將此種規定的精神體現在其債法部分的修訂之中[10]。但是，此種調整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因為民法體系從整體上說仍然是基于抽象平等自然人與法人的主體分類，消費者與經營者的主體分類與該主體制度存在著體系上的矛盾與沖突，破壞了民法體系邏輯上的自洽性。我國《合同法》盡管也將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合同關系納入該法的調整，但其第113條第2款對《消法》的援用間接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注釋3：該款規定：“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大部分國家均同時或單獨選擇了第二類調整模式，即另行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單行法律。由于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地位懸殊，在交易活動中極易受到經營者的損害，于是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出現“消費者”的概念，需要針對其弱者地位，超越傳統民法的理念與制度，對消費者權利進行全方位的特殊規定即傾斜性保護。

二、消費者權的確立與發展

1960年代以來，消費者保護運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蓬勃發展起來，許多西方國家（如美國）在民事主體權利法律體系已經相對比較完善的情況下，仍然相繼提出“消費者權”這一法律范疇。其中首當其沖的是消費者的安全保障權、知情權；要求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危害，消費者有權及時了解商品或服務的真實全面的信息。消費者權源于民事權利，但是區別于民事主體權利。

（一）消費者權在世界范圍內的確立與發展

自18世紀產業革命以來，機器生產代替手工生產，大規模 企業 代替家庭式工廠。在大量生產、大量銷售之情形下，因產品瑕疵致生損害之事件不斷發生，消費者糾紛隨之而起，惟處于經濟劣勢的消費者，卻常無法得到適當有效之救濟。有識之士，乃挺身提倡保護消費者運動，一時蔚為風行，潮流遍及世界各地[11]。消費者保護運動源起于美國，大致經歷了消費者的“無知時期”、消費者的“覺醒時期”、消費者的“成就時期”。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大致經過“競爭法、公平交易法”對消費者價格利益、自主選擇利益的保護，“產品質量法、食品藥品、化妝品安全法”對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利益的保護，“消費者信用法、分期付款銷售法、平等信貸機會法”等對消費者信用權益的保護3個階段。總體呈現出消費者權利保護范圍不斷擴張的趨勢，從保證“消費者有權獲得充分的消費品——到獲得有質量、安全保證的商品或服務——再到對消費者信用權的全面法律保護”。

1962年3月1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向美國國會發表《關于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總統特別咨文》，首次提出著名的消費者“四項基本權利”：有權獲得安全保障，即安全保障權（the right to be safety）；有權獲得正確資料，即知情權（the right to be informed）；有權自由決定選擇，即自主選擇權（the right to bechoosed）；有權提出消費意見，即批評監督權（theright to be heard）。1969年，尼克松總統又倡導消費者之第五項權利——求償之權利（the right toredress），即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時，可要求政府處罰不法廠商，并令其負賠償的責任。此外，尼克松總統在其1971年之《消費者咨文》（ConsumerMessage）中，亦提出其政府保護消費者之五項計劃，并將其列為施政重點，從而使消費者的保護，更臻完密[11] 10。1975年，福特總統又添加了新的內容，即“接受消費者 教育 的權利”（the right to ConsumerEducation）[12]。盡管各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關于消費者權利的規定不一，但肯尼迪總統提出的4基本權利及后來提出的方便救濟權、接受消費者教育的權利，逐漸為世界各國消費者立法所公認。1973年歐洲會議通過之《消費者保護憲章》共計28條，旨在制定消費者保護之國際標準與基本原則，并提供歐洲消費者最低之保護[13]，即： （1）消費者有受保護及協助之權利（ the right to protection andassistance）； （2）消費者有損害賠償請求權（the rightto redress fordamages）； （3）消費者有明確事實真相之權利（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4）消費者有受教育之權利（the right to education）； （5）消費者有表達意見及咨詢之權利（the right to representation andconsultation）。為能確保上述消費者5大權利，該憲章要求各會員國采取下列各種步驟：提供全國性及地方性消費者咨詢服務；監督公平交易法之執行；確保適當售后服務，以使消費者免受廠商之迫害；規定食品標簽上，必須正確標示各種化學成分。《聯合國保護消費者準則》（1999年擴大版）確立了上述消費者“四項基本權利”及方便救濟權利、接受消費者教育的權利[14]。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理事會、E. ScottMagnes、IOCU（國際消費者聯盟組織）及我國李昌麒教授等對消費者的權利分別進行了宣示闡述。具體內容如下表所示（見表一）[15]，呈現出消費者權利意識不斷增強，消費者權利空間逐步拓展，筆耕論文新浪博客，消費者權利保護不斷國際化的趨勢。

（二）我國消費者權的確立與變遷

1.對消費者權益的極大損害：消費者生活必需品處于短缺狀態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中，政府是經濟的惟一的計劃者和組織者，國家或社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計劃經濟的特征是集中化，即個人單個的計劃被國家的總體經濟計劃所取代或受限制（結構、投資、生產和經營方面的調控）。國家計劃規定生產和消費的每一個細節，生產和消費不再以市場情況為依據（例如 參考 一個產品的需求）。市場經濟中典型的競爭和交換原則被分配所代替（例如，規定將什么原料和多少原料用于生產經濟計劃中規劃的產品）。而市場價格就被一般性的指標或者為特定企業規定的指標而取代。這些指標包括 工業 產品生產指標、凈生產指標、利潤指標、出口指標、基本材料費用以及國家規定的出售價格等。分配和指標是調整生產和進行管理的核心工具。因此，在計劃經濟中，法律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計劃的嚴格完成[16]。國家計劃調控，不承認私有財產，為了國家而生產的經營者不用負責任，生產經營者沒有提高其績效的積極性（政府失靈）。生活消費品主要依國家計劃實行定額供應，消費者憑票購買，消費品極其短缺，消費者關心的主要是能否獲得足夠的生活必需消費品，基本談不上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表一：

    

2.改革開放：消費者權保護步入法制軌道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企業開始成為自負盈虧獨立的市場主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消費需求主要依賴市場供應而滿足，消費的范圍與層次進一步拓展和深入。但同時，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現象也逐漸增多。隨后，黨和政府加強了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1997年以來 中國 消費者協會每年都確立一個主題進行消費者保護宣傳工作。這些活動強化了消費者保護意識，提高了我國消費者保護的水平[17]。《民法通則》（1986）、《合同法》（1999）從民事權利角度對消費者權益進行保護，民法規定的契約、人格、物、所有權等構成市場經濟最基礎的部分。民商法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范，行政法、刑法、程序法等都在各自調整范圍內，運用自己的調整手段和方法保護消費者權益。

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確認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其后，國家加強經濟立法。為了保護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國家進行了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核心的市場規制法律制度建設。1994年1月1日正式實施《消法》。這部法律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直接目的，為有效制止違法經營，從根本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消法》第2章專門規定了消費者的9項權利。而《廣告法》（ 1994 ）、《產品質量法》（1993）、《價格法》（1997）、《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等法律法規的出臺與實施，適應了當時的客觀要求，基本形成我國以消費者保護為核心的市場規制法律制度體系。還有一些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法規也相繼制定出來，包括：《制止牟取暴利的暫行規定》（1995）、《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1999）、《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1999）、《反壟斷法》（2007）、《食品安全法》（2009）等。尤其是《反壟斷法》（注釋4：我國《反壟斷法》第1條開宗明義：“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王曉曄認為：《反壟斷法》是實質意義上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的市場經濟法制與國際接軌。以它的實施為契機，可望深化對我國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3.風險社會：呼喚消費者權保護的創新與突破　風險社會已經來臨，現實生活中各種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風險因素增加，如近年來我國食品藥品領域重大安全事故頻發。這一方面說明民法、合同法已不能勝任對消費者權的保護，消費者權已經超越民事權利范疇；另一方面表明社會生活的發展呼喚法律制度的變遷。當制度不能適應現實需求且又不能通過制度變遷做出及時和恰當的反映時，可能導致制度的失靈與失效。廣東、浙江、上海、新疆、寧夏、湖南等省份和自治區已修訂了消費者地方權益保護條例[18]。以福建省為例，　　1998年通過《福建省保護農民購置農業生產資料權益的若干規定》，是全國第一部以農民消費者為對象的地方性法規； 2000年通過《福建省商品房消費者保護條例》，是全國第一部針對商品房消費的專門性法規。

1999年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辦法》明確將加工維修業、娛樂業、美容美發業、 交通 運輸業（包括民航、鐵路、航運等）、 旅游 業、公共服務業（包括汽車、電視、郵政、電信、醫療、衛生、水電氣等）、照像沖印業、商品房開發、住宅裝修、電視購物、網上購物、農資等20多個行業的經營行為均納入消費者保護范圍；對侵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或者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應當給予5萬元以上的精神賠償；并且首次明確規定損害消費者人格尊嚴權的精神損害賠償下限。又如，浙江省2001年《浙江省實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既結合浙江實際，又有創新和發展，其創造性突出地表現在兩方面：首次規定患者的諸多權利，將患者納入消費者的范圍，擴張了消費者概念的外延；將“三包”制度引向商品房銷售領域。

2002年《上海市消費者保護條例》頒布施行，規定了產品召回制度、消費信息發布制度、行業年度調查監督制度、披露投訴制度、產品和服務質量標準，增加了保護消費者隱私利益、個人信息保密權規定。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擴大了消費者保護的領域和力度，規定了對房地產欺詐行為增加賠償的責任，并規定醫療過錯造成消費者人身傷害、診療時間延誤和診療費用增加的情況應承擔法律責任。2004修訂的《安徽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28條規定了消費者在一定條件下享有反悔權。（注釋5：《安徽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28條規定：“經營者以郵購銷售、電視（電話）銷售、互聯網銷售等方式銷售商品的，應當保證商品的質量、性能、規格等與廣告宣傳相一致，并按照承諾的時限提供商品。經營者未對提供商品時限作出承諾的，應當自收到消費者匯款之日起3日內交寄商品。以前款規定方式銷售的商品與廣告宣傳不一致的，消費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內退貨，經營者應當承擔消費者支付的合理費用，并不得向消費者收取任何費用；有質量問題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理。”）2007年修訂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29條作了類似的規定。上述地方性立法對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起到了積極作用，推動了我國《消法》的完善修訂工作。2008年10月《消法》的修改被列入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規劃中。

三、消費者權對民事權利的突破與超越：基于判例樣本的分析

（一）消費者權已超越消費交易合同中經營者的附隨義務

案例1：楊艷輝訴南方航空公司、民惠公司客運合同糾紛案

徐匯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民惠公司只是根據代理合同為南航公司代銷客運機票，并非客運合同的主體。合同義務有給付義務和附隨義務之分。給付義務是債務根據合同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附隨義務是在給付義務之外，為保證債權人利益的實現而需要債務人履行的其他義務。只有承運人正確履行了這一附隨義務，旅客才能于約定的時間到約定的地點集合，等待乘坐約定的航空工具。上海有虹橋、浦東兩大機場，確實為上海公民皆知。但這兩個機場的專用代號SHA、PVG，卻并非上海公民均能通曉。作為承運人的被告南航公司，應當根據這一具體情況，在出售的機票上以我國通用文字清楚明白地標明機場名稱，或以其他足以使旅客通曉的方式作出說明。南航公司在機票上僅以“上海PVG”來標識上海浦東機場，以致原告楊艷輝因不能識別而未在約定的時間乘坐上約定的航空工具，南航公司應承擔履行附隨義務不當的過錯責任。至于被告南航公司、民惠公司是否必須在其出售的機票上以我國通用文字標明機場名稱，應由其上級主管部門加以規范，不屬本案處理范圍。

2003年4月28日，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向中國民航總局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對同一城市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民用機場，航空公司及航　空客運銷售代理商填開機票標明出發地點、使用機場專用代號時，應使用我國通用文字附注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說明，以保證客運合同的履行，提升我國民用航空行業良好的服務形象。”

1861年德國學者耶林發表了《契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的損害賠償》一文，探討了對合同訂立階段信賴關系保護的必要性，提出了締約過失責任理論，從而首開附隨義務理論的先河。隨后，合同附隨義務逐漸出現在民法的判例學說之中。在沒有法定和約定的情況下，合同當事人為了確保合同目的的實現，以及保護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應當承擔告知、說明、照顧、保密等義務。自耶林發表《締約上過失、契約無效與不成立時之損害賠償》后，《德國民法典》首先對違反合同義務的締約過失責任作了規定。例如，其122條規定，意思表示因缺乏真意而無效，或因錯誤、傳達不實而撤銷時，“如果該意思表示向另一方作出，表意人應當賠償另一方，其他情形下應賠償第三人因相信其意思表示行為有效而受到的損害，但賠償數額不得超過另一方或者第三人于意思表示有效時所受利益的數額”。在《德國民法典》的倡導下，一般締約過失責任日漸為各國所確認[19]。附隨義務“并非如給付義務之自始確定，而系隨著債之關系的發展，于個別情況要求當事人之一方有所作為或不作為，以維護相對人之利益，于任何債之關系（尤其是契約）均可發生，固不受特定債之關系類型之限制也。”[20]附隨義務雖然可以普遍適用于債的不同類型，但附隨義務仍然具有債的相對性，是合同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所負有的義務。在案例1中，法院認定在客運合同中，明白無誤地向旅客通知運輸事項，就是承運人（經營者）應盡的附隨義務，南航公司應承擔履行附隨義務不當的過錯責任。處理本案的法院很好地適用了《合同法》規定的經營者對消費者負有附隨義務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值得稱道。